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复生
一年，对于我们来说，不过是廉价的一声廉价的感叹：“人又老了一岁”。但对于汶川、都江堰、北川、江油、理县……的人们来说，一年也许就是一生。
2009年5月8日—12日，馆长走访四川地震灾区，对话那些坚持在灾区的心理工作者，倾听他们的经历、痛苦和困惑。
那些神情，那些噩梦，
那些让我们担心的人物和故事
——5•12地震一周年心理现状调查
5月12日，早上7点半从永兴板房出发，我和来自北京的心理咨询师都江、心理援助站志愿者常老师一起，跟随杨建芬一家，乘坐临时抽调过来作为祭奠专车的801路公汽，前往北川老县城。那一天的路特别难走，本来1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却用了4个多小时，才到北川。在杨最好的朋友许大姐家里匆忙吃过中饭之后，我们就奔向县城。第一站是北川中学，学校里面已经被封锁，只留下一块空地给大家烧纸。我想继续抓拍那些面孔，可在烟雾之中，不敢过多地惊扰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于是我转身快步向通往县城的路上走去，一路上有不少的小摊贩，有支起棚子的，也有就在路边摆块小布，售卖一些关于北川的照片。开始，我并不在意他们，走了5分钟左右，我突然发现，在那一排售卖北川照片的摊贩之中，有一个瘦瘦的男子似乎并不在意那些过往的人群，而是将头深深地埋进了膝盖！最开始，我希望他只是在那瞬间觉得累了。但走了20分钟，我发现自己错了，一个蓝色衣服的女子，用几乎同样的姿势，坐在一个拐角的乱石堆中，完全走下了坡，刚进县城的废墟堆中，又发现一个穿黑衣的女子，也是这个姿势！
噩梦
小朋友很阳光，
但他们也有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我看到那边的小孩子都很阳光的，他们也有心理问题吗？”
“小孩子都很阳光啊，有阳光的一面，但他们也有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会做噩梦吗？你们怎么帮他们？”
“有。我现在正在学习这一块，精神分析。我想对小孩子来说，做噩梦还是要怎么给他们创造一个安全的氛围，他们感觉不安全，紧张，不安全恐惧的情绪一直压抑着。”
这是5月9日晚，我在与心理咨询师董文的一段对话。就在前一天，我在采访完“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的负责人刘猛后，旁听了志愿者邹芳伟给20多个孩子上的一次“阳光课堂”，上课结束后，有些孩子留在了教室写作业，还有几个就跑到隔壁的图书室来看书、吃东西、聊天。有个小姑娘一边没心没肺地吃着沾满辣椒的油炸豆棍，一边与我讨论起每天零花钱究竟是5毛还是一块。旁边8岁的张星宇，则开始根据我的胡子来猜起我的年龄来，小姑娘一开口就特真诚地说出了50岁的起价，惹得她的同伴们全大笑起来。
在那片笑声之中，我萌生了前面的那个问题。无疑，董文的回答，让我有些失落和惭愧：原来，我们是不愿意看到孩子“阳光照不到的地方”的。
事实上，在都江堰，这样的惭愧，可能还会持续下去。在与董文见面前，我与“全国心理援助联盟”图书室管理员王永强，有过54分钟的对话，他就在都江堰皖川学校上班，这所由北街小学、灌口小学、十局学校(有中学和小学)、尚阳学校(有中学和小学)合并而成的学校中，一个驻校的心理咨询师都没有。虽然地震前的王，在中科院的一个函授班上拿过心理学方面的大专文凭，可他地震前患了脑疾，住院开刀，“后来又有癫痫”，所以学校也没答应他从事学生心理咨询的工作。
相比而言，绵阳市内的八一帐篷小学的学生也许要幸运一些，他们在部队大院，外界难以打扰，不仅平时有两个驻校的心理咨询师，此外还有短期的心理咨询师，比如有过4年心理咨询经验的都江，就在该校驻了一个月。
那时候，士兵已经不能正常工作了，
像是被梦魇控制了一样
