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豬頭稅”到“告別田賦鼎”
親歷農民負擔由“七十二變”到歸零的歷史變革
作者1994年8月1日在徐樓村採訪陳重申案。 劉國章 攝
綿延數千年、似乎永久天經地義的農業稅賦,在改革開放40年中的2006年全面停止徵收!
這是共和國國力逐步增強的展現,閃爍著黨“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的光輝。
它既是改革開放以來農村政策不斷調適的結果,也包含著城鄉二元結構下特定時段農民的付出,以及城鄉協調發展和還農民公民權利的需要。
“豬頭稅”“人頭稅”“田畝稅”
三天後,河南臺又播一篇跟蹤報道,說問題已於27日得到解決云云,於是便未再把那新聞放在心上。可是30日早晨6點鐘,馮肖楠給我打電話:電臺播了那條“問題解決了”的稿子後,又接到群眾反映,說問題根本沒有解決,我們打算再去採訪,你去不去。
我沒有猶豫,讓愛人煮了包方便麵吃,就與他們一塊上路了。
車子跑了近兩個小時,來到萇莊鄉境。這裡是半山區,通往萇莊村的路坑坑窪窪,非水即泥。村子很窮,路邊的房子破破爛爛,很少見到漂亮一點的磚瓦房。
車子停下。聽到我們採訪“豬頭稅”的事,村民們圍上,氣憤異常,七嘴八舌,都說是按人頭收的,每口人11塊(元,下同)錢。不管養不養豬,都繳這個數。
一個外村農民也圍過來,說他也屬於萇莊鄉,他們村裡的“豬頭稅”收得更緊。那天是用高音喇叭喊的,叫一天繳齊。沒錢繳麥子,沒新麥拿陳麥,一口人14斤。麥子當時是8毛多錢一斤,加起來也是10多塊錢。誰不繳抓誰。
一個叫劉群昌的農民更生氣。他說他在按人頭繳“豬頭稅”之前,已經繳過“豬頭稅”啦,是在賣豬的時候繳的,“但是這次還叫我再繳33塊,因為我家3口人。”
正好村裡來了一個收豬的老頭,我問他,你收豬的時候是不是收“豬頭稅”呀?他說,收哇,一頭豬40塊錢的稅。稅票我都隨身帶著哩。
聽了他的話我又想:賣豬時繳一次,按人頭平均攤一次,那殺豬的還繳不繳稅了?問農民,農民說,會不讓他繳?不信你問問屠宰戶去。
聽說附近的玩北村有殺豬的,我們當即趕去。問屠宰戶劉國義繳不繳“豬頭稅”,劉國義說,怎麼不繳呀,稅務所的人先是來查豬頭,一頭40塊,不管大頭小頭。除了“豬頭稅”還有檢疫費呀什麼的,雜七雜八,加起來一頭合70塊錢。後來稅務所的人嫌查豬頭麻煩,就改為定繳,一個月包多少頭,不殺也得繳。給我定的是一個月12頭豬,480塊錢。
另一個屠戶張建敏說,這個地方天高皇帝遠,亂弄沒人管。每天收稅費的,來了一茬又一茬,收完錢還想讓你請客。有一次收我的檢疫費,示意讓我請客,我不請,他們就把我抓走,打了一頓,還罰了650塊。
這組報道之後,“豬頭稅”事件相關責任人受到處分,多徵的錢退給了農民。幾個月後的1996年12月30日,中央下發《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切實做好減輕農民負擔的決定》(1997年4月1日各大報公開發表),該“決定”的第一條說:“……屠宰稅必須據實徵收,不得向農民下指標,不得按人頭、田畝平攤”。
農民負擔的“七十二變”
我跑農村的總體感覺: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至2002年較大面積推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間,是農民負擔愈來愈多、愈來愈重的時期。
農村由人民公社體制轉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後,農民迅速解決溫飽問題,多餘農副產品的出售也換來些許現金收入。這給人一種感覺:農民富了,可由農民出錢辦一些鄉村的事情了。於是,除農業稅外有了“三提五統”——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的提取；農村教育費附加、計劃生育、優撫、民兵訓練、修建鄉村道路等費用的統籌。
