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散神不散-華夏曆代散文之美

形散神不散-華夏曆代散文之美

我國最早出現的文體是散文。散文的出現也就標誌著散文文體的成熟。遠在戰國以前的殷商時代,中國有了文字。而文字的產生,也就有了散文。最初的散文是記史的散文。到了周朝,各諸侯國的史官進一步以樸素的語言、簡潔的文字記錄了列國間的史實,如《春秋》。

戰國時代,隨著時代的需求,產生了描述現實的歷史文學,這就有了《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歷史著作。《左傳》是《春秋左氏傳》的簡稱,又名《左氏春秋》,相傳是春秋末年魯國的史官左丘明所著,共18萬字,記載了春秋240年間列國的政治、軍事、外交活動和言論以及天道、鬼神、災祥、占卜之事。這部書敘事富於戲劇性,情節緊湊,戰事描寫尤為出色,語言精煉、富於形象。 《國語》是一種國別史,分別記載了周王朝及諸侯各國(公元前1000--前00)之事,記言多於記事,所記大多為當時較有遠見的開明貴族的話。《戰國策》作者不可考,現在版本為西漢劉向輯成。它同《國語》一樣,也是分國記事,記載了西、東周及秦、齊、楚、趙等諸國之事,記載內容是謀臣策士的種種活動及辭說。《戰國策》文章的特點是長於說事,善用比喻,人物形象塑造極為生動。先秦歷史散文為中國的歷史文學奠定了基礎,對後世歷史家和古文家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第一章 煥發著思想異彩的散文 初秋戰國時期的先秦散文之美 原生態的百家爭鳴

章學誠說:“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文史通義 詩教上》)這就是說,在戰國時代,散文已經文體是相當完備了。考察散文的文體流變,章學誠的論斷應該說是正確的。

春秋戰國是社會大變革的時代,各種學術流派紛紛著書立說,爭論不休,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代表不同階級或階層的思想家的著作,促進了說理散文的發展。這些思想家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記載他們言論的書流傳到現在的有《論語》、《孟子》、《墨子》、《莊子》、《韓非子》等。

《論語》和《孟子》是儒家詮釋“仁”的著作。

《論語》是記錄孔丘及其弟子言行的,其中多半是簡短的談話和問答。

《孟子》是記載孟軻言論的。孟軻長於辯論,因此書中語言明快,富於鼓動性。

《墨子》代表墨翟“兼愛”的主張,語言樸素,說理明確,邏輯性很強,《兼愛》、《非攻》等篇極有代表性。

《莊子》代表道家莊周“無為而治”的主張。莊子散文在諸子中獨具魅力。這表現在作者具有奇幻的想象力和敏銳的觀察力,善用民間寓言,長於譬喻,使文章富於文學趣味。

《韓非子》代表法家“因時制宜”的主張。韓非散文結構嚴謹,鋒芒銳利,說理深刻。

《荀子》代表荀況的學說,現有32篇,多長篇。荀子散文特點:論點明確、層次清楚、句法整練、詞彙豐富。

《呂氏春秋》是秦丞相呂不韋門客的集體創作。它包括八覽、六論、十二紀,兼有儒、道、墨、法、農諸家學說。書中保留了大量先秦時代的文獻和佚事。它是一種系統化的、集合許多單篇的說理文,層層深入,最見條理。和諸子散文一樣,它往往以寓言故事為譬喻,因而文章富於形象性。

先秦諸子的說理散文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藝術風格上,都對後世散文的發展產生了顯而易見的影響。

第二章 恢弘昌盛的散文 漢代的史學散文與漢大賦之美

漢初,政論散文有所發展。賈誼是西漢初年傑出的文學家,他的文章《過秦論》總結了秦代滅亡的原因,汲取了秦末農民起義的教訓,發展了先秦的民本思想。他的散文善用比喻,語言富於形象性。除賈誼外,漢初還有不少散文家,他們的文章大多或論秦之得失,或針對時弊,提出自己的主張,其中以 晁錯和鄒陽成就較高。晁錯以主張募民備塞的《守邊勸農疏》、《論貴粟疏》兩篇散文最為著名。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封建王朝迫切需求總結古代文化,給予大一統的統治局面以哲學和歷史的解釋,司馬遷的《史記》應運而生。它的出現將先秦歷史散文又大大向前發展了一步。在《史記》的影響下,東漢產生了不少歷史散文著作,班固的《漢書》便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司馬遷的《史記》是中國散文史上最偉大的作品。魯迅先生稱《史記》為“無韻之離騷”.也就是說,《史記》在散文藝術上達到了很高的位置。總是這樣認為,《史記》和李白的詩歌一樣,是別人永遠也模仿不來的,這裡邊除了廣博的歷史知識和一流的天文地理知識而外,還有個人的才情,個人對語言的調遣運用,和巨大的不可遏止的寫作激情,這是個人的稟賦決定的。而《漢書》就不一樣了,《漢書》是可以模仿的,它的語言平實,記敘的頭緒清晰,只要肯下功夫,就能夠達到《漢書》的藝術水平。所以,後代人真正學習《史記》的並不多,而對《漢書》下死功夫的就很多了。《漢書》讀了能有用,就像學習杜甫,學了就能用,不管能不能達到神似,起碼走不了樣。《史記》和《漢書》是兩座散文的高山,只不過《史記》更高峭更偉大!順便說說,《史記》和《漢書》都是誕生在西部陝西,《史記》的作者是今天的韓城(夏陽)人,《漢書》的主要作者班固是今天的咸陽市(扶風安陵)人。他沒有寫完《漢書》,他的妹妹班昭以及馬續後來才完成的。

