一
最近10多年一直在全國農村調研，感受到了中國農村巨大的變化。2004年主持成立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10多年來中心師生累計在全國調研數萬個工作日。2013年至2015年中心師生利用春節返鄉機會撰寫回鄉記，2013年寫了60多篇，2014年和2015年各寫100多篇。從中心師生所寫近300篇回鄉記來看，雖然每個人的家鄉不同，看問題角度不同，所寫主題也不同，但所有回鄉記都自然而然匯成一個時代主題，就是當前中國農村正經歷史無前例的鉅變。在讀中心研究生所寫回鄉記時，這些年齡比我小20歲的同學普遍強烈地感受到了家鄉鉅變，有趣的是，他們所記憶小時候的家鄉，也就是1990年代的農村狀況，竟然與我小時候家鄉記憶十分相像。再向上推，人民公社時期、建國前乃至秦漢以來2千多年的中國農村，生產力當然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生產關係也差異極大，但是，在2000年以前的數千年，中國農村的農民，主要收入來自農村尤其是農業，村莊相對封閉，農民很少流動，村莊結構相當穩定，農村社會的變化極其緩慢。因為社會變化緩慢村莊結構有能力通過自身調整來應對和吸收這種變化。到了2000年的世紀之交，中國農村普遍出現了農民大規模地進城務工經商，農民家庭收入越來越依賴村莊以外的城市工商業收入。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進城，農村留下老弱病殘，普遍出現了空心化。農村發生了史無前例的鉅變。
將田野調查所形成的感覺訴諸統計數據就更有說服力了。2000年中國的城市化率為36%，2014年中國城市化率已超過53%，短短十幾年，中國城市化率提高了接近20%，也就是說，十多年時間，中國城市化率提高了大約1/5，農村人口的大約1/4進城了，他們在城市就業，從城市獲得收入，主要時間在城市度過。相應地，農村人口越來越少，農業相對農民家庭收入越來越不重要。農村不再是農民唯一活動的空間了。
在2000年的世紀之交，中國農村發生了三個層面的鉅變，第一個層面是國家與農民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數千年來國家都是從農村提取資源，皇糧國稅不可免，到2006年國家竟然取消了農業稅。傳統的以收取農業稅為中心形成的國家與農民關係面臨巨大轉型。國家不僅取消了農業稅，而且拿出越來越多財政資金支農，到目前，國家每年涉農轉移支付超過萬億；第二個層面是農村長期穩定的社會結構的變動，不僅建立在家庭以上的村莊基本社會結構如宗族、門子等家庭聯合體受到衝擊，而且家庭結構本身也處在鉅變之中；第三個層面是農民價值與意義世界的變化，傳宗接代觀念受到衝擊，為什麼活，活著要幹什麼，現在成了問題。
上述三個層面的鉅變當然不是在2000年的世紀之交突然開始的。近代以來，西方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國門，中國被迫走上現代化之路，中國就開始告別已經循環數千年的傳統社會，走上了鉅變之路。這樣一個鉅變發生在各個方面，核心是工業化和城市化。這個鉅變積累到1990年代時，中國農村仍然居住著70%的中國人口，農村社會仍然相對封閉，農村社會結構仍然穩定，一切都好像在變又未變。到了2000年，農村變化就到了一個關鍵節點，猛然間加快了速度，形成了對所有觀察者震憾的能量，以致於相對2000年以來的農村鉅變，過去數千年的農村似乎沒有變化。
二
中國農村的這樣一種鉅變，最顯著變化是幾乎所有農村青壯年進城務工經商，主要收入來自城市，主要生活場所也是城市。這樣一個變化是農民選擇的結果。一方面城市有了越來越多就業機會，一方面體制改革為農民提供了進城的保障。農民進城，中國農村一直以來人多地少的問題就有很大緩解，農民收入持續提高，農村貧困大幅度減少。這個意義上，農民進城是農民的選擇，也是他們福利的改進。農民進城不是被迫的而是主動的。同時，在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階段，農民進城往往只是家庭青壯年勞動力的進城，而不是全家進城，因為全家進城的成本太高，農民工的收入不足以支持他們家庭在城市的體面生活。農民選擇了年輕子女進城務工經商、年老父母留村務農的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家計模式。當前中國大約70%的農民家庭選擇了這樣一種半工半耕的家計模式，這樣一種家計模式可以同時獲得務農收入和務工收入，而農村生活成本比較低，這樣就可以讓農民家庭每年都有經濟的節餘。有節餘的日子才是比較好過的日子。同時，這樣一種半工半耕必然出現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大量青壯年勞動力進城造成農村空心化，之前維繫農民基本生產生活秩序的社會結構也開始變化。
