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罰的目的是讓人迴歸"善"的本性，或者說迴歸到可以自我約束的平衡狀態，因為只有平衡才能保持穩定，平衡一旦被打破，受害的或將是每一個人。
這個社會需要看得見的刑罰，更需要看不見的刑罰，而後者應該是良心與人性。
作為一名監獄警察，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
如何向社會介紹監獄？
或者說，向社會介紹什麼樣的監獄？
這是一個涉及監獄職能的話題，也是一個涉及監獄在社會治理活動中功能定位的話題。
如何客觀全面認識這個話題，不是個簡單的事情，哪怕是身在其中的我也僅僅只能理解某一個方面。
監獄到底什麼樣？一千個人或許就有一千個答案。
我不由想起曾經在清華大學培訓期間，張文老師在講座中說的，"給我們惹麻煩的不是未知的東西，而是我們已知的東西！原來不是這樣子！"
現實更為尷尬的是，在已知和未知之間還有一個"似是而非"的模糊空間，讓人對一個事物不是無知，而是事先設定了各種自以為是的"已知"和"真相"。
我曾經參加過南京女子監獄和南京某名牌大學聯合組織的一個交流活動，來自學校法學、社會學、商學和國際關係學專業的21名師生前往監獄參觀，並就自己所關心的話題和監獄警察對話交流。
在介紹情況時，監獄負責活動的同志說了一個細節，說進監獄參觀前有位同學問要不要穿一件毛衫。其時，南京豔陽高照，氣溫近30℃。
我沒有和這位同學細聊，但我知道這種擔心來自哪裡：不是因為未知的擔心，而是因為"已知"的擔心，她的心裡或已經有了一個陰冷的監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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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與邪惡的較量
無論從情理、道理，還是從法理上講，邪不壓正，也不該壓正，這是正常的價值導向和公平正義取向，但我認為正義與邪惡的較量是需要條件和環境的。
每個人都有一個與自己相關的安全感指數。我們可以設想一下：一個週末，你（一位漂亮女生）乘坐最後一班地鐵回到郊區的學校，出站後你發現地鐵站附近的單車沒了，出租車也沒了，只能步行回學校。而更加倒黴的是，你遇到了一個人，他鬼鬼祟祟地跟在你身後。
隻身一人，你突然想起早晨新聞上播報了一則通緝令，犯罪嫌疑人仍未抓捕歸案。此時，你的安全感指數可能是-100（體育學院散打專業的同學安全指數可能會略高一點），甚至更低，心跳加快，呼吸急促，雙腿發軟！
這不是懦弱，這是一個人的正常心理和生理反應。因為大多數人都沒有受過專業的訓練，當你面對一個一無所知的潛在敵人的時候，你的大腦可能是空白的。
此時，後面趕過來一位同樣晚歸的同學，看到他，你的安全感指數可能會上升到50，至少你有了一些底氣，萬一有危險，至少你可以通過求助同學的方式與對方對抗。
這時，從後面又趕來了一位體育學院的同學，並且他還是你的同鄉，此時你的安全感指數會立刻上升到200以上，甚至更高。
正在你們與這名“陌生人”周旋的時候，遠處有一輛閃著警燈的車開了過來……
是誰讓你的安全感指數爆表呢？
是不是有人把壞人抓住、看牢才讓你更安全呢？
正義與邪惡的較量是需要條件和環境的，而且鬥爭的結果也一定是與條件和環境關聯的，從道義上講，正義一定也必然要壓倒邪惡，但是在某一個階段或者環節，邪惡卻可能佔據上風，這是不爭的客觀事實。
"法網恢恢疏而不漏"說的是這個道理，但這是事後救濟，事實傷害已然造成了，未雨綢繆則更為重要。
國家暴力機關的存在，包括軍隊、警察和監獄的存在就是對邪惡的震懾和管控，沒有這種震懾，沒有這種管控，作為個體的人，我們對邪惡較量的勇氣和力量就會削弱，至少處於劣勢。
從這個角度講，思考“監獄存在的社會價值”就不難了。
監獄是幹嘛的？
監獄是集中控制和管控邪惡的地方。有了監獄的存在，那些危害了社會的人被得以懲罰和改造，那些可能會危害社會的人被得以警示和告誡。
監獄的存在既是必然，也是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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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與個體的偏見
