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尼克号在1912年4月沉没了一个多世纪后，很少有新的故事从这场沉船事故中涌现出来。制片人阿瑟-琼斯和他的团队开始制作
“The Six”（六人组，一部关于该船的六名中国幸存者的纪录片）时，他们一直期待着这个故事广为人知。
然而，从泰坦尼克号逃生的中国乘客在很大程度上被历史遗忘了，即使在他们的家乡故土亦是如此。一方面是由于歧视性的美国移民政策，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文化影响导致有必要隐匿他们的故事。
“有一些中国人真的是这样认为的，不要把头抬得太高，因为枪打出头鸟，”琼斯跟他上海工作室的同事这样说道。“我认为这两个因素导致了在几百个幸存者中，他们是唯一从不讲述自己幸存故事的人。”
泰坦尼克号三等舱的男子平均幸存率仅为1/6。但是当灾难来临时，8名中国船员由于英语水平有限反而成了优势，其中6人幸存下来。所有8名华裔男子都来自中国华南地区。他们之前曾在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货船上工作，打算去美国开始新的生活。他们购买了英格兰南安普敦出发的泰坦尼克号的船票，按照对三等舱乘客的惯例做法，这张船票上列出了8个名字。跟其他单身三等舱男乘客一样，他们被安置在船首的无窗小屋里。
6名中国幸存者中有5人直接登上了救生艇，而第6位，方郎（音译）则是第14号救生艇救起的少数幸运者之一，这也是唯一一艘返回并搜寻幸存者的救生艇。
尽管泰坦尼克号故事在国内很受欢迎，但这6名男子的幸运逃生故事在中国却鲜为人知：詹姆斯-卡梅隆1997年的故事片“泰坦尼克号”于第二年在中国发行，并在中国影院赚得近4400万美元票房收入。 此后不久，四川省在复制建造一艘与泰坦尼克号大小的船只时，“人民日报”的评论中给出了一个解释为什么该电影在中国这么受欢迎，认为中国观众特别喜欢穷人和富婆之间的浪漫故事。
琼斯估计，有90％的中国人中不知道船上有中国乘客。剩下的10%知道却会作出这样语焉不详的回应：“哦，我听说过那几个中国乘客，他们做了些不够体面的事情……”有传闻说，这几个男乘客偷偷摸摸地潜入了一艘专门搭载妇女和儿童的救生艇。这样的传闻就一直在中国和海外流传，这也是大多数人对中国幸存者的印象。当琼斯的团队与当地公司合作在四川建造泰坦尼克号的实物大小的复制品时，员工们都以上述传闻为理由，不乐意帮忙来纪念这6名乘客。
传闻可能起源于泰坦尼克号的船主布鲁斯-伊斯梅，他最终是与4名中国男子一起驾驶一艘救生艇逃生的。也有人质疑过伊斯梅本人是否有资格登乘该救生艇。因为毕竟是他宣称泰坦尼克号是不会沉没的，并且他也没有尽到责任为该船提供足够数目的救生艇。
琼斯推测，这些男人可能只是蹲在座位上。“如果你对中国或中国劳工有所了解，那就完全可以理解这种情形。”他说，因为中国的劳工常常就是采用蹲位姿势休息。
事实上，对中国的基本知识是琼斯和他的上海团队在他们的研究中采纳的重要元素。其他试图追踪这几名男乘客故事的研究人员都无法将他们的中文名字与美国和英国记录中出现的拼写错误，以及汉字的音译联系起来，成了研究的绊脚石。
琼斯和十几位研究人员搜寻这6名男子的后代，结果发现，这些幸存者都没有告诉他们在海外出生的亲人们这段关于他们自身的经历。
方郎的故事特别悲惨，他被救起时，人们发现他是把自己绑在一块漂浮的门板上，泡在冰冷的海水中。根据琼斯和他的团队收集的报告，他从船舶残骸中被救起，脱离了冰冷的海水后，就拼尽全力、不知疲倦地一直将救生艇划到了安全的地方，他的努力得到了大家的称赞。
1997年的泰坦尼克号电影原本时重现了方郎在该救生艇上的英勇行为，但可惜这一幕并未包含在最后剪辑的电影版本中。他本人也从未就这段经历对他的儿子方汤姆提过一个字，而方汤姆出演了“六人组”影片。
这6名男子在泰坦尼克号沉没后幸存下来，但是抵达美国时时机不巧，正值美国1882-1943年的排华法案期间，该法案禁止中国劳工移民到美国，视中国劳工为当时美国经济困境的罪魁祸首。
虽然来自其他国家的泰坦尼克号上的幸存乘客在纽约受到了欢迎，并有机会向媒体讲述他们的故事，但这6名中国幸存者最远只抵达了埃利斯岛，然后在24小时内就被驱逐出境并且从出入境记录中消失了。但有部分人，比如方郎，通过其他途径又回到了北美。
“他们遭受这样的待遇的后果就是，总是害怕被发现，被驱逐出境，”琼斯说。 “方郎似乎从来没有觉得足够安全可以讲述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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