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瀚林
讀書，是個老生常談的問題。之所以常談，是因為這事很重要，如果不重要，就用不著常談了。
有人把書分為兩類，一曰“有字書”，或把文字印在白紙或顯示在電子屏上，或把文字刻在古老的漢簡竹帛乃至甲骨上。二曰“無字書”，《西遊記》中唐僧師徒西天取經，首先得到的就是“無字真經”。“有字書”卷帙浩繁，汗牛充棟，如“十三經”“廿四史”“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等皆屬此類，它是可量化的，“無字書”則不然，它充塞宇宙、囊括古今、遍佈社會、統攬人生，無法以字數計量。
如何處理讀“有字書”與讀“無字書”的關係，或者說處理好書本知識與社會實踐的關係，一直存在各種偏頗，大致有三種情況。偏頗之一，片面強調讀“有字書”，“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名言，懸樑刺股、囊螢映雪之類的軼事，就很有代表性。過度強調讀“有字書”，必然導致輕視讀“無字書”，在一些人看來，遊歷名城勝蹟、名山大川算不得讀書，體驗人間百態、感悟風土人情算不得讀書，作社會調查、參加社會實踐也算不得讀書，似乎只有鑽進書本才是讀書，結果造出一些可愛的“掉書袋”和“四腳書櫃”，難怪社會上一度流行“百無一用是書生”的揶揄。讀天下這本大書，無邊無際，無始無終，當代學者丁學良將自己周遊列國的經歷、對大師們的追憶、讀“天下”的靈感和體會、遊學三十個春秋的家國情懷匯成《我讀天下無字書》，被贊為“讀無字之書，稟山川豪氣”，給我們啟示良多。
偏頗之二，片面強調讀“無字書”，認為“無字書”是源，“有字書”是流，“有字書”來自“無字書”，因而全盤否定讀“有字書”，以讀“無字書”替代讀“有字書”。《韓非子》中有則故事，說的是有個讀書人叫王壽，揹著一大袋書走在路上，恰逢好友徐馮，徐馮見他累得氣喘吁吁，就開導他，事情是人做出來的，不是靠死讀書讀出來的，書上記錄的是前人的東西，是在當時條件下形成的，所以，有知識的人是不收藏書籍的，你揹著這些書幹什麼呢？王壽聽罷認為留著這些書沒有用，就將其付之一炬。還有人說，趙括熟讀兵法，談兵論道頭頭是道，結果長平之戰敗於秦軍，四十萬大軍全被活埋，把死讀書與讀書劃上等號。還有人以“劉項原來不讀書”為例，詮釋不讀書也能成大事，片面強調實踐的重要性，把實踐與讀書分裂開來，對立起來，進而全面否定讀“有字書”。
偏頗之三，既不重視讀“有字書”，也不重視讀“無字書”。一段時間以來，為了改變命運，人們拼命讀書，伴隨著教育成本的增加，讀書不像從前那樣改變命運，有人覺得讀書無用了，於是，讀“有字書”的人開始減少；在市場經濟的衝擊下，“股神”成了“偶像”，“投資”為了“變現”，“讀書”變成“費事”，“來錢快”觀念侵蝕著一些人的靈魂，金錢成了一些人衡量價值的唯一標準，於是，讀高質量“有字書”的人開始減少；在那黨風不正的時段，花拳繡腿、弄虛作假盛行，一些幹部深入群眾深入實踐少了，讀“無字書”的人開始減少，古人尚知“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的道理，有的人就是不認真研讀人民群眾和社會實踐這本“無字書”，他們下基層調研，坐在車上轉，隔著玻璃看，調查不細、挖掘不深、表達不新，在他們那裡，譁眾取寵代替了實事求是，投機取巧代替了苦幹實幹，表面文章代替了求真務實。當然，某些人也不是完全不讀書，只是不讀服務人民、服務社會的書，不讀修身養性的書，為了“權”“錢”二字，專讀有關權謀金錢的書，甚至是坑蒙拐騙類的書，他們關注的不是國家與人民利益，而是那些所謂厚黑類的社會實踐，這種“無字書”，讀得越多危害越大。
解決上述問題，第一，要正確對待“有字書”。這個問題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要用人類全部的知識來武裝我們的頭腦，另一方面，對於現有的書本知識要有所甄別，有所批判，就是批判地接受，不能全盤接受，要採取魯迅所說的“拿來主義”，凡事“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尊重知識但是能駕馭知識，重視理論但是能聯繫實際，讀書但不唯書。比如，同樣是讀《紅樓夢》，“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讀書的角度不同，境界各異，收穫也會不同。