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夏革命烈士紀念館，是紙坊難得的一個紅色地標。它北距江夏體育館約2000米，南離滬渝高速約3000米左右，身邊就是青龍山地鐵小鎮。
紀念館於2000年開始籌建，總投資為160餘萬元。這棟兩層仿古建築，佔地2000平方米，屹立於青龍山國家森林公園內。紀念館三面環山，風景秀麗。東北方約200米處就是新四軍首任政治委員項英烈士的塑像。紀念館館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李鵬題寫。展館裡的布展內容據說由柯希樹先生設計，翔實生動，因此，這裡也是武漢市革命傳統和“國防雙擁”的教育基地，常年有大批遊客到訪。
紀念館前面的水塘邊還有幾門退役的高炮，一架退役的戰鬥機。每逢節假日，這裡總有孩子們興高采烈地爬上爬下，大呼小叫，要麼模擬炮手，旋轉炮臺，瞄準目標，“咚咚咚”地開火，要麼坐進飛機駕駛艙，幻想一次遨遊……
進入21世紀後，鑑於江夏社會的快速發展，以及地方紅色文化急需傳承的實際，區委區政府決定對十幾年前的革命烈士博物館實施改擴建。工程於2017年由區民政局進行招標，項目編號為ZJJKG-2017-213A（3578）。招標內容包括江夏革命烈士紀念館、賀勝橋北伐陣亡將士陵園的改擴建、裝飾裝修、安裝工程、陳列布展與施工；房屋外立面維修、主樓廣場改造及周邊道路改造；空調、消防等。總投資約995萬元。青龍山下的革命紀念館在改擴建好後有布展面積1000 平方米。
經過公開競標，浙江省裝飾有限公司獲得這一改擴建工程的資格，陳碎石負責了這一項目的具體設計與施工，於2018年春順利完工，並在春季開館迎賓。
革命烈士紀念館的布展內容由彭敦運設計，涉及了江夏籍烈士和在江夏犧牲的革命烈士三百多人。
踏入烈士紀念館，自動播放器就響起悲壯激昂的《江夏魂》。這首歌由彭敦運作詞，盛景興作曲、演唱並伴奏。歌詞為：
狂飆起，
旌旗奮，
江波捲起千堆雪，
夏瀾映日紅。
不信天，
不靠帝，
熱汗碧血破煉獄，
鐮斧鑄成燈。
走進歷史登高望，
驚天地，
泣鬼神，
大江湧國魂！
江夏區原為“江夏縣”，1913年5月才改稱“武昌縣”，管轄範圍包括今江夏、武昌、洪山、青山等區，幅員遼闊。
在中國近代革命史上，江夏佔有及其重要的地位，曾三度成為中國的政治中心。第一次是1911年10月，這裡打響了“首義第一槍”，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第二次是1926年10月北伐軍攻克武昌後，國民政府和中共中央都遷到武漢之時；第三次是1937年，國民政府遷都重慶之前。
在這塊英雄的土地上，誕生過武漢共產主義小組（國內6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之一）；是湖北地區“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主陣地和兩次“國共合作”的大舞臺。抗日戰爭中，江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積極投身救亡運動，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根據地，成為新四軍五師戰略包圍武漢的一塊要地。1949年5月，在共產黨的積極推動下，國民黨第十九兵團司令張軫率部在金口起義，為華中重鎮武漢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中贏得了先機。
在這塊紅色的土地上，曾走出過惲代英、項英、李求實、朱勉之、唐義貞、黃負生、葛達、葛震寰、左豪……等一大批無產階級的革命英雄，更留下過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任弼時、董必武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光輝足跡。
正是這些偉人和英雄在這裡傳播馬克思主義，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深入基層，組織工農運動，建立革命根據地，開展武裝鬥爭，甚至不惜犧牲自己，才贏得了今天的新中國，翻開了中華民族復興的大美樂章。
在紀念館的最前端是“序廳”，這裡屹立著項英、惲代英、李求實、李碩勳、唐義貞、朱勉之、葛達等7位烈士的銅雕，給人深深的震撼。
展館共分《武昌首義》《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建黨》《北伐》《血雨腥風》《抗日》和《迎接解放》7個展室，最後是尾廳。
《武昌首義》展室的前言云：1911年10月10日（農曆辛亥年）下午7時許，湖北新軍工程營革命黨代表熊秉坤，在江夏縣城關（今武昌）打響了推翻滿清王朝的第一槍（史稱“武昌首義”）並贏得勝利。革命黨人在經歷南方多達幾十次的起義失敗後，這一次終於取得了成功。
武昌首義的勝利，終結了統治中國長達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武漢也因此上升為全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中心。
江夏人熊秉坤吹響的集結號，改寫了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震驚了世界。
《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展室主要展示辛亥革命後，反動軍閥袁世凱竊取了勝利果實。當上了中華民國大總統後，為了復辟帝制，袁世凱親自發表“尊孔令”，以“尊孔祭天”為手段，積極投靠帝國主義，剛剛誕生的民主共和政體搖搖欲墜。然而此時，民主共和的思想已經逐漸深入人心，民族資產階級更是強烈要求實行民主政治。
面對袁世凱的倒行逆施，以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為旗手的激進民主主義者，扛起了民主（舊稱“德先生”）和科學（舊稱“賽先生”）這兩面大旗，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
在這場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中，以惲代英為代表的江夏知識分子，勇立潮頭，同封建復古主義展開了激烈的鬥爭。