農民進城，對農民家庭來說當然是利大於弊，對村莊生產生活秩序則是弊大於利。正好國家自2000年以來開始大規模向農村轉移支付，不僅為農村最弱勢群體提供了低保和困難救助，而且為農民建立了相對完善的新農合、新農保支持，從而為農民提供了基本保障和社會保險的保底，緩解了農村中的絕對貧困。國家支農資金還為農民提供大量的水電路等基礎設施。農村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正在快速改善。
國家投入解決了一部分農村存在的問題，但國家投入不是萬能的，因為國家不可能為所有人提供全面完善的公共服務，很多公共服務要靠農民自己來做。國家可以為農民提供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但國家無力解決從國家投入到農民需求“最後一公里”的問題。這樣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中普遍存在的“最後一公里”問題並不是工程問題，更不是國家投入的問題，而是農民組織問題，即這些與農民生產生活基本條件密切相關的事務必須要由農民自己組織起來解決。國家不可能為每一個農戶打掃他們門前的生活垃圾。在傳統的維持村莊基本生產生活秩序的力量弱化甚至解體，而國家又無力來接替時，農村社會就出現各種問題。
這些問題不僅表現在垃圾這些看得見的問題上面，而且表現在人情惡性競爭、住房無序攀比、人際關係變得冷淡、賭博越逾普遍、地下宗教氾濫等等方面。這些問題幾乎表現在農村社會的每一個層面，且正是這些問題聚集起來呈現出驚人的農村鉅變，這些鉅變觸動每一個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春節返鄉的人們。
三
中國農村規模巨大，幅員遼闊，2000年世紀之交發生的農村鉅變在不同區域又有差異。總體來講，當前中國農村可以從經濟發展水平上劃分為東中西部農村，和從村莊社會結構方面劃分為南中北方農村。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1990年代以來，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快速發展，已經形成包括農村在內的城市帶，這些沿海東部城市經濟帶，大量外來人口湧入，農村不僅沒有空心化，反而變得更加繁榮。從東部地區農村內部看，少數村民通過辦廠經商發家致富，成了企業家，大部分村民卻只能在已經形成的全國勞動力市場上務工，獲得有限收入。外來農民工則很難融入到沿海發達地區，他們在發達地區賺錢，而準備回自己家鄉消費。也就是說，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農村已經出現了嚴重的經濟分化，及因此而來的社會分化。
中西部農村經濟相對欠發達，大量農村人口流出，甚至有農民全家進城不再種地，這些進城不再種地農戶將土地流轉給仍然要依託土地獲得收入的家庭，從而在農村形成了大約佔農戶總數10~20%的主要收入在農村、社會關係在農村、家庭結構完整、總收入不低於外出務工收入的所謂“中農”家庭，這樣的“中農”加上留守農村的老弱病殘，形成了一種相對穩定的結構，從而為國家資源下鄉和農村內生秩序的維繫提供了可能。
從南中北的區域差異來看，因為歷史和地理等等原因，在中國南方的大部分省區如廣東、福建、江西、廣西等農村，村民大都是聚族而居，村莊與宗族合二為一，宗族組織較為健全有力，農民的宗族觀念也相對較強。因為存在如宗族這樣的結構性力量，面對快速變遷，雖然宗族本身正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但在這個過程中，宗族卻仍然可以在一些方面回應衝擊、緩解衝擊。華北農村，村莊內一般都分為若干小親族集團，不同小親族集團在面對外來衝擊時，可能會以更加激烈的內部競爭表現出來，所以很容易出現離譜的面子競爭。長江流域的中部農村，在農民家庭之上缺少強有力的結構性力量，是所謂原子化村莊，這樣的原子化村莊中，自上而下的行政性力量對於維繫基層秩序、解決農民基本生產生活秩序更加具有重要性。
四
2000年以來中國農村正在經歷史無前例的鉅變。這是中國一百多年持續進行的現代化最終在農村地域上的體現。這種鉅變還會持續很多年。這個數億農民生活於其中的鉅變的中國農村已經出現很多問題，還會產生新的問題，這些都需要整個社會的關注，不僅讓農村緩解鉅變帶來的不適與痛苦，而且最終與城市一起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2015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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