再比如，19世紀以前，看到肉腐生蟲，就誤認為生命會從無生命的物質中產生，這個錯誤的結論在“有字書”上有記載，到了19世紀60年代，法國微生物學家巴斯德做了一個實驗，證明經過嚴格消毒過的培養液，如果與外界隔絕，就不會有生命產生，推翻了“自生論”的觀點。如果巴斯德死守過去的書本知識，就不會有這個新突破。盡信書不如不讀書，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在這個發展變化的社會中，我們不但要學好“有字書”，接受前人的知識，還要以大無畏的探索精神參加實踐，為人類的知識寶庫增添更多的優秀的“有字書”。
第二，要正確對待實踐，就是那些“無字書”。清朝文學家張潮有云：“山水亦書也，花月亦書也。能讀無字之書，方可得驚人妙句；能會難通之解，方可參最上禪機。”一方面，我們強調實踐的重要性，強調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因為，“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比如豐子愷的《賣羊圖》生動美觀，卻被一位農民道出破綻，不是畫得不好，是畫家沒有看過牽羊到底是怎樣的，全憑想象作畫，使這幅《賣羊圖》成了失敗品。另一方面，絕不能輕視讀“有字書”。狄德羅就說過：“僅僅一個理論上的證明，也比五十件事實更能打動我。”古人還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這就需要我們有效借鑑前人知識，以達到事半功倍的目的。高樓大廈靠堅厚的基石撐起，任何學習都要先從基礎知識開始，只有基礎牢固，才會瞭解到更多更深層次的東西。知識中有一個小洞，未來也許就是大洞的問題。比如說你是一個醫生，如果連基本的醫療知識都不知道，在病人身上亂做試驗，那肯定會發生醫療事故，只有掌握了一些基本的醫療知識以後，才能去診斷病情，才能夠對症治病，並且豐富醫療知識和臨床經驗，使得醫療技術得到提高。
第三，要正確把書本知識和實踐有機結合起來。《菜根譚》有言：“人解讀有字書，不解讀無字書；知彈有絃琴，不知彈無絃琴，以跡用不以神用，何以得琴書佳趣？”要避免兩個極端，不能認為知識理論比社會實踐更重要，說什麼社會實踐再大也是依靠著知識理論才會產生，社會實踐是圍繞著知識理論而具有價值的。也不能片面強調實踐比知識與理論重要，說什麼現實社會最需要的是才華和能力，而這些從書本知識的學習中是很難鍛煉出來的，只有在實踐中去總結經驗，就像學習游泳，講再多的書本理論和游泳要領，都成不了游泳健將，只有到江河裡面去鍛鍊，才能真正成為游泳的高手，結論是實踐比學習更重要。我們要把這兩者科學地統一起來，“有字書”是前人知識的記載，“無字書”則是“有字書”的源泉，要想獲得系統豐富的知識，既要繼承前人的知識，攻讀“有字書”，也要重視社會實踐，鑽研“無字書”，把兩者有機統一起來。如果不注重把學到的知識運用到實踐中，即使“學富五車、才高八斗”，也不能說達到了學習的目的，“離開革命實踐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而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斯大林把這個道理講清楚了。科學家霍金提出了著名的黑洞理論，卻沒有獲得諾貝爾獎，因為他的理論還沒有用實踐證明過。伽利略通過實踐證明從高空拋物大、小物體是同時落地的，麥哲倫通過實踐證明地球是圓的，中國通過實踐證明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學習是一個“走進去”“學出來”的過程，“走進去”，就是能走進書中，深鑽細研，“學出來”，就是注重應用，以行促知。“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只有把“走進去”與“學出來”融為一體，做到學以致用、知行合一，才能在實踐中檢驗已經取得的理性認識，實現認識過程的飛躍，達到學有所用、用有所成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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