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應該已經習慣，如今每次突發災害，都有一個值得信賴的組織，在第一時間發佈信息，告訴我們“災情如何、最可能被忽略的地方、最需要的物資……”
從2008年到現在，卓明災害信息服務中心從一個自發形成的志願者群體，成為一家正式註冊的民間組織。在自身不斷成長迭代的同時，也見證著國內救援領域的10年變遷。
始於汶川，立於玉樹
郝南將2008年視為卓明信息技術發展的“零階段”，之後，隨著社交媒體的不斷更新，卓明也在進行迭代，現在已經發展到是第四、五代。
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後一群志願者自發組織起來，進行信息對接，“那時候應該說是協調，就是將物資需求和供給兩邊搭配上，包括車輛分配、物資運輸、分發、志願者、道路情況等，雖然參與很深入，但這裡邊沒有其他的專業性、技術性。”當時信息小組的一兩百個志願者，有的掌握司機情況、志願者情況、物資匹配度，有的掌握災區村鎮需求。“我在自己的大腦裡構成了一個路徑，就是在對災區有了從局部到整體的瞭解後，再接觸到救災資源的時候，對這個資源能夠到達哪裡，去哪裡最合適，有了一定的分辨意識，也就是現在所說的資源的可及性和匹配性，但當時沒有上升到理論歸納的高度。”郝南說，“在災情信息蒐集上，怎樣核實、驗證一個信息的時效性、真實性、準確度，當時大家摸索出來了一些工作原則，但沒有記錄總結下來，也沒有人有意識地去應用這些經驗，在這些東西剛剛形成的時候，這次救援就結束了。”
用郝南的話說，這些經驗在汶川地震救援結束後，跟隨各自散去的志願者們回到了“原子化狀態”。隨後救援、公益相關的各個部門、機構都在總結經驗教訓，但信息處理、協調上的經驗，並沒有得到非常細緻的總結。這種情況讓當年的志願者們心存遺憾，也有不滿。所以在2010年的時候，“玉樹地震發生後，我們馬上意識到這個災害可能很嚴重，2008年志願者們憋著的那股勁都還在，我們第一時間就在QQ群裡聯動起來想做點事情。”郝南說。
2010年4月14日，還是牙醫的郝南取消了下午所有病人預約，一邊聯絡前方誌願者，一邊在後方迅速組成信息協調小組，從北大招募的志願者們很快集合在一起，2008年的經驗在這時第一次以成文的方式，傳遞給了新一批的志願者。
“我得叫他們怎麼做，於是就把之前的經驗，第一次以成文的方式，用了一個晚上的時間教給他們。這是完全土生的自己總結的經驗。”郝南說，“比如提煉信息的六要素，怎樣核實驗證，信息的細節應該具體到什麼程度，確認後我們給這些信息逐條進行編號。編號時就特別注意到格式問題，那時候已經在強調信息中包含的時間、地點、人物、聯繫方式、可追溯來源等，並且對有效性設置了專門標籤。”
經過整晚埋頭苦幹，第二天一早，由這些編號信息組成的第一期簡報發送到各個QQ群，這也是“簡報”第一次出現。當時信息小組沒有正式的名稱，就叫做玉樹地震援助信息小組。簡報就以這個小組的名義發送送了出去。為了避免在轉發過程中丟失時間標籤，造成時間混亂，郝南將信息作成了圖片。
這些當時參與並堅持下來的志願者夥伴，基本構成了卓明的創始團隊。
這是卓明發展的第一個階段，那時候信息發佈還比較原始，只是單條信息的彙總，沒
有更多的格式、套路。這個模式在2011年盈江地震時得到了沿用。2011年，壹基金辦了“救災行動獎”，郝南和南充市紅十字會山地救援隊陳丹、蒼南縣壹加壹應急救援中心空中搜救隊隊長陳斌等10位民間人士，一同獲得了“行動公民”獎。
專業化內核的形成
2010年到2012年，災害響應較少，卓明團隊的成員也在忙於各自的本職工作。“因為當時大家沒有時刻準備著的意識。”這期間，郝南混跡於公益圈，加入華夏公益，參加友成基金會的災害研究班，第一次正式接觸災害管理，全面的瞭解災害救援、重建的一系列專業知識。