“孩子和中学生做噩梦，我们恨容易理解。但老师呢？那些看起来是强者的大人们呢？”5月11日晚上，在绵阳郊区，在借住在长虹培训中心的北川中学校园，我这样问起来自长沙的心理咨询师张玲。
张玲回忆起了去年5月，她和长沙市心理协会组织的心理援助团队在什邡市红白镇的经历，那次时间不长，只有10天，但已经是他们团队所能应付的极限，“住的帐篷，实际上就是住在泥水里，刚刚震完，余震且不说，当时弥漫的那种哀伤，根本受不了，而且没有办法洗澡，基本没有水，水源被矿和到处的尸体污染了，仅有一个干净的山泉水，要靠当地的特警荷枪实弹地守着来分配，我们去打一点喝”，“10天，十几个人都好像被剐了三层皮一样”。在这10天过后，张玲的后遗症是不能提孩子，一提孩子她就难受，看到成百成百在塌下的教学楼中被埋，使她在一年后提起那些场景，声音都有些发抖。
所以，她给我们讲了一个士兵的故事。那时候，士兵已经不能正常工作了，像是被梦魇控制了一样，他的梦境就是在一栋即将垮掉的大楼前，看到一个老奶奶带着孩子走了过去，他心里是明白这个楼马上就要垮的，他放声大喊，竭尽全力，可是也没用，眼睁睁地看着漫天的灰尘中，奶奶和孩子被埋在了废墟里面。张玲用了催眠的办法，帮助那个士兵走出了梦魇。
已双腿截肢的她，老是梦见那个同学，
梦见那个场景，梦见那只冰凉的手
和在红白镇碰到的学生一样，在北川中学，噩梦“很普遍很普遍”。
有个男同学，地震后总是不肯去见同学，地震时，他被埋在下面，和他同时被埋的，还有他的一个好朋友，他当时从废墟中被挖出来之后。看到朋友的奶奶和妈妈在哭，于是他走上去劝他们，他说：“你们别哭了，别哭了，你们叫了也没用，也许他被救出来了”。但那个孩子最后没被救出来，于是家长就迁怒于他，这个孩子就觉得道德上就背负了一个东西，然后开始做梦。“看见他的朋友流红色的血，总是幻听觉得别人在说他不好，说他是坏人。”
还有一个女孩子，现在是双下肢截肢，在地震9个月之后，才跟张玲说起了自己的噩梦。当时她的双腿被压得血肉模糊，全被压烂了。但这个这时候，她还有另外一个同学被夹在他的腿中间，那个同学一身的血，更难受，于是便滚来滚去，她就跟她的同学说：“你别滚了，好痛的，受不了了”，但同学忍不住还滚，她就很生气，开始骂他同学，慢慢地，同学越滚越慢，她看不对劲了，就拉过同学的手，眼看着同学就慢慢地凉了下去。后来她被救了出来，对张玲说：“我那么自私……”也开始做梦，梦见那个同学，梦见那个场景，梦见那只冰凉的手。
“不过现在，我已经带她走出来了。”张玲说。一开始，就帮助她还原那个场景，告诉她，“你们共同面临这个灾难，当时你同学的死，是你所不能左右的”。然后，让她回忆当时的感觉，当时确实非常痛，痛得都快昏过去了，张玲告诉她要接受自己，接受自己当时的感觉，“你是有权利表达自己真实的东西的，你同学应该也是能理解你的”。这时，她还回忆起，在她快昏过去的时候，好像记得同学说了一句“妈妈我爱你”，但她一直不敢对同学的妈妈说。张玲找了一个替代物，要她感觉同学好像跟他在一起一样，对着替代物去说，引导她意识到同学是理解她的。后来张玲和老师带她了北川，但她同学没被挖出来，就让她一个人在废墟前，跟同学说说话，烧了点纸，然后还给同学的父母写了一封信，把她想说的告诉了他们，这样，慢慢地她觉得自己可以面对生活了，觉得自然灾害是不能控制的，但自己的生活可以控制，要好好活。
这样的案例，在学生当中，其实非常普遍。有个学生，当时被救出了废墟，但他的同学还被埋在里面，同学可能觉得自己不行了，就跟他说自己的遗言，要他带给自己的爸爸妈妈。这个学生就开始骂他，说“要说你自己出来再说，我是不会帮你带的”，他同学几次说起，他都用骂声把遗言堵了回去，最后那孩子果然没被救了出来，虽然被埋在里面的同学还是说了遗言，但他不听，还是骂他。后来，他就觉得，同学的死是因为自己，虽然他当时和解放军叔叔说了先救同学再救自己，但解放军还是先把他救了出来，但救一个人需要很长时间的。他一直觉得是自己的责任，如果上帝让他在里面，他就可以代同学去死了。这么长时间里，这种内疚，一直在他梦里盘踞着。
另外一个同学，也差不多，他当时在五楼，地震的时候，他被气流冲了出来，在出门的那瞬间，他记得后面还有个女同学，他和拉了一把那个女同学，但可能力气不够大，或者来不及了，结果他自己没事，女同学当时就有半张脸被削掉了。也是内疚，自责。觉得自己为什么不能用力点拉呢？
