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涅斯·瓦爾達今天90歲了。
可她永遠是一個小女孩，永遠頂著一個蘑菇頭。
當年一起開天闢地的新浪潮諸神裡，她是唯一的女生。
也是最天真和最不羈的那一位。
她的人生，和她的電影一樣動人。
阿涅斯·瓦爾達：無法無天老少女
文|康怡
01
她坐在燈下，藍綠花紋的上衣像只孔雀。
“新浪潮……是怎麼回事？”發問的人很小心。
“就是八九個小男孩。”她眨了眨棕色的大眼睛說。
這個把法國電影新浪潮歸結為“幾個小男孩”的人，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地把自己刨除在外了。其實在那八九個小男孩之外，還有她這個小女孩。
今天，這個名叫阿涅斯·瓦爾達的小女孩滿90歲了。
老奶奶喜滋滋地領取2018年奧斯卡終身成就獎
年初的奧斯卡頒獎禮上，阿涅斯的作品提名了最佳紀錄片，她也被授予終身成就獎。這位蘑菇頭的老奶奶喜滋滋地領了獎，同時不忘耿直地說：高興是高興，也沒什麼好驕傲的，我從來也沒有為錢或得獎拍過電影，我的電影都不賺錢。
的確，她比奧斯卡酷太多。按年紀算，也是奧斯卡的小姐姐。
02
攝影師、導演、裝置藝術家是世俗給她的標籤。然而在其中任一類別下，她都是無法複製的特例。也許我們只能說她是：有才，任性。
攝影女文青，少女瓦爾達
拍電影以前，瓦爾達只是名普通的文藝女青年。修了攝影，開始在暗房打雜，常常因為照片跑焦而苦惱。傍晚時分，又得抓起書包飛奔向盧浮宮，對著波提切利或是拉斐爾託席地而坐，開始趕藝術史的作業。
不過對瓦爾達來說，相比“做夢”，這一切都只能算副業——“要好奇，要做夢”，這是她給年輕人的箴言。
於是順理成章地，年輕的女攝影師有一天想到，若是給照片加上文字，應該更好玩吧？那就是電影嘍。“我當然很快發現其實不是那麼回事兒，不過我就這麼開始了”。
《短角情事》深刻地影響了法國新浪潮
沒有受過任何電影教育，阿涅斯瓦爾達在27歲時拍出了自己的處女作《短角情事》(La pointe-courte)，這部深受福克納小說《野棕櫚》影響雙線敘事的短片，講了同一時段平行發生的兩個看似沒有關係的故事，被認為深深影響了後來那“八九個小男孩”，掀起了法國電影新浪潮運動。
本質上，瓦爾達始終是一個任性妄為的少女。所以在世人一廂情願地封她為“新浪潮祖母”時，她已經天馬行空地甩開新浪潮絕塵而去。
03
創作者中亦有匠人，他們會一生不斷叩問同樣的母題，以看起來十分相似的形式、故事和人物，如自比賣豆腐的小津。而瓦爾達顯然不屬此列，某種意義上說，她不是一個太“專一”的創作者。
也許是雙子座無法忍受重複又分裂的特性使然，她拍照時為電影，在電影裡大玩裝置；紀錄片有大量人為調度，劇情片中又愛把路人的爭吵直接丟進去。拍電影剩下的土豆，又成了她的“土豆烏托邦”（裝置展覽），堆積如小山的蒼老的心形土豆中間，連自己也化身一顆蹣跚的大胖土豆：皺皺巴巴的，卻頭頂新芽。
老奶奶用天真享受著世間的溫暖
80歲的時候，瓦爾達在海灘上用藍色塑料布搭了一頭碩大憨萌的鯨魚，自己蓋上毯子舒舒服服地縮在鯨魚的肚子裡，一副懶貓咪樣：啊，在鯨魚的肚子裡好舒服哦，它保護我不受這個世界的侵擾。
這句話，她也曾用來形容電影。想要給她歸類的人終於不用糾結了：她擁抱一切形式、技術與介質，只因於她而言，那都是玩具和材料，是她在這個烏煙瘴氣的世界中溫暖的庇護。
04
你可以在她或長或短、或虛構或紀實的30多部電影作品裡，看到瓦爾達作為一個女人的掙扎和形態的變遷，她的表達忠誠而毫不掩飾地反應著創作者的人生境遇。
塞納河岸邊看書的藝術系女生、飯桌上與父親對抗的青春期少女、帶著兒子在生活的泥濘裡掙扎的女人…… 她們共同的寓言，結集成1985年的電影《無法無家》（Sans toit ni loi, 又譯作《天涯淪落女》）。
《天涯淪落女》呈現了女性主義的張力
這是瓦爾達最常被提及的作品，影片名字的字面意思是“沒有屋頂、也沒有法律”。 電影的女主角桑德里娜·博內爾（Sandrine Bonnaire）說，一天她突然接到阿涅斯的電話，問：我有這麼個電影，講一個女的，她又髒又臭，從不說謝謝，還老罵人。然後，她一直一個人在路上走……我還沒寫完，差不多就是這樣。你要不要演？
博納爾如墜雲霧，她遲疑著回答，那……好吧。她當時還不知道，這個聽著一點兒都不靠譜的故事，會為她贏得一座凱撒獎。
瓦爾達把她對當時女性處境的全部憤怒毫無保留地交給了這部電影——那是一個歐洲女性運動蠢蠢欲動的時代。報紙上每天都有強姦的新聞，妻子們遭到丈夫的毆打，法律不允許女人打胎……
