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商以廣府、潮汕、客家商人為主體，在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傳統商幫中佔有重要一席。
咸豐9年(1859年)，剛滿18歲的張弼士為逃荒離開廣東省大埔縣，漂海南下到印尼謀生，開始在一位溫姓老闆商鋪做夥計，讓他管理賬房，因其為人誠實、可靠，得到了老闆賞識，還將自己唯一的女兒許配給他，若干年後，張弼士夫婦得以繼承全部財產，後來張弼士決定將一半財產創辦一間經營各國酒類的商行，做買賣生意，同時承辦當地酒稅和新加坡的典當業，從此走上富商之路。
張弼士靠誠信，勤儉創業，後來開商行，辦礦業，事墾殖，設銀行，經營藥材貿易，經過30多年的多元化經營，成為華人世界首屈一指的鉅商，被美國人譽為“中國的洛克菲勒”，據說，其財富總額曾高達8000萬兩，其時大清國的年收入也不過如此。
1891年，張弼士瞭解到煙臺當地氣候、環境適宜種植葡萄，便接受釀酒師奧地利人哇務的建議，從德、意、法等國引進124個品種的120萬株葡萄，併購進了壓榨機等設備， 1895年，張弼士出資300萬元，創辦了張裕葡萄酒廠，於是有了百年張裕的由來，成為“中國葡萄酒之父”。
“三位一體”
張弼士是早期粵商的代表人物，但是，許多人並不清楚，與晉商、徽商等不同，粵商文化由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和廣府文化三大板塊構成。據華南理工大學客家研究所所長譚元亨教授粗略估計，廣府人口占廣州總人口的一半以上，客家人約佔1/3，潮州人則佔1/6，且有著鮮明的文化差異。張弼士出身地大埔，隸屬梅州市，屬於典型的客家人聚居地。
早年在南洋便有這麼一段民間的諺語，叫做“客人開埠，廣人旺埠，潮人佔埠”，就像歷史的分工，言下之意，是說客商是開創者，廣商善於把商埠打造得風生水起，左右逢源，潮商則牢牢站穩腳跟，成為生意強人。
當然，民間的說法只是一個笑談，比如，粵商的三大商幫每代都不乏鉅商富賈。但是，粵商的三大商幫，存在開放、實用、靈活、勤勞等共性特徵的時候，確實又有其鮮明的個性。在一個大的地理區域中，各居其所，既有三角洲、平原，也有丘陵、山地，人文傳統、地理環境的差異，造成了民系品性的落差。
其中，廣府人最早到達廣東，佔有西江流域及其下游的珠江三角洲，此處正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揚帆萬里的起點。廣府的文化特徵在嶺南文化的分支中最引人注目，既有古南越遺傳、中原文化哺育，又受西方文化影響，具有多元化構成因素，在廣東文化中佔有最突出的地位，廣府文化在各個領域中常被作為“粵文化”的代稱，如廣州話稱為“粵語”，併成為一種國際性語言。從漢代開始，廣府民系即與海外文化開始接觸，因此廣府人頗具開放性，敢於吸收、模仿和學習西方文明，視野寬廣，思路開闊，商品意識和價值觀念非常強，精明能幹，善於計算。
稍後才到的是潮汕人，佔有了潮汕平原。潮汕文化是閩文化的西漸和潮州的“福佬”文化(福佬，指居住在福建漳州和潮汕一帶，講閩南方言的漢族人)融合而形成的。
由於潮汕平原地少人多，生存不易，常有颱風與地震威脅，且為群山阻隔、陸路交通不變，而東南瀕臨大海，近海有不少島嶼，地理環境迫使潮汕居民很早就“逐海洋之利”，發展海上貿易，民間曾經盛傳“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汕人”的說法，長期面對驚濤駭浪，培養了潮汕人堅強意志、勇於開拓的冒險精神以及同舟共濟的團隊精神；由於人均耕地不足三分田，潮州人精細耕作，“耕田如繡花”，有著精益求精的傳統，因此，有人形容，潮汕人的人文性格是”海盜與儒雅並存”，一方面富有“能闖能略、謹慎精細、務實勤儉”的海洋精神，敢於冒險；另一方面，儒雅文化又培育出了功夫茶、潮汕菜等追求細節的文化傳統。
