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隱龍
由上可知，無論從用兵還是與劉備的關係上，《三國演義》都對諸葛亮形象進行了較大程度的美化。在這一傾向下，諸葛亮的軍事才能被格外突出，而劉備對他的信任也通過授予其軍政大權有所體現。這些情節當然與史實不符，但是不是意味著諸葛亮“智絕”之謂名不符實呢？
並不能這麼說。的確，諸葛亮在《三國演義》以文學化的方式被重構了，但即便拋開這些重構，歷史上的諸葛亮依然無愧於“智絕”之名。《三國演義》可謂錦上添花，絕非雪中送炭。
諸葛亮生於光和四年（181年），卒於建興十二年（234年），享年五十四歲。這裡有兩個重要節點：一是劉備三顧茅廬請其出山，這一年為建安十三年（208年），諸葛亮二十八歲；二是劉備白帝城託孤，這一年是章武三年（223年），諸葛亮四十三歲。從其出山開始達二十七年從政生涯中，諸葛亮前十五年並未劉備集團的頂層人物，真正掌權只有十二年。但在這短短的十二年，他都做了哪些事呢？不妨先看一幅對聯：
收二川，排八陣，六出七擒，五丈原前，點四十九盞明燈，一心只為酬三顧；
取西蜀，定南蠻，東和北拒，中軍帳裡，變金木土爻神卦，水面偏能用火攻。
這幅對聯有實有虛。“四十九盞明燈”、“金木土爻神卦”和指代赤壁之戰的“水面偏能用火攻”都為虛，但“收二川，排八陣，六出七擒”與“取西蜀，定南蠻，東和北拒”則都是實實在在的功績。而且，這些功績僅侷限於軍功外交，還沒有包括諸葛亮最傑出的內政。《三國志》中，諸葛亮的功績以治蜀為首，這與《三國演義》的側重點是完全不同的。
《三國演義》成書的時代歷有爭議，通說為元末明初。但早在元朝之前，諸葛亮的名望已呈非常明顯的上升趨勢了，《三國演義》將其送入“神壇”，其實並非諸葛亮成為“智絕”的原因；諸葛亮早有“智絕”之名，卻是《三國演義》將其神化的推力。這一過程，從歷代對諸葛亮的評價中能清晰感覺到。
諸葛亮後期的主要對手司馬懿雖然也認可其為“天下奇才”，但更提出諸葛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直到陳壽作《三國志》時認為“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均是重其內政而輕其兵法。孫吳丞相將其與司馬懿並稱，王羲之將其與荀彧並稱，這一時期諸葛亮的王佐之才雖為世人所公認，但當介乎於司馬懿、荀彧之流，與在歷史長河中鶴立雞群成為“智絕”的形象相比，還有一定距離。
唐朝對諸葛亮的評價漸漸出現分野，這裡主要以杜甫對諸葛亮形象的塑造為最。杜甫移居夔州時曾寫過大量歌頌諸葛亮的詩詞，這些詩詞本身膾炙人口，杜甫本人又影響深遠，故杜甫詩中的諸葛亮形象也便漸漸染上一層神聖的光輝。試舉這些詩篇的千古名句如下：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八陣圖》）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蜀相》）
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詠懷古蹟》其五）
杜甫可謂“一生俯首拜孔明”，但其詩句更多讚揚諸葛亮忠貞不二、鞠躬盡瘁的品德，描寫其用兵則為少，亦直言其有“遺恨失吞吳”的疏忽。在杜甫筆下，諸葛亮自是出將入相，但更令人景仰的則是其品德足能與伊尹、姜子牙等人相媲美。
除杜甫之外，大多史家也認可諸葛亮傑出的地位，將其視為歷史上最傑出的豪傑之一。不過對諸葛亮的非議亦有之，如何去非言有“孔明有立功之志，而無成功之量；有合眾之仁，而無用眾之智”之論，聶文豹有“以為孔明之才，謂之識時務則可，謂之明大義，則未也。謂之忠於劉備則可，謂忠之於漢室則未也”之責。
唐朝的史家將諸葛亮的品德抬到了一個高峰，而其用兵如神的形象則是由宋元以降的文學作品所逐漸塑造。從《三國志平話》到元雜劇，諸如火燒博望坡、借東風、三氣周瑜等故事已經漸漸成型，最後都成為《三國演義》的素材。除此之外，“帝蜀寇魏”的觀念也漸漸形成，這使得劉備集團成為《三國演義》中絕對正面的人物，諸葛亮自然又添加了一層“主角光環”。這幾潮流最終彙集到一處並經毛宗崗的潤色修改，最終造就出諸葛亮文學層面“智絕”的形象。多這個角度來看，諸葛亮的形象不僅僅是歷代文人創造的結果，同樣也是讀者用傳誦的方式“投票”出來的結果。
經過了漫長歲月的流變，那個在司馬懿眼中“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的諸葛亮，終於變成了“兩漢以來無雙士、三代而後第一人”。這種形象的確完美，但因完美而顯得蒼白而單薄。箇中優劣，也實難評定了。諸葛亮的形象的確因為《三國演義》的流傳而更廣為人知，但諸葛亮絕非《三國演義》所造就，反而是《三國演義》以諸葛亮已經形成的形象為基礎進行再創造，使歷史上的“智絕”向文學層面的“智絕”滲透。這一過程，倒說不準是諸葛亮成就了《三國演義》，還是《三國演義》成就了諸葛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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