她還和當年一眾有名望的法國女性一起，發起了要求墮胎權利的聯名請願書。其中包括西蒙娜·波伏娃和凱瑟琳·德納芙。運動的口號是：我墮胎了，那又怎樣？這個協約被當時的法國媒體諷刺為“343個婊子的宣言”。
又冷又硬的反潮流的視覺效果也是瓦爾達對當時社會的叛逆
帶著這樣的心情，瓦爾達把《無法無家》拍得又硬又冷。她請博納爾儘量不要洗澡，也別換衣服，就那麼一直走在路上。並且她故意從右向左拍攝——這在同時代的電影中十分少見，令觀眾在視覺上十分不習慣。這種刻意反潮流的選擇正像電影的主人公一樣，與所謂的正常和大眾徹底的決裂，背道而馳。
而這個臭烘烘的流浪女，卻不給觀眾可憐她的資格。如果荒野流浪和風餐露宿都可以是一種選擇，那麼她就完全與你平等。不要覺得分她一粥一飯就是慈善的施捨，也別用工作來侮辱她。瓦爾達喜歡“介入”自己的電影，不管是直接出演，還是假他人之身。她曾解釋說很不喜歡居高臨下的視角，不願意把鏡頭變成一雙冷冷的眼睛，而更喜歡鑽進故事和人們的情感中去，盡情哭笑。
05
瓦爾達的這份純真感性，在愛情上體現得恐怕最為淋漓盡致。1958年，她與雅克·德米（《瑟堡的雨傘》）初相遇時，是一個帶著女兒的單身媽媽。次年，瓦爾達和雅克同居，這個灰藍色眼睛的男人成了她孩子的父親。他們一起寫作、拍攝、旅行，一起在退潮之後的海邊小徑不厭其煩地散步。
“我用影像走過我沒有陪伴過你的路”
不是每個人都能遇到這樣的一生摯愛，阿涅斯的幸運，也是電影的幸運。
90年代初，雅克·德米身染艾滋，時日無多。幾乎從那時開始，瓦爾達把自己的每部電影都或多或少地寫成了給雅克·德米的情書。在雅克最後的日子，她用《南特的雅克·德米》為他重建一個童年。瓦爾達根據雅克的描述拍出他幼時的場景，又總擔心自己還原的不是他記憶中的樣子，不停問他，是這樣嗎，會不會不對？他總是笑笑：就是這樣，你把我又送回那裡了。
這就是愛情的樣子呀
為一生摯愛的男人還原他那尚沒有你參與的童年生活，會是什麼感覺？在一張攝於拍攝現場的照片上，瓦爾達戴著耳機聚精會神地看著面前的監視器，一隻手緊緊抓著坐在一旁的德米。這份無法掩飾的愛，令人生羨。
瓦爾達用微距鏡頭記錄了彌留的雅克：他褶皺的皮膚，峰巒疊嶂的銀色髮絲，還有大片大片的老年斑。如果不是如許情深，恐怕很難將這些衰竭中的身體細節拍得像一首蒼涼的詩歌，具有美感。她就像不願放棄心愛娃娃的小女孩，一遍又一遍地書寫對雅克的愛，肆意地允許自己嫉妒，感性地流淚，把這場道別拉長，拉長，綿延餘生。
06
幾十年後，88歲的她和33歲的攝影師JR聯合執導了提名奧斯卡的紀錄片《臉龐，村莊》，兩人環法周遊的最後一站，她帶他來到戈達爾鄉下的居所。她與戈達爾是一個時代最後的見證。當年，瓦爾達德米夫婦與戈達爾夫婦亦是過從甚密的朋友。
瓦爾達&戈達爾
沒料到的是，一向鬼馬的戈達爾卻給她吃了閉門羹。瓦爾達和JR在玻璃窗上發現了中性筆寫下的一串奇怪名字。
那串叫我們摸不到頭腦的字母像把破空的利劍，叫老少女立刻淚水漣漣。那是一家巴黎普通小餐館的名字，對於瓦爾達卻意義非凡。當年，瓦爾達和德米夫婦常常同戈達爾一起在那裡吃飯。他們高談闊論，邊吃邊聊，一下子就是好幾個小時。
後來，當雅克·德米離世的時候，戈達爾沒有趕來，只寄來張字條，上面就寫了那家小餐館的名字——那是他們的黃金時代。
這一次，他故伎重演。
“我想，他是想告訴我，他記著我們一起的日子呢。但一點也不好笑，他要是想讓我難受，那他成功了。”瓦爾達哽咽著，叫身邊的JR無所適從。
她平復了一下，又敲敲戈達爾的門：不開門拉倒，他是個大混蛋。咱們走！
戈達爾在門上留下了他們的“黃金時代”的暗語
不到兩秒鐘，她又轉身回來，等等，我還買了他最喜歡的奶油圓麵包。她把麵包口袋別在門把手上，拿筆在戈達爾的留言下面回應：JLG（戈達爾名字縮寫），謝謝你記得我們的回憶，但是不謝你把我關在門外！她賭氣地寫完，又畫了顆小小的心在邊上，自言自語：我很愛你，但你還是個大混蛋。
阿涅斯瓦爾達把天真活成了一種人生的選擇。或許正是這種孩童般的不羈、敏感與脆弱，把她與其他創作者區分開來。她就是這樣，有什麼說什麼，不剋制，也不刻意。她的朋友中，有戈達爾，也有住在隔壁的麵包師，有養牛的農夫，和小村子裡工作了40年的郵差。
永遠年輕，永遠熱淚盈眶
紀錄片裡，一個粗獷的工人在瓦爾達給自己拍攝的巨幅肖像面前說不出話。半晌，他十分雀躍地笑著說：我很喜歡，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不過說到底，藝術這種不能吃不能喝的東西，不就是為了讓人感到神奇才存在的嗎？
就像阿涅斯·瓦爾達的存在一樣啊。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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