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里比想象中宽松、和谐。随意进出的大门，让我卸下了戒备。没有那些所谓精神病院奇观的东西。一位女病人正顶着略为夸张的妆容在厨房准备这天的晚饭，会五国语言的男病人也正安静地坐着晒太阳，就在他坐的地方，曾经有位病人用粉笔在地上用 C 语言写了一段程序。
在后来的日子里，陈顺水成为我在这里最好的朋友。
在我们见面的第一个小时，他就告诉我，“我不觉得所有的疯狂都是不好的，我的一些疯狂帮我建立了我的生命体系”，我后来告诉他，福柯和他说过差不多的话，福柯觉得，不应该把疯狂看成一种疾病，疯狂是人类真相的一部分，就像死亡也是人类在时间领域的真相一样。
陈顺水是一个在 24 岁时就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他现在已经 47 岁了。我坐在他的房间里，他告诉我，他的目标是，未来他能控制自己，想出院的时候就出院。
同屋的室友，被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的王大哥，嗤笑一声，他或许觉得，陈顺水过于自信了。过去的 20 几年里，陈顺水在精神病院进进出出，他始终无法完全控制自己，有一次甚至就是在自己的生日派对上，亲戚朋友欢聚一堂，他突然就指着电视里的人物开始骂起来。
王大哥和陈顺水同住了 11 年，比起精神分裂的陈顺水，王会用更接近理性世界的逻辑劝告他，别冲动，要学会忍。
几年前，当两个人还穿着病号服在另一个病房住时，陈顺水打过一个护士。他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时候，房间里的气氛莫名兴奋起来，陈顺水开始向我展示他的肌肉。用他的话说，护士在病房里“欺负”一个病人，他看不惯，就对护士出了手。结果可想而知，接下来的三天他都被约束在床上。
陈顺水最喜欢的书是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读完那本书，他得出的结论是“正义需要两次证明”。
陈顺水的枕边书
王大哥认可他的正义，但并不认可他的方式。如果是他，他更愿意为了长久的自由放弃这些个人化的情绪。
在大柳树采访的日子里，一些病人向我袒露自己的面貌与心扉。这是一个有医生、有护士、有各种各样病人的场所，这个场域里充满了不同角色在立场、欲望和权利之间的拉扯张力。
有人告诉我他在这里过得很好、睡眠充足；有人告诉我想回家却回不去；有人告诉我自己有了喜欢的人；有人对着忽闪忽闪的电视信号告诉我中兴快不行了；有人也跟我说，这里的人不过是都在自私地为自己活着。
（二）
精神科医生曾奇峰说精神分裂症的自救，是整个人类寻求自救的一部分，而且一定是最惨烈、最辉煌的一部分。
他会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父亲，并不再羞于承认自己是一个精神病人。他向我强调自己作为精神病人的主体性，比如他会坐在宿舍外的凳子上，打开 iPad 大声放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试图给理性世界的人造成一些冲击，“我们是存在的，他们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陈顺水是一个普通又典型的精神病人，他反复经历的磨难和治愈，很多人也在经历。
药物让他迟钝、无精打采，但拒绝药物他就有陷入疯狂的风险。二十多年过来，目前他遇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药物利培酮，这种药只是偶尔会让他做一些奇怪的梦，或者半夜醒来口干舌燥。
王大哥刚用iPad看完《北京女子图鉴》
四年前的某个晚上，陈顺水用 iPad 对着宿舍外的几棵柳树拍了一张漆黑的照片，发上Facebook，他为这张图片配上了文字——“光明的起点”。
美国南加州大学古尔德法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艾琳·R·萨克斯， 可能是为数不多的成功的自救者。
