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年科夫是馬克思在19世紀40年代的親密朋友，他與馬克思的通信從1846年5月持續到1847年12月，其中最重要的是1846年11月1日安年科夫致馬克思的信以及1846年12月28日馬克思的回信，後者被稱為“歷史唯物主義的八封信”之一。他們在這幾封信裡討論了蒲魯東的著作《貧困的哲學》。安年科夫贊同蒲魯東的經濟觀點，但他反對浦魯東的哲學思想。在馬克思看來，不僅蒲魯東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是謬誤，而且他的哲學思想也是可笑的，因為他“沒有從現代社會制度的聯結中瞭解現代社會制度”。
在馬克思的所有俄國朋友中，巴枯寧無疑是最重要的對手，他們從親密朋友到思想論敵，從共同合作到政治鬥爭，在19世紀國際工人運動的舞臺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印跡。1864年11月他們在倫敦重逢，但是幾年之後，他們就開始了激烈的鬥爭。1868年10月的“同盟事件”是他們的第一次裂痕，馬克思恩格斯領導的第一國際拒絕了巴枯寧的要求，即“國際社會主義民主同盟”作為支部加入協會，但同時保持自身的獨立性，最終巴枯寧被迫讓步。幾個月後，巴枯寧與馬克思再次因為繼承權產生激烈的爭論。巴枯寧向第一國際總委員會提出廢除繼承權的提議，馬克思反對把廢除繼承權作為社會革命的起點，認為繼承權的消亡是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改造的自然結果，起草了《總委員會關於繼承權的報告》，雙方的報告成為第一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的爭論焦點。馬克思在《政治冷淡主義》、《巴枯寧一書摘要》等文章中對巴枯寧無政府主義的批判，成為第一國際最終戰勝無政府主義的理論武器。
丹尼爾遜和拉甫羅夫是馬克思恩格斯終身保持親密關係的俄國朋友。丹尼爾遜與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從1868年開始一直保持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前夕。丹尼爾遜是最早開始在俄國翻譯和出版馬克思著作的人，他不僅是《資本論》的重要譯者，而且是馬克思恩格斯其他重要文章和著作的俄文譯者和出版者。拉甫羅夫在1870年流亡國外後開始與馬克思恩格斯通信，他一直為馬克思的《資本論》提供俄文資料，在自己創辦的《前進！》上向俄國工人介紹馬克思恩格斯領導的國際工人運動。雖然在馬克思與巴枯寧的鬥爭中，他曾在《前進！》雜誌第二期上提出過反對意見，但他最終還是支持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逝世後，他代表俄國社會主義者發表了輓詞，高度肯定了馬克思對現代資本本質的深刻揭示和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深刻洞察力。1895年恩格斯逝世後，他向馬克思的女兒愛琳娜·馬克思寄去了紀念馬克思恩格斯的書信，稱他們為最偉大的社會主義泰斗。
查蘇利奇和普列漢諾夫是馬克思思想的忠實追隨者。1881年2月，查蘇利奇代表勞動解放社的部分成員請求馬克思談談對俄國社會發展前景和俄國農村公社命運的看法。馬克思的回信四易其稿，成為內容極其豐富的關於俄國農村公社的綜合性概述。19世紀80至90年代，查蘇利奇和普列漢諾夫與恩格斯保持密切的通信，翻譯和出版《共產黨宣言》、《僱傭勞動與資本》、《恩格斯論俄國》等著作，通過勞動解放社、《火星報》、《曙光》等傳播馬克思主義。1894年，普列漢諾夫出版《論一元論歷史觀的發展》，得到恩格斯的極大讚揚，標誌著俄國馬克思主義的誕生。
[本文為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三五規劃”2017年度項目“馬克思主義研究專項”《均衡與共享：“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廣東方案研究》（MYZX201709 ），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三五”規劃2017年度一般項目《孫中山與列寧的關係及其對中國道路的影響研究》（GD17CMK03）的階段性成果，並受廣州城市精神與城市形象重點研究基地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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