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任職於京城的那些年，日子過得不好不壞。晚清著名文學家李慈銘當京官時天天喊窮，曾國藩卻沒那麼矯情，日子還算過得去，至咸豐二年（1852年）七月離京時共有“車三輛一大一小一水車，牲口三個”，牲口是一頭驢、一隻騾、一匹馬。
在那個年代，牲口也屬於私家車。但曾國藩在京城當科長、處長時多半是步行，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升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屬於副部級了，事務多了，曾國藩也只添了一隻騾子，在此之前自己買了一頭驢，同僚又送了一頭。所以到了出京那年，他共養了三頭牲口，加起來共值銀子164兩。
大清的副部級高官還騎驢、騎騾子上班，甚至這騾子還得自己買，是因為大清官員的福利太差、工資太低嗎？並不是。他們的基本工資不高，但養廉銀相當高，過平常日子不是問題。問題是他們都不想過家常生活，總想著擺威風，講排場。李慈銘天天叫苦當“月光族”、靠典當度日，卻也見他天天上館子，“聚賓堂”“萬福居”“便宜坊”一個連著一個—便宜坊可不便宜呢。
曾國藩的日子過得還算好，一大原因就是他不太講排場，官越當越大，家裡人口越來越多，除了必要的車子，他仍用驢、騾子代步。後來，他一路高升，升到可以配置三品高官才能坐的綠呢車了，卻仍然坐他的中級官員都能坐的藍呢車，還教育子女“必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轎騎馬”，這就顯出了他為人低調的品質。再後來某湘軍大將大包小包地給曾國藩送禮，也被曾國藩一一退回。顯然，隨著官職的升高，曾國藩的修養也在增加，愈發清廉了。
有高檔轎車不坐，這個佳話源自曾國藩的高品質嗎？是，但也不全是，這般佳話也來自當時官場的“壞話”太多。乾隆年間的某位內閣學士與父親在一個單位上班，經常坐同一輛車上下班。這事就讓名臣劉墉感嘆，說這位內閣學士“可謂以清白遺子孫矣”。父子同一輛車，省油、環保，還加強了親情交流，怎麼就跟“清白遺子孫”聯繫到一起了呢？無他，當時講排場、擺威風的官員太多了，這樣的官員就成清廉典型了。
能在清代中晚期官場保持這樣相對樸素的觀念，曾國藩實在是不容易，的確可算是“半個聖人”。可惜，當時整個官場的風氣都是奢侈攀比、動輒叫窮要錢的，曾國藩自己不講排場、清廉自省，卻也無法改變整個時代的風氣，清代官場就在官員們高檔車、高檔酒菜的攀比中一天天地腐朽下去，直到不可收拾。
有趣，有料，有深度作者｜劉誠龍
來源｜《百家講壇》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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