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坐騎》:在歷史風沙裡聽見蕭蕭馬鳴|新作訪談

《国家坐骑》:在历史风沙里听见萧萧马鸣|新作访谈

新作訪談

《国家坐骑》:在历史风沙里听见萧萧马鸣|新作访谈

唐 張萱 虢國夫人遊春圖

中國傳統文化中,對馬這一動物形象的文化崇拜由來已久,周穆王駕八駿之駒“日行三萬裡”,“東遊滄海、西馳崑崙”,平定四海;秦始皇統一天下是用七駿;漢武帝“雖遠必誅”征戰西域用的是十驥;唐太宗李世民則一生摯愛坐騎,留下了昭陵六駿……豐富的馬文化不僅讓世人看到具象的馬的品性,也寄託了抽象的道德情感,正如《論語》中所說:“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如果說在歷史長河中馬承擔了國力的象徵,那麼到了鉅變動盪的近代它又會扮演什麼角色?甘肅作家李學輝是武威人,正是出產良駒的古涼州所在地,在近期推出的長篇新作《國家坐騎》裡,他鉤沉出了近代歷史中發生於涼州城的一段燭照家國精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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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故事已在李學輝心中盤桓了十年,涼州自古產好馬,他素來知曉,但隨著接觸越來越多武威當地流傳的涼州口述史時,他開始意識到其中隱藏了許多有價值的素材,他注意到在1927年涼州大地震之前,遍佈涼州城鄉的馬神廟就有20多處,從事養馬職業的人更是眾多,而這些與近代史的轉折也不可避免地發生了關聯。由此,一個關於“義馬”的人物形象逐漸成型。什麼是“義馬”?小說的前半部分把重心放在“義馬”的誕生和養育上,在李學輝筆下,涼州城馬戶中,有一批專吃“義馬糧”的,他們一出生便接受嚴格的檢測,若體格堅實、耐力強大,便被作為“國家之馬”的儲備供養起來,死後焚化作為馬形,意為來世轉為“國家之馬”,為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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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陵六駿圖 | [金] 趙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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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任仁發《神駿圖卷》

誕龍駒,養義馬,是小說中所有馬戶及馬政司最關心的問題,他們延續著傳統文化中對馬的崇拜,相信“國有兵才穩,兵有馬才勝,家無馬不興”。特別是當時的國家已被普通民眾認識到積貧羸弱,擋不住外來的堅船利炮,寄希望於“龍駒一出,天下大興”。顯然,依靠固有的養馬方式並不能誕生被寄予厚望的“國家之馬”,只有注入人的因素才有希望完成,“義馬”在李學輝看來更是一種民族精神的承載,“人的智慧和馬的忠誠合二為一,形成一種精神支撐”,這種支撐對於當時的大眾而言是一種非常迫切的需要,培育“國家之馬”的過程也成了民族精神“還魂”的過程。魯迅文學院教研部主任郭豔在看完這部小說後便評價,這個形象構建是“讓一個負載著盛世文化符碼的人馬在亂世中復活,讓艱難生存中行屍走肉苟活的人們看到中國人文精神的一縷魂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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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韓幹《照夜白》

在近代大眾身上尋找文化精神並非易事,近代知識分子往往認為“國民性”是一個需要被改造的對象,從傳統國民到現代國民,要經歷一個漫長而痛苦的轉型過程,其中經受外界的啟蒙更是起到重要的作用。在小說中的馬戶群體身上,讀者明顯感受到他們身處傳統文化的慣性之中,一切以朝廷的命令和意志為準,身負的使命也流露出宿命感,而這種頑強的使命意志可以抵抗住時代劇烈的變化而矢志不移。在李學輝的觀察裡,身處時代轉型時期的傳統民眾身上有著盲從、逃避、毀壞等心理,此時“國家之馬”對於大眾的意義也是複雜的。“只有一個強大的夢想才能使他們的精神重啟,這更需要有強大的力量來引領。儘管如此,但大眾還是存有一種嚮往。‘國家之馬’,就是要讓民族精神的另一面升騰,使傳統文化慣性中的閃光點復活,進行重新配置。配置是一種痛苦或艱難抉擇的過程。這個過程對大眾來說,還要打破從眾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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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郎世寧《十駿圖之爾雲駛》

小說中幾段對國家觀念的討論呈現出作者對於這種複雜性的思考。因為韓義馬身上承載的精神召喚力量,不同權力者都希望他為自己所用,到了馬軍長以當地軍閥之姿控制涼州城時候,便和守護韓義馬的圉人進行了爭辯,圉人說:“在整個冷兵器時代,我們民族的屬相是馬。這種剛強的不屈不撓的精神要留給國家。”類似的討論在小說中還有多處,反映出典型的國民意志和國家意志,在圉人以及韓義馬周圍的人身上,有一種執著的國家意志,他們將傳統文化中的忠誠、仁義傾注在“義馬”身上,這輩子最大的幸福就是培育了作為“國家之馬”的“龍駒”,並且時時體現出犧牲精神和契約精神。在李學輝看來,相對於魯迅筆下人物的國民性,“《國家坐騎》中人物的國民性,有一種超越普通民眾認知的特性,犧牲和契約精神所引發的悲壯,會起到發人深省的作用”。而這,或許是傳統文化埋藏在普通民眾身上內在的啟蒙力量,這也觸發了他進一步希望讀者思考在小說後半部分提出的問題:圉人國家觀念形成的原因和根源是什麼?如何看待圉人國家觀念的出發點和動機?如何重塑一種剛健的國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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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鴻 《群奔》

古人說西北 “黃沙風捲半空拋”,而“馬渡冰河渴自跑”,似乎也可以用來比喻文化根脈在不同歷史時期自由漫延卻缺乏有效的導引。當文學一次次觸及到文化中根本的靈魂之地,與之對話,觀其困境,活化氣息,也就有可能提取到它最本質的精神力量,創造性轉化出當今社會需要的文化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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