“2012年岷縣地震，我們知道消息時已經晚了48小時，當時正在跟華夏的人一起開會，卓明與華夏的志願者一起來響應了這次地震。”岷縣地震信息發佈所形成的簡報框架基本成熟，一直沿用到了現在。因為兩個組織的合作，人員的混合，簡報的名字一直用的是“卓明華夏救災簡報”，兩個機構名字並列。
2012年之後，卓明開始注重救災演練，郝南則在地震研判上花了更多功夫。2011年從友成的培訓班開始學習，在小型地震發生後練習推演，“那時候具備了地震發生後，根據震級和周圍環境判斷地方損失情況的能力，具備了初步研判能力。”2013年，演練和研判能力都派上了用場。
2013年4月20日，雅安地震發生之前 ，卓明剛做完一輪培訓和演練。這次救災現在來看大家有些反應過度，卓明在這次救援中的表現也得到了各方重視、多家媒體關注。不只是救援領域，更多的公益人知道了卓明，知道了信息協調在救災中的重要性。
“這可能是大家第一次大規模地瞭解我們做的簡報，轉發量還挺多的。那時候微博成為重要的響應工具，簡報以長微博的形式轉發出去。除了QQ、微博，還有YY。”郝南說，“簡報開始出現預測性信息，我們預測到災區會堵車，注意到救援的不均衡分佈。”
在緊急救援階段，這種判斷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天，卓明簡報發佈了災區需求的分佈情況，比其他人提前了至少24小時，這也讓救援力量認識、認可了卓明的專業性。
2014年魯甸地震時，此前曾出現的幾家信息協調平臺已經推出了，只有卓明還在繼續做，並且把這件事做得更專業。魯甸之後，卓明響應小規模災害的數量在上升，將範圍擴展到颱風、山洪等其他類型災害救援中，並且開始嘗試響應國外的災害。不同類型的災害在進行災情研判時，需要不同的專業知識。
也就是在2014年魯甸地震救援進行中，郝南辭去了他的牙醫工作，將職業的未來方向完全放在災害救援上。“我的個人信念發生了改變，機構也做了調整。那年我們響應了大概十次災害，年底總結時，7個創始人決定卓明要走組織化發展的道路。”郝南說，“第二年我們就申請了南都基金會的支持資金，開始謀求註冊。在我專職參與進來之後，就有大量的時間去接觸專業的知識，不管是公益行業的還是機構管理方面的。2015年，我開始學習環球計劃，接觸國際上的東西。環球計劃的內容非常好，2015年初的目標就是把它學好，然後再推廣給大家。”
國際災害響應
2015年初卓明自己承辦了一次環球計劃培訓班，這是卓明第一次正式組織項目式活動。隨後就是2015年在日本仙台舉辦的第三屆聯合國世界減災大會，這也是中國民間組織首次以代表團的形式參加聯合國世界減災大會。
“仙台大會對我來說是特別重要的一個節點，這時我對世界人道救援體系的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從仙台帶回來的東西，郝南消化了好久，在把這個體系摸索得差不多時，尼泊爾大地震發生了。災害發生了，而你有所準備，這就是壞消息中的好消息。
“我們內部已經在2011年就制定了災害響應流程。但一級響應是空缺的。我有把握，有20-40人的志願者團隊，二級響應沒有問題。但能不能進行一級響應，尼泊爾地震我們打算試一下。”
當時卓明內部對此也存在不同的聲音，有人認為應當主要關注西藏災區，有的認為外語能力不足以進行國外災害響應。事實上，當時輿論關注點也主要在尼泊爾。最後卓明兵分兩路，一部分關注國內災情，一部分響應尼泊爾地震。郝南參與尼泊爾救災還有一個特殊因素，他當時在基金會救災協調會，協調會把這個工作交給了他。