嚴重的問題是,除了這些有名目的收取外,五花八門的搭車收費多如牛毛。農民把國家徵收的農業稅稱為頭稅,把提留統籌稱為二稅,把攤派、罰款和幹部貪佔花費稱為三稅。普遍的情況是“頭稅輕,二稅重,三稅無底洞”。我的《警惕農民負擔的“七十二變”》短評說:《西遊記》裡的孫悟空,有七十二般變化。他的“七十二變”,除了個別情況似有不軌外,主要用於對付妖魔鬼怪,用來做善事。而今我們一些地方官員,在農民負擔上也搞“七十二變”,大掏農民腰包。你允許我收統籌提留農業稅,我就往裡塞各種費。記得相當長一段時間裡,鄉村標準化項目鋪天蓋地:學校標準化,廣播站標準化,派出所標準化,衛生院標準化,敬老院標準化,計生辦標準化,黨員之家標準化,青年之家標準化,民兵之家標準化,廁所標準化等等,數不勝數。且這些經濟並不發達的地方,其標準化的“標準”之高讓人咋舌:學校是“兩層樓,六粉刷,磚牆鐵門花園化”；派出所是“3511工程”——3個人,5間房,1輛摩托車,1部對講機；民政所是“4311工程”——4個人,3間房,1臺彩電,1部錄像機。某縣的農戶管理標準化搞起了掛牌子風:門號牌、遵紀守法牌、計劃生育牌、這“星”那“星”牌等等,家家得買,4至7元不等。群眾買的牌子門上掛不下,只好釘在門口的樹上。有個鄉大搞標準化建設,34個行政村僅村室一項就向農民攤派17.1萬元。有個村沒有一個團員,也得領取團委發給的6個達標牌,計款300元。
硬的基礎設施要求標準化,軟的服務性工作也搞標準化,而且這也要求大辦,那也要求大辦,達不到標準就扣分罰款。什麼村幹部財產保險、村幹部養老保險等多個險種捆在一起,層層分指標,按人頭地畝向農民強行攤派。有的地方把“指導”農民種多少畝棉花菸葉,推銷多少農藥微肥,收購多少農副土特產品,列為“服務”考核項目,達不到標準的就向農民罰款。農民怨聲載道:“你達標,他達標,叫俺農民吃不消”；“這大辦,那大辦,全是農民血和汗”；“服務說得很好,做得好狠”。
禁不住最後一根稻草
殊不知此時乃“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時期,重負之壓下的農民,往往禁不住最後一根稻草。操作上稍有差池,便導致惡性案件的發生。
1988年河南省民權縣大旱,全縣夏糧減產41.9%。這個縣的程莊鄉更甚,減產49.1%。程莊鄉程東村蔡莊農民蔡發旺家,由於特殊原因情況更慘,總共只收了700多斤麥子,不及往年的1/4。雖然減產這麼重,但全縣糧食定購任務卻一兩不減。程莊鄉不但不減,反而在縣裡分給的509萬斤任務上加碼9萬斤,且要求“全年任務一季完成”。蔡發旺家定購任務400多斤,如果完成的話,全家7口人就幾乎沒什麼吃的了,加上其他理由便頂著不交。
7月11日夜,鄉黨委書記命令派出所司法所幹警,把蔡發旺“弄到鄉里教育教育”。68歲的蔡老漢先是在屋裡被幹警們用皮帶鞋底打,又被拖拽到院裡銬在樹上打,頭部、背部、胳膊、腿、睪丸等皮開肉綻18處後倒地。下半夜趁打手入睡,他用一根塑料編織帶,把自己遍體鱗傷的軀體,吊死在派出所門前宣傳欄的鐵架子上。
蔡發旺“抗糧”致死引大批民眾跟鬧,屍體裝棺後堵住鄉政府大門。自此,鄉政府基本處於“流亡”狀態,領導不敢打照面,普通工作人員在院牆一側挖個豁口出入。
這是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後發生的第一樁惡性命案。
口頭上怎麼說這樣的事情,文字上怎麼寫這樣的事情,領導層怎麼處置這樣的事情,都沒有先例,故而上下左右均不知所措。媒體失語,以至於死者陳屍鄉政府200多天無人問津。
報道立即引起反響。中央政法領導小組秘書長、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任建新,河南省委書記楊析綜等相繼批示,河南省高法、省檢察院、商丘地委迅速行動,案件查處立即進行。
當這第一樁惡性案件發生時,我以為是天大之事,全國都會震驚,各地都會引為教訓,不會再讓此類悲劇重演。誰知,有了這第一後,許多地方居然又出了第二、第三、第……據我實地採訪,全國超過2/3的省、自治區、直轄市,都相繼發生了農民負擔過重引發的惡性案件。尤其在鄂豫皖湘贛晉陝這些傳統農區,連年、多發已不是什麼稀罕之事。引發惡性案件的最後一根稻草,往往也就三五百元錢、三五百斤糧,或者一頭豬、一臺黑白電視機,甚至50元錢、19斤麥子……
更為惡劣的是,有的農民實在忍受不了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的禍害,向上反映告狀,竟招來殺身之禍!