我會經常問熟悉法律的朋友這樣一個問題：您認為在刑事法律環節，監獄機關發揮著怎樣的作用？在得到各種答案或得不到答案之後，我都會把我的理解說一下。
如果把刑事法律比喻為看病救人的話，那麼公安機關可不可以說是"掛號"環節，檢察機關是不是類似生化檢查和核磁共振等"術前檢查"環節，法院則是專家會診及"手術"環節，完了以後就到了監獄這個"住院部"環節。
相對於前三個環節，住院環節週期最長，這裡的醫生不僅要懂醫護，還得懂一些心理學和營養膳食方面的知識，這樣才能幫助住院病人早點康復。
現實是，人們不舒服了都去門診看醫生，很少有人說到住院部找醫生。反觀過程，住院部的醫生對病人的觀察分析才應該更透徹和全面。"最牛的醫生在門診"，這是不是一個認識上的偏見呢？
每個環節都有專家，只是分工不同。
這就涉及一個研究方法的問題，是"從前道工序到後道工序"？還是從"後道工序到前道工序"？是"從一般到個別，還是從個別到一般"？
比如，對犯罪和預防犯罪問題的研究，我們是從個案問題推演群體預防，還是從群體預防解決個案問題。客觀地說，哪種方法都沒有錯，對於不同的問題可以採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階段也需要不同的方法，不偏頗就好。
問題就在於我們常常以偏概全。
所有的服刑人員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他們的身份是"服刑人員"，但每一個服刑人員又有著不一樣的問題。他們身上發生了什麼，為什麼犯罪，犯罪造成了哪些社會危害，服刑後他們對法律的理解和認識又發生了哪些變化？
對此，我們不能一概而論。
有一次接待社會人士來監獄參觀，一位老兄說“這裡面的人全是渣子。”因為不熟悉，我沒有說是或否。當我說有“有一家三口同時在這兩個監獄服刑” 時，這位老兄說，“一家人都是渣子。”
我回復他，“也不能這麼說，對每一起犯罪都需要個別化分析和判別，我剛才說的三人是因為女的不堪前夫騷擾和暴力侵害，同樣忍無可忍的爸爸和弟弟幫她除掉了那個‘禍害’。”
"噢，這個情況除外。"那位老兄回我。
"雖然她的這個家庭是受害的，但他們確是犯罪之人。他們用非法的手段維護合法的權益，並且非法剝奪了他人的生命。這是犯罪，但不能簡單地說他們是好人還是渣子。 "我說。
張文老師在講課時說的特別好，"放棄舊的比學習新的要難的多"。監獄裡每一個服刑人員都有故事，我們不可能用一把鑰匙打開所有的人，也不能用發生在別人身上的原因推演到另外一個人，每個人都需要一把鑰匙。
對監獄裡發生的事情，對於服刑人員身上發生的事情，不能用偏見代替客觀，不能用感性代替理性。只有這樣，我們的主觀才會距離客觀更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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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罪與悔罪的區別
因為工作需要，我和同事約見過一個迴歸人員。
對於回訪刑釋人員這事，我覺得非常必要，因為這樣的個案跟蹤對於反觀在押服刑人員的教育改造以及增強社會治理及犯罪預防的針對性有意義。
去之前，我的同事提醒我儘量不要跟他談過去的事情（服刑），怕他有牴觸。但這是一個迴避不了的話題，而且我覺得這個問題一定要問，因為這個問題可以反映出他的內心狀態，以及他對法律、對秩序與規矩是不是有了真正的理解。
我說如果給你一次機會，會不會當面向受害人說"對不起"？
他愣了，說"我即使說了對不起，也不是發自內心的，因為我已經受到了法律的懲罰，為自己的犯罪付出了代價。"
我說，假如是你的家人受到了某種傷害，你希望不希望對方可以道歉？他說，"不希望自己的家人受到傷害。"
雖然沒有得到我想得到的答案，但這個問題至少會帶給他一些思考。
刑罰不是目的，只是一種手段。
刑罰的目的是讓人迴歸"善"的本性，或者說迴歸到可以自我約束的社會平衡狀態，因為只有平衡才能保持穩定，這種平衡一旦被打破，受害的將是每一個人。這個社會不僅需要看得見的刑罰，更需要看不見的刑罰。正如汪大正老師所說的，"道德是最高的法律，法律是最低的道德"。