為什麼司馬遷和班固能寫出散文巨著《史記》和《漢書》呢?有原因:章學誠認為:“

文非情不深,而情貴於正”.(《文史通義?史德》)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散文是要有情感的,而這種情感要”,也就是說,是關乎天地的大情感,是沒有個人私慾的情感。有了這種情感,作者的筆下就有感動人心的力量,我們讀《史記》,讀《漢書》,那蘊涵在篇章裡的洶湧澎湃的不可遏止的情感時時刻刻在感染著你,不斷地撥動著你的心絃,難怪章學誠讚歎道:“夫《騷》與《史》,千古之至文也”.(《文史通義?史德》)其次,《史記》和《漢書》在語言上,凝練、簡明、生動,極富有創造性,我們今天許多的成語,就來自這裡,至今還有著鮮活的生命力。

漢代還出現了一種新的文體“賦”.賦的名稱始於戰國趙人荀卿的《賦篇》,到後代形成了特定的體制。講究文采、韻節,兼具詩歌和散文的雙重性質。接近散文的稱“文賦”,接近於駢文的稱“駢賦”.漢初賈誼的《吊屈原賦》、《鵬鳥賦》,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西漢末年楊雄的《甘泉賦》、《羽獵賦》、《長楊賦》、《河東賦》,班固的《兩都賦》,東漢張衡的《二京賦》,都是漢賦的名篇。

第三章 山水審美的散文 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山水散文之美

三國鼎立,日尋干戈,不遑文字,曹魏振緒,文脈不絕。曹操,由於處在戰爭年代,沒有過多的時間去雕琢文字,他們的文章,一般都比較簡短,直抒胸臆,頗有風骨,比如,曹操的《自明本志令》。他說:“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不是天下大英雄,絕不會敢有這樣的話!等到天下大致平定,講求文章之風漸漸興盛,曹丕的散文,雖說傷於瑣細,但是,文筆活潑,特別是他敘述生平的篇章,如《典論-自序》,情真意切,讀來也十分感人。曹植的一生事業在文學,他的散文,萌發了華麗凌虛的苗頭。例如《洛神賦》,美則美矣,但是缺少了內在的風骨。

魏晉之交,政治黑暗,文人自然十分小心,輕易不寫文章。這個時候,代表人物有阮籍、嵇康等人。嵇康為了避禍,平日在大樹下邊打鐵。他的散文最為出色。魯迅先生深得嵇康文筆真諦,也很喜愛嵇康的散文,用了很大的功夫校注《嵇康集》,並說:“嵇康的論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穎,往往與古時舊說反對”.比如《與山巨源絕交書》,師心自然,“非湯武而薄周孔”,敢於講自己的話。

晉代以後,按照來裕恂先生的觀點,是“晉汲老莊之餘流,……左思之賦,陸機之文,亦竟事詞藻,不能行於古作者之林”.(《漢文典》)陶淵明則是這一時期最優秀的散文作家,他的思想高遠宏達,辭氣灑脫,看似直白,而內秀曲折,是散文是又一藝術境界。魯迅先生在其著名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和酒之關係》裡說:“到東晉,風氣變了,社會思想平靜得多,各處都夾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晉末,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文章便更平和。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潛。”像《五柳先生傳》這樣的文章,比起建安正始的文章來,確實平和了,還有《歸去來兮辭》,其序文寫得平淡之至,語言簡練,語氣平和,是以前的文章很少見的。當然,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更是優美的散文。陶淵明對後世散文影響很大。凡是有特色的文章,其價值永遠不能磨滅。

南北朝時期,南朝散文多有佛的思想,北朝則多少還有經術色彩。南朝梁武帝的文章有值得閱讀的必要,他的一些書札小品,耐人尋味,比如《答陶弘景論書書》:“鍾書乃有一卷,傳以為真,意謂悉是摩學,多不足論。有兩三行許,似摩微得鐘體。逸少學鐘的可知,近有二十許首。此外字細畫短,多是鍾法。今欲令人帖裝,未便得時。來月有竟者,當遣送也。”--呵呵,平實有趣,儀態盡出。梁武帝多才多藝,學識廣博,厚積薄發,自然文字天然。北朝大家不少,我最為心儀的是庾信。

庾信,南陽新野(河南)人。《周書》、《北史》有傳。他的著作有《庾子山集》。庾信的散文成就主要在賦,特別是老年的賦,杜甫說:“庾信文章老更成”.他的賦,名篇有《小園》、《枯樹》、《哀江南》,而為世傳誦之文是《哀江南賦序》,其中有這樣的句子:“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讀來讓人唏噓不已。設置這樣的藝術意境,引人入勝。

王均的山水散文也是很有成就的。王均是吳興故鄣(今浙江安吉一帶)人。在南朝梁任職,因為私自撰寫《齊春秋》而被黜,後來朝廷又命他修《通史》,沒有寫就死了。是悲劇的一生。他的書信很好,可以是優美的山水散文,他的《與朱元思書》,大家沒有沒讀過的,“風煙俱淨,天山一色”,令人神往。在這封書信中,他很講究語言的藝術,比如最後的部分全是對偶句:“泉水激石,泠泠做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千轉不窮,猿則百叫無絕”.這是駢體文,駢體文的一個特點是大量使用典故。還有,他的《與顧章書》也很不錯的,全文不長,但是清麗簡潔,引人入勝之處不光在於狀形著色、擬聲傳響的自然清新,而且更在於寄寓其間的人生樂趣和淡泊情懷,“僕去月謝病,還覓薜蘿。梅溪之西,有石門山者,森壁爭霞,孤峰限日;幽岫含雲,深溪蓄翠。蟬鳴鶴唳,水響猿啼。英英相雜,綿綿成韻。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花,偏饒竹實。山谷所資,於斯已辦。仁者所樂,豈徒語哉!”吳均還著有《續齊諧記》,其間也不乏有好的篇章。一個人的作品不在於多,而在於精,精了就有了審美的價值,也就能流傳後世的。

酈道元的《水經注》既是古代歷史地理名著,也是很美的散文。雖說是講水道的書,也是描述山水的好散文。比如《巫峽》:“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這樣的文字,具有極高的散文審美水平。這時候,還有楊衡之的《洛陽伽藍記》在敘事、抒情、寫景方面,也有優美的文字。

