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左）與梁啟超。
1895年《點石齋畫報》上刊登的“公車上書”的情景，並未出現康有為這位所謂“領導者”的名字。
隱遁的時光，有時會在特定的時刻顯現出來。當黃昏的餘光將暮色塗滿曲曲折折的衚衕，過往的一切就會在金黃與幽藍之間浮現出它的樣貌。
一座隱藏在衚衕中的逼仄院落，緊閉的門窗將寥寥無幾的窺視目光擋在了外面。門旁“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的牌子，在經歷33年的風霜雪雨後，顏色也黯淡下來，上面鐫刻著七個墨綠色的字“楊椒山祠（松筠庵）”。過去的幾十年，它一直被遺忘在時光的角落裡，日復一日尋常生活的塵埃將它掩埋起來。但在一個世紀前，這裡卻是來北京遊覽的文人雅士必去的場所之一。
楊椒山 以身許國的前朝忠臣
“院落風雅，迴廊蜿蜒，別有趣味”，1915年來中國遊歷的日本民俗學家中野江漢，曾經如此稱讚這座小小的祠堂，並將自己的所觀所感記錄在私人遊記《北京繁昌記》中：“有一風雅之古亭，曰‘松筠庵’。門前土壁有石刻之‘楊椒山先生故宅，乾隆乙巳七月轂旦汾陽後學曹學閔書’”。穿門而入，院內更有清代書法家劉墉書丹的石碑和乾隆皇帝御製的《旌忠祠詩》。
在中野江漢筆下，松筠庵是全書中唯一令他“悲賞不置”的建築。因為這座祠堂昔日的主人，明代忠臣楊繼盛（椒山）是“一代之奇快男兒”，“當世宗晚年嚴嵩為相，親小人，遠賢臣，內政紊亂，釀成明社將屋之危機。時椒山為兵部員外郎，不忍睹國家顛危，上疏數嵩十大罪狀，並劾五奸，遂觸上怒，詔下獄。而百折不撓之忠臣，遂作菜市口行刑場劊子手之煉刀器矣，豈不重可哀哉！”他也記錄下了楊繼盛臨刑前在獄中的慷慨壯行，獄卒的極刑拷打讓他“肉破骨碎，慘不忍睹”，來探監的友人給他送了蚺蛇膽，“銜於口，打不痛，投於火，不覺苦”，卻被他厲聲拒絕了：“椒山自有膽，何用蚺蛇哉！”從容就死。
楊椒山慨然赴死的故事，構成了這座祠堂最核心的歷史記憶。無論是中野江漢，還是在他之前遊歷的文人雅士，都會同意這一點。供奉在祠堂裡的這位前朝忠臣，提供了一個以身許國的經典範式，裡面包含了最具戲劇性的所有元素：善惡的劇烈衝突、英雄的受難和死亡，以及最終平反昭雪後的神化和紀念。這個範式不僅極為讓人振奮和鼓舞，同樣也具有某種強大的誘惑力，讓人期望能夠以不那麼大的代價，來獲得同樣的聲譽，從而加入到這條令人矚目的歷史譜系之中。
“康有為三上德宗皇帝萬言書，即在諫草亭書。以廣東之舉人，一躍而參預宮闈之事，為清末注意之人物”，在記述了楊椒山書寫彈劾嚴嵩諫書草稿的諫草亭後，中野突然將筆觸轉向三十年前的一樁新近舊事。這樁舊事在今天以“公車上書”名著於世，並且寫入中學的歷史教科書中。幾乎每個人都可以對公車上書的事件略述一二：1895年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割地賠款的消息傳來，震動京師。當時正在京師準備會試的十八省舉人共計一千二百餘人，在松筠庵開會商討對策。康有為草擬了上奏光緒皇帝的萬言書，遍傳京師。在他的帶領下，舉子們聯名上書，提出拒和、遷都和變法三項要求。這一事件也因之成為1898年戊戌變法的開端。
“公車上書”的影響之大，甚至蓋過了楊椒山冒死彈劾嚴嵩的事蹟，成為了松筠庵歷史書寫新的起點。康有為在這一事件後也名聲暴起，在今天更是大大超越了楊椒山在歷史上的地位，成為了這座祠堂歷史記憶中新的核心人物。以至於人們提到松筠庵時，首先想到的會是康有為和“公車上書”，而不是楊繼盛和他慘烈悲壯的死亡。
公車上書 撲朔迷離的歷史考證
康有為在松筠庵領導“公車上書”事件的記述，最主要的證據來自兩份史料。“公車上書”兩個月後在上海出版的一本小冊子《公車上書記》和康有為在五年後開始編訂的自撰年譜《我史》。在這兩份史料中，康有為都被描述為公車上書的領導者。
按照《我史》中的記述，康有為預先探聽到馬關和約中割讓遼臺和賠款二萬萬兩的消息，於是命令他的學生梁啟超“鼓動各省，並先鼓動粵中公車，上折拒和議”，之後，在他和梁啟超“分託朝士”的鼓動下，“各直省莫不發憤”，由此掀起了震動一時的“公車上書”的浪潮。而他的學生梁啟超也在戊戌變法後一年撰寫的《戊戌政變記》中證實了老師的說法：“康有為創議上書拒之，梁啟超乃日夜奔走，號召聯署上書論國事”。《戊戌政變記》流傳廣遠，被史學家和教科書編撰者所接受，幾乎成為了這一事件的官方版本。康有為成為公車上書發動者和領導者的形象也因此深入人心。