《建黨》這個展室向公眾介紹了劉伯垂、董必武、包惠僧、陳潭秋、張國恩、鄭凱卿、趙子健這些奮鬥在反帝反封建前沿的武漢優秀知識分子，於1920年8月在武昌撫院街成立了武漢共產主義小組的史實（當時全國這樣的黨組織只有6個，共產黨員也只有57名）。
《北伐》展室布展的主要內容是：辛亥革命後，清王朝被推翻了，但卻形成軍閥割據的局面，民主共和並未真正實現。軍閥之間連年混戰，各自為政，人民苦不堪言。
為了順應歷史潮流，南方的革命黨人發動了歷史上著名的“北伐戰爭”。
為了支持北伐，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共湖北區委，由彭澤湘任書記，董必武等同志任委員。原中共武昌、漢口兩個地委均劃歸湖北區委直接領導。湖北區委的中心任務就是發動工農，擴大統一戰線，支援和迎接北伐軍。
武昌縣（江夏區前身）內的共產黨員和農會會員，響應武昌地委的號召，在各自黨支部和鄉農會的帶領下，大力支援北伐，打敗了軍閥吳佩孚，取得了賀勝橋戰役的重大勝利。
1926年10月，北伐軍攻佔了武昌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空前高漲，武漢成了大革命的政治中心。
《血雨腥風》這個展室則告訴觀眾：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叛變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員，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當天上海工人糾察隊犧牲120餘人，受傷180人，1000多名共產黨員和工人骨幹被捕。“四•一二”政變，標誌著大革命和國共合作的失敗。
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叛變革命，三鎮上百名共產黨員犧牲，數百人被捕。
武昌縣也被腥風血雨籠罩。
國民黨和土豪劣紳，紛紛組建“團防局”“清鄉團”，四處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武昌縣（江夏區前身）11個區的農協、128個鄉農協被破壞殆盡，100多人壯烈犧牲。
然而，中國共產黨和武昌人民並沒有被嚇倒、被屈服。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漢召開緊急會議（史稱“八七會議”），決定了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總方針。從此，中國共產黨人拿起了槍桿子，走上了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
《抗日》展室講述了江夏人不屈不撓、勇於抗爭的故事。在艱難的八年全民族抗戰中，江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前仆後繼，英勇奮戰，取得了輝煌戰績。初步統計，全民族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在江夏地區累計建立和恢復黨的基層組織40多個，發展黨員1250人；建立和恢復基層抗日民主政權幾十個；組建敵後游擊隊12支，共組織對敵戰鬥數百次，斃傷日軍數百人、俘虜48人，斃傷偽軍2000多人、俘虜300多人、策反4000餘人，繳獲了大批軍用物資。為此，江夏人民也付出了慘重的犧牲，犧牲的共產黨員、游擊隊官兵和革命群眾僅僅有記載的就有1594人，實際犧牲人數遠遠超過這個數字；成千上萬的平民百姓慘遭屠殺！
江夏人民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始終站在戰鬥的前沿。
在《迎接解放》這裡，觀眾可以看見，為了應對內戰的發生，黨中央做出了“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重大戰略決策，決定分散在南方的幾個解放區集體撤退，加強黨在華東、華北的力量，力圖控制東北。1945年8月，中共鄂南中心縣委指示各區所屬幹部到梁子湖集中，準備北上。其後，江夏的黨政軍機關和黨政幹部轉移到中原解放區和其他解放區。
紀念館的“尾廳”指出，江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28年的英勇奮戰，付出了巨大的犧牲，終於贏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為新中國的誕生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在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奮鬥歷程中，江夏廣大共產黨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始終緊緊依靠人民群眾、誠心誠意為人民謀利益，始終把體現人民群眾的意志和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與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信賴和擁護。黨在人民革命事業中的核心地位和領導作用具有深刻的社會基礎，是任何力量也無法動搖和改變的，這是取得革命勝利的最根本原因。
江夏黨組織和共產黨員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把堅定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堅守共產主義的政治靈魂和精神追求，作為立身之本，虔誠而執著、堅定而深厚，練就金剛不壞之身。他們面對嚴重的白色恐怖毫不動搖，面對敵人的嚴刑拷打堅貞不屈，面對死亡威脅視死如歸，經受住血與火的考驗和金錢美女的誘惑，威武不屈，大義凜然，創造了無數可歌可泣的英雄業績。表現出忠於黨、忠於人民的高尚情操，不怕苦、不怕死的犧牲精神，凝聚成奪取革命勝利的強大精神力量。
江夏的昨天，歷程輝煌；江夏的昨夜，星光燦爛。然而，昨天不僅僅是用來回憶的，它還是一個革新今天，創造明天的搖籃。
回望與紀念，不只是為了看昨日，也不只是為了紀念烈士，而是要重溫初心，從前輩那裡看自己；從自己這裡看後人，並期盼明天早晨那輪更加鮮紅的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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