客家文化其實不限於嶺南，在江西、福建一樣很成氣候。客家的祖先源於中原，唐末五代時從中原一路遷徙而來，先到了粵東北一帶，而後延伸到粵東、粵北，後來“蛙跳式”布點全省。既保留了中原文化的主要特徵，又吸收了南方百越族土著居民的精神氣質，早期客家人移居之地幾乎是僻遠的山區，有“逢山必有客，有客必住山”的一說，後來走出大山，飄洋過海，散居於世界各地，海洋文明較晚接受，但適應能力卻非常強。故此，譚元亨在其主編《客商》一書中談到，“客家文化或客家精神是一個符合的、動態的意識形態，諸如勤勞克儉、崇文尚教、開拓進取、隱忍堅韌、寬廣大氣都是客家精神的豐厚底蘊。”
除了三大民系文化之外，廣東還有著雷州文化、桂東文化、特區文化等，甚至在講粵語的江門地區還有著“五邑文化”，恰是這種差異性構成了粵商人文品格的底色，他們認可價值多元，處事講究求同存異，兼收幷蓄。
商幫緣起
明朝以前，廣東商人的經商活動多是分散的、個體的行為，各自為戰，沒有出現具有特色的商人群體，有“商”而無幫。明朝嘉靖中葉之後才逐步形成廣東商幫，由海商、牙商和國內長途販賣的批發商構成。
早年，廣東商幫就分為廣府和潮州幫，前者商人主要由珠江三角洲各縣以及操粵語語系的其他商人構成，清嘉慶年間，廣州府屬13縣居民，以商賈謀生者平均佔比約28%，南海縣甚至高達60%；潮州幫則為執政當局的“海禁”政策所逼，多屬亦盜亦商，因為潮地多靠海營生，在“海禁”政策中約束最嚴而難以謀生，只好鋌而走險，選擇從事海上武裝走私的道路。
其後，清政府開放海禁，設立閩、浙、粵、江四關以徵稅，隨後僅留廣州一口通商。在此過程中，廣府商人的前身——行商，漸次發展為包銷洋貨進口和本國土貨出口的壟斷性外貿機構，稱為“官行”或“洋行”，廣州也逐漸被譽為“天子南庫”。其中，廣府商人自然“近水樓臺”，主要從事轉手貿易和零售批發行業，利用地理位置以及國家特權從事貿易活動，獲利豐厚，外國精美的洋貨產品，如香水、掛錶等手工藝品通過他們進入廣東，而中國盛產的茶葉、絲綢、陶瓷等源源不斷出口至歐洲。
名聞天下的十三行商人中，其實相當部分是福建人，廣州大學十三行研究中心副主任冷東教授介紹說，“大部分行商，多半不是廣東人，像伍家、潘家這兩大家族，祖籍都不是廣東，而是福建，曾有學者詳細考證了二十多家行商的籍貫，其中過半都來自外省，主要就來自福建、安徽等等。”而閩商中，相當部分就是潮人。
客家商業勢力的崛起則較晚。早期的客家人仍然保留中原的農耕傳統，以耕種為主，但是由於山區的土地有限，再加上人口繁殖，部分客家人才“洗腳上田”做起商人。由於具有福建、江西交界地區的區位優勢，其更加註重到內地經商，尤其在清朝初期，執政當局奉行“湖廣填四川”的移民政策，客家人大量到湖南、湖北和四川經商，不少客家商人致富後又定居入籍四川。據有關研究統計，清代康、雍、乾三朝(1644-1795年)，客家人入籍四川者至少達75萬之多。
根據現有文獻記載，明代至清中期，由於廣府、潮汕商幫勢力甚強，客家省內貿易不多，比較多的是將興寧的棉布、五華的生鐵等土特產運往潮汕地區進行貿易，直到晚清，客家的商業勢力才逐步向廣州等地區擴展。此外，客家商幫擁有一支不可小覷的海外軍團，利用清政府特准開放廣州的政策紅利及其後的通商，敢於闖蕩的客家人紛紛至東南亞以及美洲國家經商貿易。 據統計，明清時期客家人由於經商及其他原因定居在海外的約有300萬人，張弼士即是其中一員。