南北朝的散文,不論是賦體還是山水散文,都有絕美的文章,特別是陶淵明的散文,是閃爍著古典散文審美智慧的大家之一。

第四章 復古旗幟下重的散文 唐代詩有李杜 文有韓柳

名家星光燦爛

唐代是一個詩歌極度發達的時代。就清代彭定求等人編纂的《全唐詩》來說,就有48900餘首,詩人2200多人。出現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偉大的詩人。散文在唐代並不受到特別的重視。詩歌已經成了唐代社會科舉考試、社會交往的重要內容,也是日常生活人的個體文化素質的標誌。但是,散文也沒有因此而退出自己的舞臺,它在積蓄著力量,沿著自己的發展規律前進。到了中唐時期,就誕生了中國散文史上閃亮的明星,其代表人物就是韓愈和柳宗元。韓愈大力反對浮華的駢儷文,提倡作古文,一時從者甚眾,後又得柳宗元大力支持,古文創作業績大增,影響更大,成為文壇的主要風尚,文學史上稱其為古文運動。以韓柳為首的古文運動的勝利,樹立了一種擺脫陳言俗套,自由抒寫的新文風,大大提高了散文的抒情、敘事、議論、諷刺的藝術功能。

韓愈的散文,蘇軾在《潮州韓文公廟碑》說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意思是說韓愈繼承了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諸子的散文精神。他的門人即為韓愈編撰《昌黎先生集》的李漢在其序言裡的首句話就是:“文章貫道之器也”.說明韓愈的散文是很講究思想性的。又說:“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也就是說,韓愈的散文在文體上,也起到了革命的作用。這話有一定的道理。

論說文在韓文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為主要內容的中、長篇,有《原道》、《論佛骨表》、《原性》、《師說》等,它們大都格局嚴整,層次分明。嘲諷社會現狀的雜文,短篇如《雜說》、《獲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遠;長篇如《送窮文》、《進學解》,運用問答形式,筆觸幽默,構思奇特,鋒芒畢露。論述文學思想和寫作經驗的,體裁多樣,文筆多變,形象奇幻,理論精湛。敘事文在韓文中比重較大。學習儒家經書的,如《平淮西碑》,用《尚書》和《雅》、《頌》體裁,篇幅宏大,語句奇重,酣暢淋漓;《畫記》直敘眾多人物,寫法脫化於《尚書?顧命》、《周禮?考工記?梓人職》。繼承《史記》歷史散文傳統的,如名篇《張中丞傳後敘》,融敘事、議論、抒情於一爐。學《史記》、《漢書》,描繪人物生動奇特而不用議論的,如《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清河張君墓誌銘》等。記文學摯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誌銘》、《南陽樊紹述墓誌銘》、《貞曜先生墓誌銘》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誌銘中,韓愈也有些“諛墓”之作,當時已受譏斥。

韓愈散文裡面的祭文,卻是很抒情的文字,大致分為兩類:一類寫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韻常規,如《祭十二郎文》;一類寫朋友交誼和患難生活,四言押韻,如《祭河南張員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書信如《與孟東野書》、贈序如《送楊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韓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穎傳》、《石鼎聯句詩序》之類,完全出於虛構,接近傳奇小說。韓愈散文氣勢充沛,縱橫開合,奇偶交錯,巧譬善喻;或詭譎,或嚴正,藝術特色多樣化;掃蕩了六朝以來柔靡駢儷的文風。

不過,韓愈的散文和先秦諸子散文仍然有相當遙遠的距離,韓愈的散文無論在格局和氣度上,都不能和先秦諸子散文相抗衡,論說理,他比不上孟子、荀子、韓非子,論文才,他比不上莊子。他的散文,主要是以儒家的思想為宗旨,來評判天下的事物。雖然文章裡也有著波瀾起伏,其情感有時候如同潮水一樣洶湧,畢竟思想單一,缺乏先秦諸子散文那種原生態的創造性的精神。再說,韓愈的散文,既有對古典散文的審美智慧的繼承,也在其創作的實踐過程中,產生了不少的消極因素。清華大學楊民對此的論述是很有見地的,他在《萬川一月-中國古代散文史》裡說:“由韓愈主唱,由柳宗元、孫樵以及李翱等人合唱的這一場古文運動,立意神聖、虔誠,效果也很好,但也因此將散文朝‘代聖賢立言’的死衚衕拉,一步步寂滅作者的靈性,路子愈走愈窄。”確實是這樣,韓愈的散文,我就不喜歡他的談“道”的篇章,每每讀《韓昌黎文集》時,常常不去再讀,倒是很願意讀他的擺脫了所謂“道”的束縛,隨意寫出來的散文,卻是非常優秀的,比如還有他的《與崔群書》、《與孟東野書》、《題李生壁》等這些書信類,也是十分生動活潑,親切感人。韓愈是語言大師,他的散文裡的語言,詞彙很豐富,他還創新出非常精工的語言,為人稱道,“業精於勤”,“含英咀華”,“詰屈聱牙”等等,都已流傳千古了。只不過,韓愈的散文在古典散文藝術美學意義上,我以為他比不上柳宗元。

和韓愈一樣,柳宗元也強調“文”與“道”的關係。他在《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中指出:“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耳。”意思就是說,寫文章的目的是“明道”,讀文章的目的是“之道”,文辭只是傳達“道”的手段、工具。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他更明確提出“文者以明道”的原則,在《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中,他又要求文章有“輔時及物”的作用,即能夠針對現實,經世致用。

基於這樣的認識,柳宗元對駢文亦持批判態度。在《乞巧文》中,他諷刺駢文是“眩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啽哢飛走;駢四驪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就是說駢文徒有表面的好看,並無實際的用處,甚至還會迷惑人心。他推崇的也是先秦兩漢之文,認為“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如漢之西京”(《柳宗直西漢文類序》),主張寫文章要“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還要旁參《穀梁》、《孟》、《荀》、《莊》、《老》、《國語》、《離騷》、《史記》的氣勢、脈絡、文采等(《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大體上說,柳宗元的散文理論與韓愈很相近。在評價駢文時不無偏激,在強調以道為根本時難免忽視文學的獨立價值,但同時卻也很重視文辭氣勢等藝術性方面的考慮。至於他的文章,同樣不完全受他的理論的限制。