1994年7月31日是個星期天,也是我連續兩個月業務值班的最後一天。反常酷暑中兩個月的上呈下達、採訪安排和稿件簽發,令我頭昏眼花。值班就要結束,星期天又沒啥稿子,不覺一陣輕鬆。誰知還沒等緩口氣,電話鈴響了,一位朋友秘密來訪(他讓我絕對保密),我趕緊接待。
他談的線索讓我目瞪口呆:南陽地區鄧州市陶營鄉徐樓村村幹部密謀,把一個叫陳重申的農民給殺了!
“什麼原因?”
“就因為人家向上級上訪告狀,反映村裡提留攤派多,農民負擔重。”
不可能吧?
帶著疑惑和地圖,第二天剛一黎明,我就和分社司機劉國章,冒著採訪風險(第二次再去時地方公安為防意外派便衣跟著我),冒著三十八九攝氏度的高溫上路。蒼蠅亂飛亂爬的路邊店水餃飽肚,300多公里奔波,直到下午我們才趕到徐樓村。
村頭上,一些人在樹下避太陽。一聽我問陳家的事,立即圍攏過來敘說。還有人趕緊跑著找來陳重申的弟弟陳重海、陳重奇。那一天奇熱難捱,除我以外的男子,幾乎全都短褲衩子光脊樑,我則長褲短褂“正襟危坐”,加上一絲風也透不進人圈來,更使我熱得汗流不止。褂子溼了,褲子溼了,拿筆的手溼了,捏採訪本的手也溼了。然而我顧不得擦一下汗,只是一個勁“嚓嚓”地往本子上記。偶爾停筆詢問細節,請幾個人同時證實某個事,掏出計算器計算每家的收入和負擔情況。越記心裡越沉重,越算心裡越難過。漸漸地,從我臉上往下淌的,有接連不斷的汗水,也有無法抑制的淚水。流進口裡的,說不清是淚水,也說不清是汗水,反正都又鹹又澀。
談完又挨家訪問農戶,看到這個村很多都是茅草房土坯房,不少人家一貧如洗。陳重申所在的村民小組,農民實際年人均純收入不過300多元,然而卻要負擔人均100多元的各種提留攤派收費。陳重申家更是窮得不像樣子——連個院牆門戶都沒有,兩座土坯房茅草房胡亂擺在那裡。屋裡除了一個小櫃子別無像樣傢俱,全部家當也就千把元錢。七八口人的這個家,根本出不起好幾百元的提留攤派。於是,58歲的陳重申就根據中央關於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多次跑鄧州市、南陽地區和向省有關部門發函,反映村裡“三亂”(亂攤派、亂收費、亂罰款)情況。陳的上訪告狀行為讓鄉村幹部非常氣憤。鄉政府主要負責人授意村黨支部書記“收拾”陳,於是村幹部就研究設謀,黑夜裡從家誘出陳重申將他勒死。
我到陳家時,陳的老伴正坐在一張破竹床上哭,我想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話。
接著,我又去查看了陳重申被謀殺的現場,沉匿屍體的倒虹吸涵洞,村人不讓埋葬停屍18天的草地……
此案的參考報道引起中央領導同志高度重視,中央主要領導長篇批示,內容廣及農村基層組織、農民負擔、農村經濟政策、農村宣傳等重要問題。最終4名黨員幹部被判處死刑,兩名判有期徒刑,數十人受黨政紀律處分。新華社、人民日報、央視央廣等各大媒體公開報道,人民日報配發評論員文章。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成為十四屆四中全會話題,“加強和改進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列入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為期3年的全國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工作展開。
2004:中央一號文件與“五年內取消農業稅”
2004年伊始,中央頒發一號文件:《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
我們不無欣慰地看到,那一年3月5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的宣告:五年內取消農業稅!