三大分支緣起各有不同，卻彼此融合，才構成了“粵商”的整體概念。如今，關於哪個分支的商業力量最盛，並沒有確切統計。不過，一般認為，從總量來說，廣府商人人數最眾，財富最多，但是最出風頭當屬潮商，而海外粵商群體中，潮商的勢力亦最大，而客商的成長性則不容忽視。
官商遠近
一般人總是喜歡探究粵商三大分支各自特色，學界似乎並無定論，但是，廣東省社科院企業管理與決策科學研究所所長林平凡的觀點，大體能代表一般學者的普遍觀點，“整體而言，潮汕商人各具冒險精神，善於用獨特的視角去把握、創造商業機會；廣府商人偏重務實，更加信奉規範的經營模式；客家儒家文化浸染深厚，相信天道酬勤，勤勉的色彩更為濃重。”
譚元亨在《客商》一書中，將三者的差異化概括為：
廣府商人商業頭腦靈活，獨立自主精神強，能“頂硬上”；潮汕商人敢作敢為，“愛拼才會贏”；而客商在三大商幫中，“最能吃苦，最富於開創精神的同時也是最恪守誠信之道”。有學者甚至將三大商幫簡單概括為，“廣府商人要利不要名，客家人要名不要利，潮汕商人名利雙收。”
當然，以上觀點皆為一家之言。除了這些差別之外，從官商關係、團體主義的維度，也能梳理出三大商業群體的若干差異。
官商關係一直是中國傳統商幫無法迴避的命題，徽商研究專家的話說，徽商是“賈而好儒”，進而“官商互濟”；而經營票號業的晉商，同樣與政治關係密切。相較而言，粵商整體漠視政治，在他們的詞典中，“政治”當不了飯吃，甚至有“官可病商”的警惕，比如，晚清著名思想家鄭觀應就曾斷言：官非但不能護商，而只能害商。事實上，早年間，十三行商人每每花上一大筆錢，買個頂戴花翎，以為能做護身符，可事後大多並沒有嚐到“官商”的甜頭。
不過，三大商幫中，官商關係依然有遠近之分。其中，客家儒家色彩最濃重，歷史上曾與徽商有著近似的“紅頂商人”文化。比如，前文所述張弼士後來入仕途，先後任清朝駐檳榔嶼領事、新加坡總領事等職，光緒帝在1903年曾兩次召見，賜侍郎銜(大體為副部級待遇)，後被任命為督辦鐵路大臣。遭逢這等際遇的張弼士恰是客家出身，這絕非偶然。
要知道，客家先民多為中原躲避戰亂的平民，在遷徙輾轉中，始終保留著中原文化的主流特徵，尊奉華夏為正統文化、崇尚詩禮傳家，注重對傳統、文化、語言、洗漱的完整保存，客家人甚至有“寧賣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祖訓。客家民系形成於宋，宋明理學濡染之深，不比徽州人弱多少，保持了崇文善學、勤儉節約、質樸率真、重視名譽的文化性格，從徽州到梅州，甚至能找到不少共同之處。一般人以為粵商“重商輕文”，至少客家人絕不是這樣。
時至今日，有學者認為，客商在三者中“儒商”氣質最重，也更精於政商關係的良性互動。
而潮汕商幫則尤為注重內部的人際關係，“抱團”意識最為鮮明。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粵商研究中心鄧可斌博士戲言，“任何一個潮汕人，只要會講潮汕話，如果沒有工作，去找潮汕老闆的話，基本能做到找3個老闆，有2個老闆願意提供工作，潮汕人尤其講究相互扶助。”2010年的國美電器股權爭奪案中，曾有消息說潮汕老鄉火線相助黃光裕20億元，有其深重的文化心理基礎。
在三者中，廣府商幫文化氣質似乎最為獨立。比如，其他兩家都以潮商大會、客商大會這類組織為依託，構建商業網絡，密切內部協作，而廣府商人對於此類活動的熱情遠遠不及。
當然，三者同處於嶺南地域，彼此融合貫通，其關係亦處於一種動態的變化之中，並不能將差異絕對化，比如，香港和深圳原先是客家文化佔主流的地方，其後逐漸演化為廣府文化、客家文化雜存的地方，現在廣府文化的表現明顯更為突出。
閱讀更多 潮商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