但是,雖然柳宗元和韓愈的散文觀點類似,而柳宗元卻不是韓愈文人圈子裡的人。柳宗元遠在京城幾千裡之外的柳州(他在此地共住了十年時間)。而韓愈則大部分時間在京城,私人來往也不多。他們對散文藝術的認識和實踐,在一定意義上來說,是合乎了中國古典散文美學發展的規律,也就是說,當歷史需要出現“巨人”的時候,“巨人”就出現了。

柳宗元對古典散文藝術的發展,其美學智慧最高的散文,主要是指他的山水遊記散文而且主要集中在柳宗元被貶柳州時所寫的作品,是謂“永州八記”.這些山水散文令人耳目一新,達到了散文的一種新的境界。比起南北朝王均的山水散文,就更上一層樓了。無論在意境還是語言的上,都進了一大步。這是對中國散文了不起的藝術貢獻。

柳宗元在他的山水遊記中,真正是把情和景的藝術辨證地結合起來,在景物描寫之中,抒寫了他的不幸遭際和他對於現實的不滿。他描寫山水之樂,一方面藉以得到精神安慰,同時也曲折地表現了他對醜惡的現實的抗議。《鈷母潭記》,作者以生動而簡潔的語言,描繪了鈷母潭的位置和形狀,潭水來源和流動的狀態,以及懸泉的聲音,周圍的景物等等。他敘述了購得這一勝景的由來,同時也反映了“官租私券”對於人民嚴重的剝削,以及他在貶謫生活中不能忘懷“故土”的抑鬱心情。整個作品,把寫景和抒情融合為一。在《鈷母潭西小丘記》裡,他把一個普通的小丘,描繪得異常生動。“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其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那些無知的奇石,一經作者這樣的勾畫,彷彿各各都具有了血肉靈魂。他生動地寫出了小丘優美的景色,同時也借“農夫漁父討而陋之”,即小丘的被棄,感嘆自己的不幸遭遇。他對小丘之美的被發現表示欣慰,是寄寓了他的難言之隱的,正如清人何焯所說:“茲丘猶有遭,逐客所以羨而賀也,言表殊不自得耳”(《義門讀書記》)。《至小丘西小石潭記》純以寫景取勝: “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洌。全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甚、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叔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熱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悽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

他寫水、寫樹木、寫岩石、寫游魚,無論寫動態或靜態,都生動細緻,精美異常。而對潭水和游魚的描寫,尤為精彩,使作品更增加了神韻色澤。柳宗元山水遊記的語言,恰如他在《愚溪詩序》所說,“清瑩秀澈,鏘鳴金石”.他描繪山水,能寫出山水的特徵,文筆精練而又生動。他的山水遊記繼承《水經注》的成就,而又有所發展,為遊記散文奠定了穩固的基礎。

柳宗元的散文成就還表現在傳記散文上。他的傳記散文,大都取材於封建社會中那些被侮辱被損害的下層人物,這是《史記》人物傳記之後的一個發展,也標誌著柳宗元的現實主義精神的發展。他的傳記散文,和一般史傳文不同,他往往借題發揮,通過某些下層人物的描寫,反映中唐時代人民的悲參生活,揭露尖銳的階級矛盾,具有深刻的思想意義。在《捕蛇者說》中,柳宗元刻劃了被殘酷剝削的蔣氏的形象,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社會剝削的殘酷。蔣氏祖孫三代受毒蛇之害,但因捕蛇可以抵償租稅,仍甘冒生命危險而不願改業。它反映了農村的荒涼景象和悍吏逼租的猙獰面貌。它使我們認識到吃人的封建社會的罪惡,認識到唐代賦稅對人民的摧殘到了什麼程度!柳宗元這種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是可以和白居易在新樂府中所表現的媲美的。《種樹郭橐駝傳》借郭橐駝養樹“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的道理,諷刺了統治者政令煩苛對人民所造成的無窮干擾和奴役。《童區寄傳》寫一個十一歲的牧童殺死兩個搶劫人口的“豪賊”.作品塑造了勇敢機智的少年區寄的形象。同時也揭露了當時社會人口買賣的罪惡。柳宗元寫了統治階級的少數開明人物的傳記,也反映出真實的歷史面影。如《段太尉逸事狀》,題材近似韓愈的《張中丞傳後敘》,只寫人物的片段故事,而風格不同,直敘事實,不涉抒情議論,語言簡勁有力。他具體描寫了段秀實的沉著機智、不畏強暴、愛護人民的優秀品質和英雄形象,從而揭露了安史之亂以後那些擁兵自重的新軍閥們對人民殘酷的壓迫和剝削。柳宗元象其他許多傑出的現實主義作家一樣,在他的深刻的藝術描寫裡,都是大膽而真實地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腐朽、黑暗和罪惡,滲透著他的憂心如焚和對美好生活的願望。柳宗元的傳記散文,不僅一般具有較強的思想性,而且藝術上也富有創造性。他首先是從暴露現實批判現實的角度選取人物,從而選擇其重要的事件,加以適當的剪裁和必要的具體描寫,這是他寫作傳記散文一個典型化的過程。他的作品往往突出地寫出了人物的重要方面,反映出複雜的豐富的歷史內容。