萨克斯教授出生在美丽的迈阿密，成长在一个幸福、殷实的家庭，她的大半生都在和精神分裂症进行搏斗。
但这并不妨碍她同样可以拥有自己想要的人生，除了是一个关注精神病人权利的法学教授以外，萨克斯还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医学院精神病学兼职教授。她还有一个爱她的丈夫（曾经她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丈夫说，她身上的一些品质，包括聪慧、热情，远远超过了她的精神疾病。虽然为了获得这些，萨克斯经历了漫长又痛苦的和自己的战争。
即便到现在，萨克斯也仍然面临不定期陷入疯狂的状态，但最重要的是她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生活。
陈顺水告诉过我差不多的话，他并不遗憾自己这一生与精神疾病相伴。他错过了一些，但没有完全错过（这也是他的爱情观）。一些对普通人来说重要的东西，对他来说也依然重要，比如一些好朋友、一份工作、一些意义。他感受到身边的病友因为互相陪伴和理解，产生了一些好的变化，他们不追求康复，只追求找到自己的生活。
（三）
每一个弱势群体都有一部自己的抗争史，试图打破理性世界秩序下的偏见。但精神分裂症的病人还没有过这样的机会。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与工业发展相伴而生的疾病。在工业世界，疯癫毫无价值，最终它呈现为被隔离、被管理。
大多数时候，人们把患病的人看成是疯子、不可控制的、无法医治的。
在 18 世纪末，疯狂被确定为一种精神疾病，“有理性的人让医生去对付疯狂”，法律赋予了一个人（监护人，或者是医生）对另一个人的全部控制权。
在中国，很多精神病人都没办法真正回到社会，精神病院有一道“旋转门”——住院——回家——再次发病入院，有一些病人只有靠死亡这种方式才能真正离开精神病院。
维权并不是医生的职责，但张医生把病人当成和他命运共同体的朋友，他们彼此映照，“我们就算痛，也想要痛并快乐着的活下去。”
看起来已经出院的病人，回到家之后需要面对药物的不确定性、外界环境的刺激，以及一些不可预知和抗拒的因素，每一个都有可能激发疯狂。
在中国的精神病康复领域，农疗和工疗从 1990 年代开始被尝试，旨在作为一种保持病人社会能力的康复方式。在大柳树，病人们就自己养过兔子、孔雀、鸡等动物。这里的病人还在附近的小工厂集体工作过，现在，他们有一间自己的餐具包装车间，病人们每天定时上班，包装筷子。
陈顺水就在餐具包装车间工作，在这里，他不被限制自由，工作台上摆了一个 iPad，他翻墙在 YouTube 看节目，我在的时候，怕我无聊，他也用iPad为我放过周杰伦。累了，他就去外面的葡萄架下抽烟。
知道这个事实，让我有些吃惊。也就是说，无论是农疗、还是工疗，它可能有的效果都不如想象中大，只不过成为病人在院康复的生活方式。关于这一点，病人和医生的意见都惊人的一致。为了有更多自由，陈顺水配合了这种方式。
病人不掌握自主权，权利在监护人手里，所有亲密关系都需要再经历一次检验。
一位精神科医生提起了很久以前的“解锁”行动，为了防止病人“滋事”或者仅仅是掩盖“家丑”，家人把病人锁在房间，甚至笼子里——这些人往往终生用铁链锁在笼子里。
陈顺水房间里的时钟
（四）
在所谓回归理性社会的方法，所谓理性与非理性的界限，所谓疯狂的含义这些问题上，我迷惑不已。我把这几个问题抛向了中国最好的精神科医生之一，北医六院的姚贵忠，他从 1990 年代开始就以最前沿、先锋的姿态来探索精神病人回归社会的方法。
2004 年，姚贵忠的同事耿彤，在姚贵忠的热情与理念影响下，在病人康复基地附近的一个小区租了一套公寓，也开始自己的尝试。这套公寓有三个房间和一个客厅，耿彤带着三个病人住了进去，他睡在客厅的折叠床。