這裡面既有個體的人對法律的敬畏，也有群體的人對法律的維護，兩者不可偏廢，其良性的承輔關係可以讓社會治理的成本降到最低。
但現實總有一些人，你跟他講道德，他給你講法律；你給他講法律，他給你講道德，總能為自己的過錯和罪責尋找到藉口，佔領兩個高地。
監獄裡關押了形形色色的服刑人員，他們有罪，但也有極少數人不認為自己是犯罪，甚至將犯罪原因歸咎為家人、他人或社會，這裡面有道德的缺失，也有文化和情感的缺失，有底線和法律的缺失，但根子在於人性。
研究犯罪這個問題最大的樣本在監獄，因為在刑罰執行環節，具有天然的研究條件：第一，有足夠的時間對他們進行研究；第二，有足夠多的樣本，而且是類別多元的樣本；第三，可以系統地進行研究。
罪和悔罪是兩個事，但幫助有罪的人認罪悔罪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天下事還有什麼比徹底改變一個人更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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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與風險的轉換
人們常說"最危險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
放在監獄這裡，我覺得特別合適。你想，關在監獄裡面的都是些什麼人，這樣一個服刑人員集中的地方是不是最危險的地方？
事實上，監獄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因為在這裡的每一天、每一個小時、甚至每一分鐘，每一個樓宇、每一個樓層、每一個房間、每一個門、每一扇窗戶，每一個人、每一件事、每一個環節，都得到了嚴格和規範的管理。
"風險"在這裡得到了有效的管理和控制，所以說，監獄是最危險的地方，但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只是這個安全和危險是相對你我而言。
監獄和每個人也都有關係。
監獄就像一個負載的液化氣鋼瓶，鋼瓶堅固，但並非牢不可破，一旦"洩露"，風險就轉變為危險。
這監獄的大門就是社會安全的閥門，只有監獄警察守好了這道閥門，有效管控住這些可能演變為危險的風險，社會才會安寧。
有些服刑人員確實像被關在籠子裡的老虎，它不是不傷人，而是沒有傷人的機會，一旦具備了某種條件，它也會傷人。
公開的數據表明全國有140多萬服刑人員，相當於東部沿海發達地區一個設區市的常駐人口規模。大家想象一下，如果這個市的140萬人全部換成了服刑人員，誰還敢去這個地方？
把監獄這麼一個充滿了危險的地方管理的井井有條，絕非一日之功，更絕非一人之力。監獄裡，每天都有警察和服刑人員的鬥智鬥勇，也有警察的焦慮與壓力、犧牲與奉獻，不管你看見或沒看見。
對於"有之未必然，無之必不然"的東西，我們常常會忽略，就像我們很多人對監獄不瞭解，也不想了解一樣，"監獄和我有什麼關係！"
央視《開講了》一期節目裡，撒貝寧對話清華大學生物學家顏寧教授後，說了這麼一段話。
他說，"顏寧教授曾經說過這麼一個故事，在古希臘神話傳說裡，一個神做了有利於人類的事之後，為了獎勵他，眾神之王宙斯把他帶到神殿裡，開一扇窗戶，讓他看一眼宇宙的奧秘。這是對一個傳說中神的獎勵。今天，我們都是普通人，我們能夠以凡人之心凡人之眼去探知這個世界的奧秘，我覺得這是人生最大的獎賞。希望更多的孩子能得到這個獎勵，打開那扇窗戶。"
監獄工作也是如此，它給了我們科學認識服刑人員、科學管理服刑人員、科學矯正服刑人員的機會，也給了我們為社會管控危險、提供公共安全產品的機會。
這也是對監獄警察的獎賞。
每當看到這城市的安靜祥和與燈火闌珊，每當看到這社會的井然有序和公平正義，每當看到服刑人員的悔罪自新與順利迴歸……
我心安，也覺得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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