這一宣告引起巨大反響,各地積極回應,一個接一個宣佈提前全部取消農業稅。到年底,全國便有2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宣佈2005年取消農業稅。
於是，2005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廢止1958年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
2006年1月1日起，中國延續數千年的農業稅賦走進歷史博物館。
2004年3月說“五年內取消農業稅”的目標，不到兩年即成現實！
中國郵政特發“取消農業稅”郵票以示紀念。
告別田賦鼎：告知後人永世不忘
“稅”字本來就是為農業稅而造——禾字旁。中國是個傳統農業國，原本沒有其他產業可徵，徵稅就徵農業稅。從公元前594年魯國“初稅畝”算起到當代，正式的農業稅徵收歷史是2600多年；從夏代“夏后氏五十(畝)而貢”算起的話，則農業稅賦史長達4000多年。數千年的農業稅賦，幾乎無不為一個“黃宗羲定律”所囊括：並稅——加稅——再並稅——再加稅，最終都壓到農民頭上，農業稅賦越來越重。要跳出“黃宗羲定律”，就必須對農民減稅和免徵稅，但這又需具備相當的條件。
感謝改革開放給我們帶來經濟大發展和稅源大拓展。1950年，農業稅佔當時國家財政收入的39%(一說40%)。2004年，農業稅佔各項稅收的比例僅有1%。到2005年，全國沒有全免農業稅的地方都加起來，農業稅額也僅15億元，只佔全國財政總收入3萬億元的0.05%，即使沒有這項收入，也對財力影響不大。這是全部取消農業稅的物質基礎。
世界經濟發展的一般歷程是，在工業化初始階段，農業支持工業、為工業提供積累。工業化達到相當程度以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實現工農城鄉協調發展。據有關資料，從1949年到2003年，全國累計徵收農業稅3945.66億元；從1953年開始到上世紀80年代取消統購統銷政策，農民通過工農產品“剪刀差”對工業化的貢獻超過6000億元。所以，取消農業稅，並通過投資、補貼反哺“三農”，是工業化達到一定階段後進一步發展國民經濟的需要。
農民負擔從來就既是一個經濟問題，又是一個政治問題。按有關學者研究，農業稅既不是個人所得稅(沒有起徵點)，也不是營業稅(不區分生產營利性)，更不是資產稅(土地不是農民的私產)，純粹就因為你是“農村戶口”而繳的“身份性貢賦”。它在社會的某個階段，具有歷史繼承性和存在的理由。但經濟發達後，就有悖於現代社會關於稅制公平的基本原則，對農民極不公平。所以，取消農業稅是農民權利和尊嚴的恢復。
祖祖輩輩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可能一時並不全部瞭解取消農業稅的原因和意義，但壓在他們肩頭的重負2006年後一掃而光，因收取稅費而頻繁發生的惡性案件2005年後煙消雲散，這對慣講實惠的農民來說，不啻天大福分。他們喜上眉梢，奔走相告，不知道用什麼方式表達內心的激動。
河北省靈壽縣青廉村農民王三妮，有一手青銅鑄造手藝。他實在抑制不住興奮，立即著手實施自己醞釀已久的想法——鑄鼎，鑄一尊大鼎，“告知後人，萬代歌頌永世不忘”！
為了鑄這“空前”大鼎，王三妮改造了自己的小作坊；為了購買原料，大筆的現金花了出去；為了把560字的銘文刻在蠟模上，王三妮握著刻刀幹了一個多月，手上增加了一層厚厚的老繭……
鑄模、刻銘、灌芯、鑄造、切割、打磨、清砂、拋光……一年多時光悄然流走，2006年9月29日，通高99釐米、最大直徑82釐米、重252公斤的“告別田賦鼎”橫空出世！
不忘：農民不忘黨恩！
不忘：黨不忘初心！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公共財政的陽光更多普照農村和農民，大筆資金、轉移支付投向“三農”和農區的同時，又發起精準扶貧攻堅戰。2018年伊始誕生的農業農村部，絕不僅僅是一個名稱的變化，它將在國家譜寫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新篇章中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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