但事實又如何呢？歷史學家給出的答案與康梁師生的說法截然不同。最先提出質疑的是臺灣“中央研究院”研究員黃彰健，他在1970年出版的《戊戌變法史研究》中指出，康有為的上書事件隨著《馬關條約》在四月初八日的批准，所以“議竟中寢”，中道夭折，他更懷疑康氏“公車上書”如此龐大的簽名規模很可能有假借他人名義的情事，以及松筠庵是否真能容下康有為宣傳的一千二百人。這些質疑被後來的研究者一一證實，如汪叔子、孔祥吉、王凡等人分別從不同的角度證明康有為及其同黨在“公車上書”事件的敘述上前後不一，對包括集會時間和與會人數的許多細節進行了篡改，以便塑造康有為的領導者和發起人形象。
1996年姜鳴在《莫談時事論英雄：康有為“公車上書”真相》中更進一步戳穿了康有為“公車上書”領導者的“神話”，他不僅不是領導者，甚至不是最先發起的人。“公車上書”運動中最具影響力的，反而是被康有為指責為阻撓舉子上書的各級官員。2005年，以“謊言毀滅者”名著於世的茅海建，在《近代史研究》上發表了他對公車上書事件的兩篇研究論文。這兩篇研究有一個樸實的名字《“公車上書”考證補》，但刊出的結果卻像是一枚核彈。
文中，茅海建一一點數了從二月十七日到四月二十一日間的官員上奏、代奏和電奏，次數達到154次，加入人數超過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電奏反對者超過半數，舉人們單獨上書也達到31次，加入人數達到1555人次，而最蹊蹺的是這些上奏中康有為的缺場。在所謂他命令梁啟超出面組織的廣東省舉人聯名上書中，他根本沒有簽名。而梁啟超的組織能力也並不像他在記述中敘述得那樣一呼千應，梁啟超只號召來80人簽名，而另一名叫陳景華的舉人組織的上書中，簽名的舉人卻多達289人，梁啟超列名284位，康有為仍然沒有簽名。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康有為和梁啟超在這次上書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相反，他們是如此的籍籍無名，以至於他們的名字甚至都沒有出現在上書人名單的前列。
茅海建也指出，康有為在《我史》中記述了他在四月初八日上書被都察院拒收的事件也實屬杜撰。都察院從始至終都沒有拒收過舉子們的上書，相反，他們當日“代奏了官員舉人的上書共計15件”。為了能讓上書快捷地直達御前，都察院甚至捨棄了抄錄上呈的規定，而是直接將原件上奏。因此，茅海建得出結論：“康有為稱四月初八日都察院不收上書的說話，只能是謊話”。
自造神話 每個細節都若合符契
如此多的證據集體射向這個謊言標靶，康有為“公車上書”領導者的“神話”本當破滅。但它卻頑強地存活下來。這個現象本身更值得深味。也許箇中秘密就隱藏在松筠庵中。在《北京繁昌記》中，中野江漢以一種直覺指出康有為“草萬言書，故意選楊忠愍之諫草亭者，殆別有深意”。
中野江漢的推想或許並非毫無根據。在康有為編造的“公車上書”故事中，刻意塑造了一個阻撓上書的頂級反面人物。此人不僅指使自己的心腹“妄造飛言恐嚇”，在街上“遍貼飛書，誣攻無所不至，諸孝廉遂多退縮，甚且有除名者”。不僅如此，他還與宮內太監李蓮英勾結，說動慈禧太后，威脅朝中正直主戰的大臣翁同龢，強迫光緒皇帝在和約上畫押簽字。其權勢熏天，令人髮指。這個人就是軍機大臣孫毓汶。
在康有為筆下，無論是權位還是行徑，孫毓汶都可以與當時阻撓楊繼盛上書彈劾的明代奸臣之首、一代權相嚴嵩相提並論。孫毓汶與太監李蓮英勾結這一點，更是像極了講述楊椒山殉難的名戲《鳴鳳記》的第七齣“嚴通宦官”裡嚴嵩暗通太監陷害忠良這段情節。而嚴嵩與倭寇勾結引狼入室的往事，更與如今甲午戰敗，孫毓汶向日本屈膝求和的現狀一一相符。
但這一指控同樣難以立足，茅海建指出孫毓汶並無與李蓮英聯手脅迫光緒帝畫押用印一事。他只是謹言慎行，而且自己的政治前途已經走到低谷，所以在《馬關條約》簽訂的十天後就以疾病自請隱退。他不僅沒有必要阻撓上書，而且對戰和抉擇也興趣淡然。他成為頂級反派的原因，很可能只是康有為看中了他的庸劣名聲和權位可以與嚴嵩相提並論，以他作為頂級反派，可以將自己打造成楊繼盛一樣“鐵肩擔道義”的忠臣直士。而他在松筠庵中“以一晝兩夜”草擬的“萬言書”，也就被打造成與楊繼盛當年彈劾嚴嵩十大罪狀的奏疏一樣千古不朽的“辣手文章”。
從楊繼盛的彈劾嚴嵩，到康有為的萬言書，一條承襲完整的歷史譜系在松筠庵中製造出來。每一個細節都若合符契。儘管其中不乏文宣加工，杜撰編造，但神話一旦創生，就只能向前繼續下去。當這個神話歷經流傳改編，成為經典之後，就不會有人再去追究它的誕生地，只是一座名為“松筠庵”的荒落祠堂了。□李夏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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