另外,柳宗元的寓言小品也相當出色,比如,他的《三戒》、《黔之驢》、《臨江之麋》等,富有強烈的諷刺色彩,讀來也讓人興趣盎然。

唐代的散文大家也是星光燦爛,還有元結、白居易、杜牧、李商隱等等。元結(字 次山)的《右溪記》,篇幅不大,也是很有特色的山水散文:“道州城西百餘步,有小溪,南流數十步,合營溪。水抵兩岸,悉皆怪石,欹嵌盤曲,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澗懸激注。佳木異竹,垂陰相蔭。此溪若在山野,則宜遺民退士之所處;在人間,則可為都邑之勝境,靜者之林亭。而置州以來,無人賞愛;徘徊溪上,為之悵然。乃疏鑿蕪穢,俾為亭宇,植松與桂,兼之香草,以裨形勝。為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銘石上,彰示來著。”--右溪在現在的湖南道縣城西。元結在唐代宗時任過道州刺士。這篇散文十分了得,它開啟了柳宗元的山水散文,應該說是柳宗元的美學啟蒙之一。清末的古文家吳汝綸評價說:“次山放恣山水,實開子厚先聲。文字幽眇芳潔,亦能自成境趣”.值得說的,還有白居易的散文,在唐代也應有自己的地位,他寫的記敘生活情趣的散文,可能是不經意為之吧,寫的非常漂亮,比如《養竹記》、《草堂記》和《太湖石記》。還有杜牧的散文和李商隱的散文,也都有自己的獨特的美學風格,例如《阿房宮賦》,例如《李賀小傳》。唐代的散文,就文體而言,沒有新的創造,思想的風采也和先秦諸子的散文不能放在一個層次上。

第五章 的散文及含著禪意的散文 宋朝知識精英營造的禪意生活寫真 中國文化繁盛的又一高峰

宋代是一個很適合知識分子生活的時代。宋代也是中國文化繁榮昌盛的時代,出現了各個領域裡的大師人物。在思想理論界,有張載、程顥 、程頤、朱熹、陸象山等彪炳千秋的思想家;在文學領域,除了詞的完善與極大的發展之外,散文也是十分興旺發達,特別是所謂”古文“,在北宋有很顯著的發展。”唐宋八大家“就佔了六位的宋人,全都生活於北宋中期,可見一時之盛。就北宋古文家提倡古文的理論立足點而言,主要也是在發揮它在政治和倫理方面的功能,這與唐代古文家的態度大致相同。在文體上,歐陽修、蘇軾等人眼光要寬廣些,取法的範圍也較大,他們對駢文並不那麼深惡痛絕,相反還頗有喜好,所以他們的散文兼收駢文之長。在語言風格上,他們特別強調切意的重要,雖也關心修辭,講究章法、節奏,但都要符合”達意“的要求,順適情志而不突兀險怪。由此形成的特點,是素淡而不質拙,明暢而不滑俗,平易淺切而不失文采,句式駢散相兼而富於變化,語脈流貫。這種風格無疑具有更廣泛的適應性,因此散體文的優勢至此得到真正的確立。《宋史-文苑傳》說:”國初,楊億、劉筠,均襲唐人聲律之體;劉開、穆修,志欲變古而力弗逮;廬陵歐陽修出,以古文倡;臨川王安石,眉山蘇軾,南豐曾鞏起而和之,宋文日趨古矣。南渡文氣不及東都,豈不足以觀世變歟?“這段話,寥寥數語,可以說是對兩宋散文的精確總結。

歐陽修是宋代散文的開山人物,他使沉寂了百餘年的文壇再次恢復了生機,使古文的寫作,有了新的活力。他的文學成就以散文最高,影響也最大。他繼承了韓愈古文運動的精神,在散文理論上,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張,大力提倡簡而有法和流暢自然的文風,反對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澀。他的散文,有政論文、史論文、記事文、抒情文和筆記文等,各體兼備,內容充實,氣勢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暢婉轉的藝術風格。敘事既得委婉之妙,又簡括有法;議論紆徐有致,卻富有內在的邏輯力量。章法結構既能曲折變化而又十分嚴密。他還開創了中國詩歌評論的一個新的形式,即”詩話“.他的《六一詩話》,以隨便親切的漫談方式評敘詩歌,成為一種論詩的新形式。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創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於唐代的韓愈。他薦拔和指導了王安石、曾鞏、蘇洵、蘇軾、蘇轍等散文家,對他們的散文創作發生過很大影響。他的平易文風,還一直影響到元、明、清各代。

有人統計, 歐陽修一生寫了500餘篇散文,成果斐然。他的政論文充分發揮了儒家思想中注重國計民生的優秀成分,為政治鬥爭服務,如《與高司諫書》、《朋黨論》、《五代史伶官傳序》等。他狀物寫景及敘事的散文搖曳生姿,從容委婉。《釋秘演詩集序》、《醉翁亭記》、《瀧岡阡表》等是這方面的佳作。歐陽修的賦也極具特色。他的《秋聲賦》,採取散文句法,把秋夜寫得生動可感,且變唐以來賦的”律體“為”散體“,在賦的發展上,有重要意義。

歐陽修又是個博通古今的大學者。他與宋祁一起重編《唐書》,還自著《五代史》,後人稱之《新唐書》和《新五代史》。歐陽修繼承韓愈”文從字順“的傳統,但避免了韓愈尚奇好異的作風,散文內容充實,迂徐流暢;敘事簡括有法,議論紆徐有致;章法曲折變化而又嚴密,語句輕快圓融而不滯澀。

蘇軾的出現,是宋代文學的永遠的驕傲。他在詩、詞、散文和書法、繪畫等方面,都達到了很高很高的藝術程度。這裡只說他的散文美學智慧。遠的不說,中華書局在1986年出版了《蘇軾文集》,共六冊,字數180多萬。這是非常驚人的散文創作成就。

蘇軾的思想是儒、道、釋三者並用,表現在散文創作上,是文、道並重。他推崇韓愈和歐陽修對古文的貢獻,認為韓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潮州韓文公廟碑》),又認為歐陽修 ”論大道似韓愈“、”記事似司馬遷“(《六一居士集敘》),都是兼從文、道兩方面著眼的。蘇軾認為文章的藝術具有獨立的價值,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文章並不僅僅是載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現功能便是人類精神活動的一種高級形態:”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達之於口與手。“(《答虔倅俞括》)其次,蘇軾心目中的 ”道“不限於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規律,例如”日與水居“的人”有得於水之道“(《日喻》)。所以蘇軾主張文章應像客觀世界一樣,文理自然,姿態橫生。他提倡藝術風格的多樣化和生動性,反對千篇一律的統一文風,認為那樣會造成文壇”彌望皆黃茅白葦“般的荒蕪。

