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決糾正校外培訓機構開展學科類培訓（主要指語文、數學等）出現的“超綱教學”“提前教學”“強化應試”等不良行為，是這次對培訓機構進行專項治理的“亮點”之一。但是，治理也存在不完備之處，其中一個很明顯的問題就是，這僅僅針對中小學生減負，而沒有考慮學前教育小學化問題，而學前教育機構給幼兒提供諸如幼兒奧數這類小學化教育培訓，是一個輿論詬病已久的問題。另外，此次的治理，針對的是校外培訓機構，而體制內的學校教育，也存在超綱教學、提前教學、強化應試的問題，比如初二時上完全部初中的課，高二時上完全部高中的課程，然後用一年時間複習準備中考、高考，但對這類提前教學行為，目前沒有治理。因此，從全面禁止超綱教學、提前教學出發，應該立法禁止超前教育，避免行政治理的片面性和侷限性。
多年前，我國教育部門就對幼兒園的小學化傾向，發文明確禁止幼兒園小學化，即在學前教育階段，不能對孩子進行知識化的教育，而應該重視培養孩子的行為習慣、衛生習慣，完善孩子的個體認知。但是，由於這是行政規章，只能管住體制內的幼兒園，對社會培訓機構沒有約束作用，因此，有很多社會早教機構就開展面向幼兒的早期培訓，這導致幼兒園去小學化面臨很大的尷尬——在幼兒園內不能進行小學化教育，而幼兒園門口就有早教機構的幼兒奧數、幼兒英語培訓招生廣告，也使幼兒園面臨很大的壓力，家長都要求幼兒園要教小學化的知識。
這次對培訓機構的專項治理，超綱教學、提前教學被納入治理，表明政府部門對提前教學、超綱教學對教學秩序的衝擊、危害已經引起高度重視，但是，由於治理帶有“減輕中小學生課外負擔”的行政任務，因此，治理超綱教學、超前教學，卻把學前教育階段排除在外，這意味著，早教機構對幼兒進行小學化培訓，是沒有納入治理範疇的，這於是給了培訓機構將提前教學培訓業務下移的理由。雖然教育部門規定所有小學都必須進行“零起點教學”，這意味著上小學之前的孩子都不能接受知識化教育，可是，由於沒有明確的對早教機構提前教學的禁令，早教機構繼續搞幼兒小學化培訓，監管部門將難以查處，另外，由於專項治理只針對中小學生負擔問題，這還會讓培訓機構將學前教育階段的提前教學進一步“合法化”——你看，國家進行專項治理，都沒有涉及學前教育階段的超前教學問題。
對培訓機構提前教學、超綱教學的治理，還存在行政治理通常存在的侷限問題，即強調對某一領域的專項治理，而忽視整體性問題。分析我國基礎教育的辦學現狀，不難發現，提前教學問題，在我國基礎教育學校中，普遍存在，比如初二時就上完全部初中的課，這已經被社會普遍接受，以至於有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以此為依據提議縮短一年初中學制，高中教育也是如此。很顯然，要有效治理超綱教學、提前教學問題，就必須校內校外一起治理，學前教育、義務教育、高中教育，全面執行。否則，教育劇場效應的問題——坐在前排的人站起來看戲，沒有人讓其坐下來，於是第二排、第三排……所有的人都站起來——就會一直存在，製造教育焦慮。
事實上，從法律角度看，早教機構的幼兒知識化教育，是沒有法律禁止的，“法無禁止則可為”，治理早教機構的提前教學，就無法可依，對教育培訓機構進行道德化說教，是無用的。而且，目前所有治理提前教學、超綱教學的措施，都是行政措施，而不是通過立法方式。只有通過立法方式，把包括學前教育在內的所有基礎教育階段的超前教育，都納入治理，才能對這一問題進行系統治理。這也是依法治教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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