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 康有為是“公車上書”和“戊戊變法”的領袖，與其學生梁啟超一起合稱“康梁”。他出生於咸豐八年（1858年3月19日），字廣廈，廣東南海人，故又稱為“南海先生”。他的一生，除了政治經歷曲折坎坷以外，在學術上也是頗有建樹的，其中又以書法藝術和理論獨樹一幟，從而對中國近代書壇的影響非常之大。
康有為出身於士宦家庭，乃廣東望族，世代為儒，以理學傳家。和那個年代的所有知識分子一樣，康有為幼讀詩書，並隨其祖父習字，初窺堂奧，功力漸進，修練成紮實的童子功。他三十一歲那年赴京應試，因為塘沽口封凍無法乘船南歸，於是只好暫留北京，在此期間，他接觸到了大量的“漢魏六朝唐宋碑版”，大大地開括了眼界，以至於“多遊廠肆，日購碑版”。康有為經過大量地臨摹和與名家交流，對書法的認識有了質的變化，他從此放棄“帖學”，成為一個“碑學”的倡導者和實踐者。
所謂“碑學”，就是研究、學習碑刻的書法藝術。這裡所說的碑包括石碑、摩崖刻石、石經、墓碑、墓誌、造像碑，以及宋以後的刻帖等。書法史上以南北朝時期的碑刻成就最高，這一時期碑的形制更加規範，碑文書體也完成了由隸書向楷書的過渡，尤其是北朝，從而後世即有“北碑”、“魏碑”之稱謂也。中國書法這一傳統藝術能夠不斷的繼承和發展，古代碑刻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的。
康有為為了探索、研究“碑學”書法藝術，遍臨歷代名碑，如《石門銘》、《經石峪》、《六十人造像》、《雲峰石刻》等。同時還根據自己的心得，寫下了著名的《廣藝舟雙楫》二十七篇，這部論述書法理論、提倡“尊碑論”的專著在當時社會上影響非常大，甚至還波及到日本。
在明清封建的科舉制度下，文人為了求取功名，以畢生的精力去研究和書寫那些端正死板、一絲不苟、缺乏生氣的“館閣體”，缺乏變化和創新，導致書法的日趨僵死，失去了應有的藝術價值。後來隨著金石學的興起，有不少文人都在提倡“碑學”，康有為是其中影響最大的。對於一個“初出茅廬”三十出頭的年輕人，他不但敢於從理論上大膽提出自己的觀點，更從實踐中創寫出了獨特風格的“康體”，這一點是難能可貴的。
康有為的書法體闊勢寬，平正端莊，中宮收緊，下部疏散，結體疏密得宜，字風渾厚雄放，有縱橫奇宕之氣。有人從三個字概括“康體”的主要特點：“重”、“拙”、“大”。所謂“重”，指的是渾厚、凝鍊，有金石之感；所謂“拙”，指的是古樸、率真、有生澀之感；所謂“大”，指的是險峻、舒朗，有高遠之感。
康有為對《石門銘》和《爨龍顏》用功尤深，同時參以《經石峪》和雲峰山諸石刻，書寫上以平長弧線為基調，轉折以圓轉為主，在他書作中運用長鋒羊毫所發揮出的特有的粗茁、渾重和厚實的效果，都有很好的體現，迥然異於趙之謙的頓方挫折、節奏流動，也不同於何紹基的單一圓勁而少見枯筆，這正是他的別開生面處。而線條張揚帶出結構的動盪，否定四平八穩的創作，也是清代碑學的總體特徵表現。從創作形式上來說，康有為以對聯最為精彩，可見氣勢開張、渾穆大氣的陽剛之美；逆筆藏鋒，遲送澀進，運筆時迅起急收，腕下功夫精深，從中也可以看出他的運筆輕視帖法，全從碑出，轉折之處常提筆暗過，圓渾蒼厚，結體不似晉、唐欹側綺麗，而是長撇大捺，氣勢開展，饒有漢人古意。有人認為所謂的“康體”表面上虛張聲勢，火燥之氣，隨處可見，線條缺乏質感，濫用飛白，顯得很虛浮。如潘伯鷹先生譏諷康有為的字“像一條翻滾的爛草繩。”
康有為在筆法上力倡圓筆，反對方筆，這正是造成他筆法單調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加之他常常起筆無尖鋒，收筆無缺鋒，也無挫鋒，提按不是很明顯，線條單一，缺少變化；粗筆時見鬆散虛空，不夠凝斂緊迫，當是一病矣；用墨上缺少變化，表現形式不足，起筆飽蘸濃墨，行筆中見飛白，僅此而已也。從他的中堂作品來看，章法方面落款又常有侷促之意，這是對帖學否定所致，實質上他早年日課，還是以歐虞為主的。
康有為的書法世稱“康體”，此八條屏書法得力於《石門銘》與《經石峪》，融篆隸於行楷，墨色蒼潤相間，具古樸雅緻之氣。書體在枯潤、疏密、顯晦、清濁的變動與遊移中，又飽含著緊張、膨脹與掙扎。
筆者近日有幸從朋友處見到康有為幾條書法作品，當是“康體”佳作，敬請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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