正是在這種獨特的文學思想指導下,蘇軾的散文呈現出多姿多采的藝術風貌。他廣泛地從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藝術營養,其中最重要的淵源是孟子和戰國縱橫家的雄放氣勢、莊子的豐富聯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風格。蘇軾自謂:”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自評文》)他的自我評價與讀者的感受是相吻合的,蘇軾確實具有極高的表現力,在他筆下幾乎沒有不能表現的客觀事物或內心情思。蘇文的風格則隨著表現對象的不同而變化自如,像行雲流水一樣的自然、暢達。韓愈的古文依靠雄辯和佈局、蓄勢等手段來取得氣勢的雄放,而蘇文卻依靠揮灑如意、思緒泉湧的方式達到了同樣的目的。蘇文氣勢雄放,語言卻平易自然,這正是宋文異於唐文的特徵之一。

蘇軾擅長寫議論文。他早年寫的史論有較濃的縱橫家習氣,有時故作驚人之論而不合義理,如《賈誼論》責備賈誼不知結交大臣以圖見信於朝廷,《范增論》提出范增應為義帝誅殺項羽。但也有許多獨到的見解,如《留侯論》謂圯上老人是秦時的隱君子,折辱張良是為了培育其堅忍之性;《平王論》批評周平王避寇遷都之失策,見解新穎而深刻,富有啟發性。這些史論在寫作上善於隨機生髮,翻空出奇,表現出高度的論說技巧,成為當時士子參加科場考試的範文,所以流傳極廣。蘇軾早年的政論文也有類似的風格特點,但隨著閱歷的加深,縱橫家的習氣遂逐漸減弱,例如元佑以後所寫的一些奏議,內容上有的放矢,言詞則剴切沉著,接近於賈誼、陸贄的文風。

史論和政論雖然表現出蘇軾非凡的才華,但雜說、書札、序跋等議論文,更能體現蘇軾的文學成就。這些文章同樣善於翻新出奇,但形式更為活潑,議論更為生動,而且往往是夾敘夾議,兼帶抒情。它們以藝術感染力來加強邏輯說服力,所以比史論和政論更加具備美文的性質。例如《日喻》中的兩段比喻: ”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盤。”扣盤而得其聲。他日聞鍾,以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龠,以為日也。日之與鍾、龠,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 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浮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 “ 此文論證了對事物的認識不能依賴片面的見聞,必須經過實踐才能掌握事物規律的道理,說理十分透闢,但它的說理是藉助生動的事例,或者說是通過形象來展現的,所以它給讀者的印象不但深刻,而且生動鮮明,既能使人得到知性的認識,又能帶來審美的愉悅。 又如《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一方面記述文與可畫竹的情形,另一方面以充滿感情的筆觸回憶自己與文與可親密無間的交往,以及文與可死後自己的悲慨,具有濃郁的抒情意味。又從文與可的創作經驗中總結出藝術創作應胸有成竹的規律,也是夾敘夾議的範例。

蘇軾的敘事記遊之文,敘事、抒情、議論三種功能更是結合得水乳交融。《石鐘山記》是一篇以論說為主的遊記,它圍繞石鐘山得名的由來,根據實地考察的見聞,糾正了前人的說法,並引伸出對沒有“目見耳聞”的事物不能“臆斷其有無”的哲理,思路清晰,論證透闢。尤其可貴的是此文的議論是在情景交融的優美意境中逐步展開的,例如寫月夜泛舟察看山形的一段: “ 至暮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餘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 寥寥幾筆即畫出一個幽美而又陰森的境界,讀之恍如身臨其境,作者賞幽探險、務實求真的情懷也隨之展現無遺。而情景交融的描寫又是直接配合議論的,堪稱敘事、抒情、說理三種功能完美結合的典範。

由於蘇軾作文以“辭達”為準則,所以當行即行,當止就止,很少有蕪詞累句,這在他的筆記小品中表現得最為突出。如《記承天夜遊》: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為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者耳。” 全文僅八十餘字,但意境超然,韻味雋永,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蘇軾的辭賦也取得了很高的美學成就。他的辭賦繼承了歐陽修的傳統,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蕭散之氣,吸收了詩歌的抒情意味,從而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創作了《赤壁賦》和《後赤壁賦》這樣的名篇。《赤壁賦》沿用賦體主客問答、抑客伸主的傳統格局,抒寫了自己的人生哲學,同時也描寫了長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駢散並用,情景兼備,堪稱優美的散文詩。如寫景的一段: “ 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憑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幽美、澄澈的景色與輕鬆愉悅的心情構成開闊明朗的藝術境界,而那種渺茫茫、若有若無的虛幻感覺,又直接為後文寫超然物外的人生哲理作了鋪墊,體現出作者高超的表達能力和語言技巧。

以來看,蘇軾是可以和戰國時代諸子散文相抗衡的,要說散文真正的“復興”,到了蘇軾,才重新有了大氣象大格局,猶如大海一樣,風起雲湧,潮卷天下。其後,無有蘇軾這樣的古典散文了,也是橫空一絕的巍巍高山!