“给这些做噩梦的孩子，可以用安眠药吗？”
“绝对不行，那只能让他们昏昏沉沉，晚上死睡了，白天还想睡。他们心中的情绪，一定要让他们宣泄出来，把那些噩梦，从他们的脑子中拉了出来。”张玲和她的老师龙迪，带着一帮西南科技大学心理专业的志愿者，现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在北川中学，把学生们心中的噩梦拉出来。
自杀
“他们明白失去了亲人的痛苦，
所以不愿意让自己活着的亲人，
再一次遭受这样的痛苦，死去容易，活着更艰难”
“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海明威的这句话，从反面在地震灾区得到了印证。对于人心来说，外力造成的创伤也许可以慢慢愈合，但自己内心的撕割，要想恢复过来，是很难很难的。
张玲举了董玉飞的例子，在地震中，他本来失去了孩子。后来重建时，政府有个“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的思想，于是在本不该扎帐篷的地方扎起来帐篷，去年9月24日，特大的泥石流，一下子把帐篷里的人全冲走了，看到因为自己的失误，再一次造成了这么大的灾难，他内心肯定受不了，只能将走极端的情绪变成了事实。
灾后的干部，已是心理学界公认的需要重点干预的人群，但因为身份和思维习惯的原因，他们不愿意主动找心理医生。董文就碰到过这样一个案例，他一段时间里，会不定期地接到一个男人的电话，向他倾诉自己的痛苦，但是一谈到他自己的情况，他就缄默不语，根据言谈中的信息分析，董文猜测他应该是一个干部，但他不愿意透露自己的信息，也不愿意见面。因为意识到自杀的情绪，偶尔，董文也会主动和这些人谈起死亡的话题，来诱导他们说出自己的想法，但一谈到这个，他们就刻意回避了这些话题。
“在你碰到的案例中，有没有流露出极端情绪的人？”当我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几乎每一个心理咨询师，都会十分肯定地说：“你说是想自杀的吧？有。”
“很多老师也有这样的想法，但他们坚持活着，因为他们明白失去了亲人的痛苦，所以不愿意让自己活着的亲人，再一次遭受这样的痛苦，死去容易，活着更艰难。”一直在学校的张玲说。
在刘猛看来，他的“妈妈之家”项目中，这些大多年龄在40岁左右的女人，表面上看起来有说有笑，但他们内心的问题，谁又会想到，其实依然在那些笑容背后藏着呢？比如“妈妈之家”的项目负责人蒋玲，23岁的她，第一眼现在看上去活蹦乱跳的，十分开朗，那天他们正在联系把“妈妈之家”做的纸花拿去成都义卖的事情，途中刘猛的手机没电了，拿了她的手机打了一个电话，刘猛打完后，蒋玲接过手机对刘猛开玩笑说：“哼，要给我报销电话费！”但后来回到住处，之前采访过他的朋友告诉我，在地震中，她失去了13位亲人，其中包括她无比宠她的母亲和她2个多月的儿子。后来，因为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她给刘猛打了求援电话，几次心理干预，让她成了“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的志愿者之一。她在接受采访时说，她丈夫和公公，对于她来做志愿者，其实松了一口气，因为每次她看到那两个男人，总是会说：“为什么死的不是你们？”但在她成为志愿者之后，她的好友冯翔，在与她开玩笑地说过“如果我死了，你会不会给我写悼词”之后，自杀了。
上帝
有些人迁个户口啊，结婚啊，
这些事情也来找心理咨询师，
因为他们以为你门路多
5月8日，采访刘猛前，我们在城北馨园里面逛，随便问一下找刘老师，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很快告诉你他住的板房和办公室的位置。1年时间，他在这个小区已经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了。“那么，你在灾区，在居民中间做心理援助，和之前在城市里做心理咨询，有什么不一样呢？”
