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田中奏摺》被認為是日本鷹派策劃發動侵華戰爭的標誌性文件。但近年來，中文世界開始流傳一種說法，稱該奏摺乃是蘇聯所虛構偽造，旨在激化中日矛盾。
這種說法，可信嗎？
日本學界與中國學界的基本看法
1927年，日本田中義一內閣召開“東方會議”，研討對華政策。
1929年，第三次太平洋會議在日本召開，中國代表閻寶航等人在會上拿出一份文件稱：
“我們這兒有一份從日本帝國得到的文件，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這是1927年日本東方會議後，首相田中呈天皇的奏摺。”
這份文件在會上引發軒然大波。其後，南京《時事月報》將該文件主要內容公開刊登。
此即“田中奏摺”為世人所知的大致過程。 ①
因該“奏摺” 明言：“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故當年披露之時，曾予國人極大刺激。日本政府則竭力否認該“奏摺”的真實性。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對外擴張的步調，大體與“奏摺”的規劃相近，這份文件的真實性，遂不再成為輿論討論的焦點。然而，自日本戰敗投降至今，始終未曾發現“奏摺”原件。
圖：左，《田中奏摺》當年在中國傳播的一個刊本；右，田中義一。
目前，史學界對該問題的基本研究狀況如下：
（1）日本學者，無論左、右翼，均普遍認為“奏摺”乃是偽件。
（2）中國學者，持肯定論者漸少，持否定說者不多，真偽難斷有成為主流觀點的趨勢。
2010年的“中日共同歷史研究”，頗能反映上述分野。
日本學者服部龍二認為：“田中的理想是使有反共傾向的蔣介石與張作霖南北分治，田中承認蔣介石的統一，讓張作霖返回東北，以圖安定”，“《田中奏摺》與東方會議極大地背離”，乃是偽折。
中方學者王建朗則強調：“該文件如何產生，尚有不明之處，但後來日本的擴張路線恰恰如該文件所敘述”，“要消除外國對該文件的懷疑是困難的”。②
簡言之，支持“奏摺”為真的主要依據，乃是“後來日本的擴張路線恰恰如該文件所敘述”。而否定“奏摺”真實性的主要依據，則是具體內容上的錯漏百出。
比如，奏摺的格式——署名、行文、乃至呈遞流程——均不符合上奏天皇的固定規制，逾制、冒犯之處甚多。再如，奏摺對許多關鍵事件的描述也錯得離譜——山縣有朋1922年1月已死，九國公約成立於1922年2月，“奏摺”卻說“先帝密召山縣有朋，……妥議打開（九國公約）之策”；田中1922年在上海遭遇朝鮮志士刺殺，“奏摺”卻說他是在1914年被中國人襲擊。因此類錯誤極多，故日本學者一致認為該奏摺“滿身創傷，誠為偽物，毫無議論餘地”。③
圖：國民政府遼寧外交特派員王鏡寰為日總領事函請收回田中奏摺英譯本事給遼寧省政府呈文，1931年5月18日
兩位當事人有很多說法大相徑庭
除文本問題之外，“奏摺”的“洩密”過程，在史料上也存在著極大的分歧。
按閻寶航的說法，他是從張學良秘書王家楨處得到的“田中奏摺”抄本：
“震驚之下，（我）如獲至寶，遂商得籌備會同意，譯成英文，印出二百本，分送英、美、加等出席（第三次太平洋）會議的代表，這是《田中奏摺》公佈於世的開始。”④
按王家楨的自述，他得到“奏摺”，是在1928年末：
“我們駐東京辦事人（日籍臺灣人，在日本出生，但祖國觀念很強）分批給我寄來一些文件。另外來信說：這是絕對秘密的文件，……這個文件，大概是分十餘次寄來的，……稿件抄得非常潦草，錯字錯句很多，念起來也不順口，不易閱讀……稿子全部到齊，經過翻譯整理，訂成為一個完整的文件，已經是1929年的春天了。……因為是極密文件，……（經張學良批准）共只印200本，發給在東北範圍內簡任級有實職的人員每人一本，送給南京國民政府四本（當時共發出120本，其餘存在我家）。”⑤
王家楨提到的“日籍臺灣人”，乃蔡智堪。
對於如何取得“奏摺”，蔡的所述，與王的口述大有不同。
比如，蔡稱：他竊取“奏摺”，乃是奉了王家楨密函的指示；王卻說：自己是突然收到蔡寄來文件，“後來才逐漸覺察到，這個文件不是個尋常的偽製品”。
再如，蔡說：這個文件，是他動用個人關係，化裝潛入皇宮，“費時兩夜，細心抄出”；王卻說：蔡來信告訴他，文件“是他（蔡）的朋友在某政黨幹事長的家裡當書記抄寫得來的”，且稱所收文件潦草錯誤極多，距“細心抄出”四字甚遠。
尤為難解的是，蔡說：文件是他“密藏在皮箱夾層裡面，親往瀋陽”，面交給王的；王卻說：文件是分批寄來。⑥
為什麼同為事件的當事人，二人對交集情節的描述卻如此大相徑庭？ 迄今為止，這仍然是一個難解的謎團。
圖：1930年10月，外交部次長王家楨（左二）作為接收大員，從英軍手中收回威海衛
俄國學界與克格勃中將的說法
與閻寶航、王家楨、蔡智堪等人對《田中奏摺》的流出情形的描述不同，蘇聯情報機構認為，該奏摺乃是蘇聯特工從日本人手中獲取：
“《俄國對外情報工作史綱》的作者們認為，哈爾濱諜報機關工作的最大成就就是獲得《田中奏摺》。……《田中奏摺》是由佩列克列斯特獲得的。它的獲取是駐哈爾濱諜報機關的‘光輝成就’。1929年，正值中國國內反蘇運動猖獗之際，中國雜誌……在俄羅斯特工機關的幫助下，登載了《田中奏摺》。……有趣的是，……我們的情報員在不同的國家（朝鮮）幾乎同時獲得了同一種文件（田中奏摺）。”⑦
“奏摺”對外公開披露的第一環節——閻寶航——曾受到共產國際情報局的表揚：“你的情報工作第一，斯大林知道你。”參加1929年的太平洋會議之前，閻剛剛自英國留學歸來；其歸來路徑，是取道丹麥、途經莫斯科。⑧
另據俄國學者維克托·烏索夫披露：
“早在20年代初，美國就對日本在亞洲日益增長的影響感到不安，從而決定了美國軍界的‘親俄立場’。這種‘好感’表現在美國情報部門與布爾什維克進行的非正式合作中。”⑨
此種“合作”，似乎也涉及到了“田中奏摺”。在蘇聯克格勃退休中將維塔利·巴甫洛夫看來，所謂的美國人拿到《田中奏摺》，其實是蘇聯特工的成就，他曾憤憤不平地說道：
有一點值得注意：蔡智堪與美國駐東京大使Joseph C. Grew之間，在情報工作上確實保持著某種密切的聯繫。
綜而言之，《田中奏摺》的真實性確實存在許多需要解釋的疑點，但目前也尚無確鑿證據能夠證實“《田中奏摺》乃蘇聯虛構捏造，目的是將戰火引入中國”。
現有史料支離破碎，呈現出來的，是一幅極其複雜、詭異的暗戰圖景。
圖：《中國檔案報》2011年5月9日刊文稱：蔡智堪(左)與美國駐日大使Joseph C. Grew(右)在情報上有密切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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