宋代散文還有王安石,他也對中國古典散文的美學有所發展和創新。王安石是一個偉大的政治改革家,又是一個卓著的散文家。他的散文以拗折峭深為風格特徵。最著名的散文是他的《讀孟嘗君傳》,共有四句話:“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歸之,而卒賴其力以於虎豹之秦。嗟呼!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文筆曲折而嚴密,極有氣勢,清代的沈德潛說:“語語轉,筆筆緊,千秋絕調”.王安石的散文多是政論文,文字簡短,邏輯性強,語氣有著不可遏制的力量。他的遊記也有非常出色的作品,《遊禪山記》、《慈溪縣學記》,也都寫的情理兼備,其中提煉出來的觀點也發人深省,比如“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等等。他是政治家,站得高,看得遠,說理能說透,筆力又健壯,沒有蘇軾的汪洋大海一般的才情,卻也是位列“唐宋八大家”毫不蓀色的。至於蘇詢、蘇轍,曾鞏等人,成就斐然,但是,為文都在樊籬之中,此處就不再說了。

南宋文學家在北宋諸位大家影響下,產生了一部分上書言事的政論文,表現了作者鮮明的政治態度,胡銓、陳亮、葉適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家。古文運動的成功,使散文更切合實用,南宋時大量出現的筆記雜文便是一個明證。洪邁的《容齋隨筆》、王明清的《揮塵錄》是筆記雜文中的佳作。

朱熹是南宋著名的哲學家和思想家,他開創了新儒學“理學”.理學繼承了古代的儒學,融會了佛學和莊老學說,探討宇宙的本原,認識真理的方法途徑、世界的規律和人類本性等哲學問題,提出了比較完整的思想體系,涉及到道德、宗教、政治等諸多領域。朱熹不是文學家,也無意在這方面下功夫,但是,他的一些文章,成之於隨意,卻也是上好的散文。如,他的《張魏公行狀》洋洋四萬餘字,內容充實,包含深情。我喜歡讀《朱子語類》,這是南宋黎靖德收集了朱熹的大量語錄而編的一部書。1994年中華書局出版,共有8卷之多。內容涉及很多,也很有風趣,明白如話,朱熹說到讀書,“看文字須仔細。雖是舊曾看過,重溫亦須仔細。每日可看三兩段。不是於那疑處看,正須於那無疑處看,蓋工夫都在那上也。”“人讀書,如人飲酒相似。若是飲酒人,一盞了,又要一盞吃。若不愛吃,勉強一盞便休。”這樣的語言,看似直白,然而,卻是語言到了純青的境界,不是一般人能所為的。再說,朱熹挺有意思的,他提倡理學,反對婦女“失節”,他的女兒死了丈夫,他還是讓女兒改嫁了,自己已經六十多歲了,還納小妾,據說朱老先生還幹過勾引小尼姑的勾當。可見,人性是能戰勝他的理學的。也說明了一個道理:為文必須是性情中人,沒有激情,是怎麼也寫不出好文章的。

第六章 彰顯著性靈的散文 大明朝充滿靈性的散文之美 歸有光 公安派 小品聖手張岱

明初的宋濂是“開國文臣之首”,他的一部分傳記文很有現實意義,比較著名的作品有《秦士錄》、《王冕傳》、《李疑傳》等。明中葉以後,針對程朱理學、八股文的束縛,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發起“復古運動”,倡導文必秦漢。他們在對掃蕩八股文風起到一定積極作用的同時,又走上了盲目摸擬古人的路子。後來的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的“後七子”復古運動,也再一次重複了他們的錯誤。

歸有光等“唐宋派”首先起來反對復古派,進而是萬曆年間的公安派也加入猛烈抨擊擬古主義的隊伍。歸有光的散文在明代後期,是承前繼後的散文大家。他是崑山人。屢試不第,後來,遷居安亭江上,專心讀書講學,教的學生很多。直到六十餘歲了,才勉強中了進士,當過不大的官員。著有《震川文集》。

他的散文曾被譽為“明文第一”.

歸有光讀書刻苦認真,把自己圈在小房子裡足不出戶讀書,在《項脊軒志》裡,對此有很生動的記載。正因為能如此用功,他的散文才有了這樣的成就。就說《項脊軒志》吧。這篇散文記敘了項脊軒的環境及其前後的變化,親人生前對自己的關切和他對他們的懷念,流溢著無限的深情,人物也栩栩如生,宛然在目前:“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班駁,風移影動,姍姍可愛。”他的《先妣事略》,哭泣掩於文字,令人感動。

總體來看,歸有光的散文能以清淡樸素之筆描寫事物,感情真摯,記事生動,不事雕琢,風韻超然。但是,題材狹窄,他自己也說:“平生足跡不及天下,又不得當世奇功偉烈書之,增嘆也。”(《與王子敬小簡》)

公安派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為代表,時稱“三袁”,袁宏道最為著名。他們認為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文學,因此反對貴古賤今,模擬古人。袁宏道更出於作家的主觀要求提出了“性靈說”.公安派的散文創作特點是:衝破傳統古文的陳規舊律,自然流露個性,語言不事雕琢。與公安派存在的同時還有以鍾惺、譚元春為代表的竟陵派,他們也主張獨抒性靈。

袁宏道,字中郎,號石公,湖廣公安(今屬湖北)人 .萬曆進士,官吏部郎中。他在思想上受李贄的影響很大,曾經專程拜訪李贄,在一起達三月之久,認為李贄的“童心說”是很正確的。

他的文學主張是:①反對盲目擬古,主張文隨時變。他在《與江進之尺牘》中說:“世道既變,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勢也。”他強調文學要隨時代而變化,反對前、後七子的擬古傾向。②文隨時變的目標是存真去偽,抒寫性靈。他在《行素園存稿引》中說:“古之為文者,刊華而求質,敝精神而學之,唯恐真之不及也。”在《敘曾太史集》中,言明自己文章的特點是“真”,並指出“真”就是直寫性情。在《敘小修詩》中,通過對袁中道詩歌的評論,強調詩文要“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這就形成“性靈說”,這是公安派文論的核心。③所謂性靈,是要能導致文章的“趣”和“韻”,而它們是由李贄的“童心說”得來的。他在《敘陳正甫會心集》中指出,“世人所難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唯會心者知之”.④他認為民間的通俗文學正是“無聞無識”的“真聲”,而加以推崇。他在《敘小修詩》、《陶孝若枕中囈引》等文章裡都有這方面的論述。“要以情真而語直,故勞人思婦有時愈於學士大夫,而呻吟之所得,往往快於平時。”