刘猛听到这个问题，马上指着宣传板上的“灾后社区心理援助系统协作模式”说：“你看第十条”。第十条是这样写的：建立良好的援助关系是提供有效心理援助的前提，心理援助的姿态远比心理咨询的技术更为重要。因为这条，刘猛做了很多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以外的事情，比如给居民发牛奶，给孕妇联系企业找奶粉，给板房区的孩子们辅导功课，有老人去世了去守灵……
张玲在北川中学，也是如此，除了咨询和心理干预，还要编写心理课程，给学生们上课。
不过，心理学界也有不同的声音，指出刘猛的做法越界了。帮居民们解决麻烦时，自然也给这个“从来不会对别人说不”的刘猛，带来了新的“麻烦”，5月9日，我第二次去刘猛办公室，看到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正在找刘叔叔要借U盘，他要把自己的照片，拷到别的电脑上，发在QQ空间，刘叔叔不说二话地帮小伙子解决了这个问题。“有些人迁个户口啊，结婚啊，这些事情也来找你，因为他们以为你门路多”，董文对我说。
心理医生自然不是上帝，但是，面对这样一个群体，帮助他们解决现实的问题，似乎已是个“不得不”的结果。但心理医生，真的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尤其是灾后一年，很多因为“财产损失，和对未来出路迷茫”产生的哀伤所导致的心理问题普遍来临之际。
困兽
“我听到那种音乐时候，
自己内心的那种呼吸急促到要几个人摁住我才行，我觉得自己心理有很多很污浊的东西要往外吐”
5月8日下午，摄影师严师傅在拍完刘猛后，老是在我耳边念叨起“困兽”这个词。这是刘猛小声说的一句话中含糊的一个词汇，我全然没听清楚。后来我们一起在板房外面吃快餐，严师傅再度问起刘猛，刘想了一下，沉默了。
第二天下午，我探访完聚源中学遗址，再度赶到都江堰板房区。看到刘在忙，我便与志愿者邹芳伟谈起“阳光课堂”的情况，看到我在做笔记，刘猛急忙打断了采访，他说，昨天接到通知，今天开始再也不能接受任何采访了。走出办公室，我才看到，贴着这样的告示：接上级通知，从5月9日到14日，全国心理援助联盟放假。
对于流露出浓浓的倦态的刘猛来说，不接受采访，也许是一种解脱。我在采访他之前，就听说进他的园区可能成问题，事实也是如此，第一次想混进去的努力，很快失败了。到了当地宣传部门申请备案，办事人员坚持说刘猛自己不愿意接受采访，不要我们惊扰灾民，我只好当着他和另两个同行的面，直接给刘猛打电话，这才进了板房区。之前，刘刚被东方卫视拉去录了节目，中央电视台一直跟着他在拍纪录片，跟我们一起采访的，还有河北与贵州的同行。而之前我在都江堰市委宣传部看到的媒体备案表上，新华社注明的采访项目，也是刘猛团队组织的“妈妈之家”项目。途中，他不断接电话，其中不乏采访者，自从被有家媒体给他贴上了“最后一名坚守在灾区的心理咨询师”标签之后，加上他自己不断强调的“草根”、“山寨”特性，越来越多的媒体涌向了他。在扩大了他的知名度同时，也使一些同行对他的做法，产生了质疑，“这么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也是有问题”，一位没见过他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心理咨询师说。
媒体对于刘猛，是个负担，但“也可以利用”，比如正在给他拍纪录片的中央电视台，就帮他找关系搞定了母亲节活动需要找的关系。虽然他说“我基本不在乎别人的评价”，拒绝用“高尚”形容自己的坚持，但他在分神的时候，还是控制不住“困兽”、“真累”、“很不舒服”这样的词汇从嘴边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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