三个人都是年轻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各自有各自的幻听和妄想。每天，耿彤和他们坐公交车往返于公寓和康复基地之间，傍晚的时候，一起去超市购物，再回家一起做饭，“刀一直在厨房，我从来都不收起”，有问题的时候就吃药。耿彤希望这样一个实验可以对病人真正回到社会起作用，他不希望病人们永远徘徊在精神病院这个“旋转门”周围。
最终，三个病人以不同的方式和耿彤告了别。一个被父母接回家，另外两个不辞而别，有一个病人告诉他，“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姚贵忠大学毕业之后自己选了去精神科，老专家问他为什么选择精神科，姚贵忠说其他科他都尝试过了，答不上来为什么，就是很喜欢精神科。30年之后，姚贵忠获得了全国“全国十佳优秀精神科医生”，他在那个时候似乎终于知道了问题的答案，在《界面·正午》的采访中，姚贵忠说，“精神科医生，拥有上帝赋予的特权，可以进入别人的内心世界，世界上任何其他行业都不可以与之比拟。病人敞开心扉，甚至内心很龌蹉的想法都告诉我。我在帮助病人，同时也在丰富我自己。”
于是我把我的问题发给姚贵忠，很久之后才得到他的回复，他说， “你的问题有意思，我们科决定开个研讨会讨论一下，你来吗？”
姚贵忠说过，不是每一棵树都要挺直地生长。
即便是最好的医生，也说不清楚精神疾病在当下这个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也就是说，理性还没有办法解释非理性，但非理性却在理性的统治下陷入失语状态。
更激进的福柯则坚信，“任何精神病理学概念都不能为疯狂发挥提纲挈领的作用”，与其说福柯在反精神病学，不如说福柯提供的是一种思维方式，避免这个社会走向理性的极端。
有一本叫《天才在左，疯子在右》的书，是一本精神病人访谈记录，作者虽然承认自己杜撰了不少，但也不难看出，那些关于精神病人的奇观描写仍然能勾起大众的兴趣。那好像是可以超越平庸日常的某个出口，那些理性世界未能探索到的地方，有些非理性的人帮你先行了一步。也好像是对理性世界的某种宣泄和抗拒，疯狂成为人类探索和扩宽自己生命体验的某种已知途径。
在很多文学作品里，疯狂都具有某种浪漫的能力。法国作家米歇尔•图尼埃说，人是归功于自己的黑暗核心才有了自己的色彩。我把他说的黑暗核心理解为理性事物之外的部分。
比如陈顺水，他做了一个时间修改意见书，想要挑战现有的时间制度。在这个意见书里，他修改了现行时间的 24 小时制度，也修改了每个小时、每分钟、每秒的时常。
陈顺水设计的时间修改意见书
修改时间制度，意味着什么，会有什么后果，我问过陈顺水很多次，可是我们也讨论不出个结果来。
或者说，时间本身意味着什么。这漫长的二十年、这个过程中的 1 年、1 个月，里面的一天，一个小时，对陈顺水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他总不断向我重复一句李宗盛的歌词，他认为这是他的人生写照“一生涓滴意念，侥幸汇成河”，时间修改意见书让他这一生没有什么遗憾，如果下辈子也必须这么过的话，他也愿意。
他把这个意见书打印复印了上百份，放在衣柜里，遇见值得信任的人，他会毫不吝啬将其作为一个礼物送出去。不过，他的主治医生并没有得到这份礼物，他经过别人之手拿到这份意见书，将它和陈顺水的病历放在一起，意见书在此刻必须接受医生的审判（诊断），后者拿着陈顺水的这张人生成果，说这是一种思维障碍。
我想，我们在看待时间这个问题时，就是用的不同方式。
在马莉导演的纪录片《囚》的最后，一个年轻的精神病人不断追问身边的人，“你能解释吃是什么吗”，没有人能告诉他，他有些生气了。还有一个沮丧的老头，他在文革期间被打为黑五类，他一生没有朋友没有家庭没有后代，早已为自己在理性世界被视为遗憾的一生下好了结论，“我的一生太平凡了，只有像我一样平凡的人，才能理解我的人生。”
一个早晨，陈顺水拜托外出的病友把他的时间修改意见书带到邮局，寄给了 NASA，这一天，他向太空探索者发去了他的意见。
为保护隐私，陈顺水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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