袁宏道的散文極富特色,清新明暢,卓然成家。今存其尺牘280餘封,篇幅長的1000多字,短的只二、三十餘字。如《致聶化南》一札:“敗卻鐵網,打破銅枷,走出刀山劍樹,跳入清涼佛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投冠數日,愈覺無官之妙。弟已安排頭戴青笠,手捉牛尾,永作逍遙纏外人矣!朝夕焚香,唯願兄不日開府楚中,為弟刻袁先生三十集一部,爾時毋作大貴人,哭窮套子也。不誑語者,兄牢記之。”簡凝活脫,間以詼諧,可見其尺牘文的一斑。

他的各類隨筆200餘篇,題材多樣,饒有意趣,其中《畜促織》、《鬥蛛》、《時尚》等篇,記述了當時的風俗人情。傳記文以《徐文長傳》、《醉叟傳》兩篇最優,刻繪人物,生動鮮明。

袁宏道的遊記文約90餘篇,這是他散文的精華部分。他的遊記散文,在寫景中注入主觀情感,韻味深遠,文筆優美。如《滿井遊記》:“高柳夾堤,土膏微潤,一望空闊”,“山巒為晴雲所洗,娟然如拭,鮮妍明媚”.所寫京郊初春景色,純用寫實手法,刻畫細膩,情致盎然。其他如《虎丘》、《天目一》、《晚遊六橋待月記》、《觀第五洩記》等,真切動人,語言淺近,略無斧鑿之跡。張岱在《琅繯文集?跋寓山注其二》中說:“古人記山水,太上酈道元,其次劉子厚,近時袁中郎。”這個評價就很高了。

至於袁宗道、袁中道,他們的散文成就不及袁宏道,也有精彩的篇章。他們弟兄三人的文學主張相近,在革新散文上都做出了美學努力。

公安派與竟陵派革新的直接產物是晚明大量出現的小品散文,這是傳統散文的一個發展,張岱是小品散文作者中比較有成就的一位。

張岱,字宗子,別號陶庵。山陰(今紹興)人。少為富家子弟,愛繁華,好山水,通曉音樂、戲劇,也善於品茶。明亡以後,入山著書,於往昔繁華,多所追憶,散文造詣極高。

張岱的散文,我以為是比較純粹的散文,是明代散文的一座高峰。他的小品散文題材較廣,山水名勝、風俗世情、戲曲技藝乃至古董玩具等等都可以入他的文。他的散文文字清新峭拔,形象生動,廣覽簡取,刻畫有力,餘韻悠長。他的《湖心亭看雪》:“崇禎五年十二月,餘往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是日更定矣,餘拿一小舟,擁毳依火爐,獨往湖心亭看雪。霧凇沆碭,天與人、與水、與山,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江一痕,湖心亭一點,餘與舟一介,舟中兩三粒而已。”--寫的靜,靜到無聲,而物體鮮明,俱入畫中。還有他的《西湖七月半》,寫了當時杭州人七月半遊西湖的盛況,各類人物躍然紙上,聲氣如在耳旁。寫的《柳敬亭說書》:“南京柳麻子,黎黑,滿面疤癗,忽忽悠悠,土木形骸。”幾句話就把說書人寫得宛然在眼前。全篇文字生動傳神,使人不僅見到了柳敬亭的動作、語態,而且可以想見其為人。《閔老子茶》寫月生:“月生寒淡如孤梅冷月,含冰傲霜,不喜與俗人交接,或時對面同坐起,若無睹者。”善於把握人物的精神氣質,發掘人物身上的獨異之處,這是張岱散文比較前人特別的地方。

張岱散文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把中國文化中雅文化和俗文化有生命力的東西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充分地自由地表現自我,用周作人的話說,就是:“只自由說著自己的話”.這是了不起的散文美學創造。不說聖賢的話,不說別人的話,就構造了自己的散文話語系統,建立了自己的散文美學特色。這是對中國古典散文生命的最有力的繼承和延續。

明末清初,晚節不保的侯方域的散文也取得了較高的藝術成就,代表作有《李姬傳》、《馬伶傳》、《任源邃傳》等。

第七章 蛻化與新生的散文 清朝散文之美 桐城派的天下

桐城派古文是清中葉最著名的一個流派,主要作家方苞、劉大槐鬥、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因此而得名。方苞繼承歸有光的傳統,提出“義法”主張,並使之成為桐城派古文的基本理論。桐城派古文作品選材用語只重闡明立意,而不期堆砌材料,因而文章一般簡潔自然,但缺乏生氣,代表作品有方苞的《獄中雜記》、《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記》等。 與桐城派對立存在的是提倡“駢文”的復社作家,汪中是其中成就最大者。清初有不少成績突出的散文家,如王猷定、魏禧。王猷定(1599--約1661)的傳奇性散文以小說傳奇體打破了傳統古文寫法,代表作有《李一足傳》、《湯琵琶記》、《義虎記》等。魏禧(1624--1680)以人物傳記最為突出,代表作是《大鐵椎傳》。

第八章 吐露著世紀曙光的散文 晚清散文之美

康有為、梁啟超,為清末改良運動的代表人物,也是學術上改良派的代表作家。他們的散文無視傳統古文的程式,直抒己見,暢所欲言,淋漓痛快。梁啟超的新體散文更是對一切傳統古文的猛烈衝擊,他的散文風行天下,影響了一代文風。為晚清的文體解放和“五四”的白話文運動開闢了道路,他的《少年中國說》即是這樣一篇典型作品。伴隨著對封建主義文學和文言文的批判,最早的一批現代新文學作品誕生了,議論性散文便是其中之一,它是現代散文的源頭。

中國古典散文的美學智慧,其源泉還是戰國時代的諸子,或繼承,或反對,在不斷地興盛著,不斷地發展著壯大著,圍繞著這個“根”,派生出許許多多的“系”,在探索,在前進,都做出了不能磨滅的貢獻!綜觀中國古典散文的發展,每一個歷史時期,其傑出的代表都表現出了非凡的美學智慧,都為中國散文的浩瀚銀河,佈滿了屬於自己的星辰,並且在不斷地影響著近代和現代以及當代中國的散文文學。中國古典散文的系統研究還剛剛開始,要研究的東西有很多很多,我只是勾畫出我自己的古典散文簡單的藍圖,是對是非,探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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