尼泊爾地震響應的志願者招募異常順利，300個志願者迅速到位。“我最大的苦惱是300人怎麼管，我沒管理過這麼多人，這是件非常頭痛的事。志願者都沒有經驗，還各有各的主意，個性比較強。志願者團隊的理順用了比較多時間，所以我沒實際工作的節奏慢了。”管理不順，前方各種情況，家裡還有孕婦要照顧，“我有一天真的蠻崩潰的。崩潰完之後，我心裡有底了。”郝南對這次海外災害響應的總結是，“從應急響應的目標來看，這次是失敗的，我沒沒有真正幫助到很多災民，很多工作做到位了，但時間節點常常晚半天，而起不到預期的作用。另外，我沒的產出更多是中文，但國內的組織在國際救援中的執行能力還不夠強大。”
“但是這次國際救援給了我們很大的信心，就是在連英語都不通的地方，我們還能招到懂尼泊爾語的志願者，甚至是尼泊爾人。我發現在災害發生時，只要運用方法合理，平時找不到的資源，救災時都能變成現實。而且這次救援驗證了我們在國內演練成熟的方法。”
2015年之後，卓明響應國內外災害的次數開始爆發性增長，每年20次左右，包括厄瓜多爾地震、意大利地震等海外災害救援，也包括颱風、水災、滑坡等多種類型災害。技術上，卓明已經由簡報偏向地圖，在傳播效果上更優秀。郝南現在可以很自信的說：從專業性來講，我們不比任何國際機構差。
眾包低門檻 核心專業化
在運作層面，卓明是以眾包的形式來進行操作的。內核需要高度專業化，但眾包給每個人的一小部分前端工作，一定是低技術門檻的。這也是郝南從國際上學來的經驗。
低技術門檻容易做到，但是核心的專業化卻面臨瓶頸。近兩年，部分核心志願者因為家庭、工作等原因離開，但補充新人的速度卻變慢了。專業化對核心志願者的要求也在提高，也會特定招募一些地震、災害管理等相關專業的志願者。
郝南在內部培訓時強調最多的兩點 ，一是救災的目的性，一定要以災民為中心，理解災民的苦難，這是出發點。二是團隊要讓參與的人有所成長。“從2008年到現在，我明白了一些事情，沒有人是完全無私奉獻的，付出要有收穫才能平衡，不管是心理上的收穫還是其他方面的。要找到這個平衡點。”郝南希望所有卓明的志願者都能獲得成長。
對自己的專業性要求，換來的是救援領域和政府的認可。“政府比民間組織更認可我們做的事情的價值，對於簡報的準確性，我們是引以為豪的。”郝南說。事實上，除了應急響應機制，卓明愛裡建立了保密機制，在發現涉密信息後，都要按流程處理。
郝南表示，與國際相比，國內還缺乏就在專業性的NGO，卓明以信息傳播為專長，而在衛生用水、心理援助、災害社工等方面的組織也數量較少，救災是一個綜合門類，如果這些都比較萎縮，只有救援隊和基金會數量偏大，是不良發展的狀況。
十年後最好的紀念就是——現在，我能
最終還是繞不開一個感性的話題。回憶起2008年一起救災的夥伴，郝南說，那是一群特別執著的人，2008年，我們知道為什麼要幹這個事兒。“它給了我們一種信仰。這對於我們來說很神聖，讓所有人放下分歧去做同一件事情。不管這個人平時怎樣，品行如何，在汶川救災時，那個東西是跨越日常的，只有在現場的人能感受到。”郝南說，“2008年之後再也沒有一個時刻，接近那種狀態。但我後來在很多地方也見過，比如日內瓦的紅十字博物館裡。”
十年之後，這個影響在大家身上在逐漸消退，但還是能看到影子。“2014年年初的時候，我再到北川，覺得自己可以放下了。我現在做的事情，跟2008年沒有關係。我的債還清了。”
2018年5月11日，紀念5·12抗震救災志願行動十週年的“全國社會救援力量技能競賽”結束後，郝南在朋友圈發了一段話：十年以前最大的痛就是”對不起，我們救不到你"；十年以後最好的紀念就是——現在，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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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王會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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