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春先是衝破中國傳統科技體制的闖將，他是中國民營科技創業的先行者，他是中國知識經濟的戰略家，他是中關村第一人！
40年前的1978年，註定是這個星球上值得紀念的一年。這一年，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實行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黨的基本路線，由此拉開了中國經濟和中華民族持續40年高歌猛進的帷幕。
這一年，一位叫陳春先的年輕科學家，也悄悄地、艱難地播下了如今已聞名世界的中關村的第一粒種子。
中關村的春天，是從陳春先開始的。
一
陳春先的故事，需要從共和國的一個春天說起。
1978年的早春3月，正是萬物復甦的時節，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隆重召開，標誌著科學春天的到來。
在此之前，1978年1月號《人民文學》發表了轟動全國的《哥德巴赫猜想》報告文學。著名作家徐遲生動地描繪了中國科學院一位“臭老九”、數學家陳景潤的傳奇經歷，展現了“文革”給知識分子帶來的心靈創傷，呼喚對科學和科學家的尊重。
於是，在選拔對科學有突出貢獻的人出席這次科學大會時，中國科學院推薦了10人，年僅44歲的陳景潤在萬眾矚目中走進了人民大會堂。坐在陳景潤身邊的，是一位比他還要年輕幾個月、來自中科院物理所的研究員陳春先。
陳春先何許人也？
陳春先1934年生於四川成都，1952年在四川大學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被選派赴前蘇聯留學。他開始在烏拉爾礦業學院學地質，1956年經嚴格考試被選入莫斯科大學物理系，師從著名世界級大師玻哥留博夫（Bogolubov）院士，完成了理論物理方面最嚴格的訓練，參加了當時世界理論物理界最前沿的課題和院士組織的討論組，在超導理論、多體問題等領域做出了成果，在蘇聯科學院著名學術刊物發表了6篇陳春先署名文章。儘管沒在莫斯科大學物理系上過課，導師玻哥留博夫特批准獲得優秀畢業證書。這在當時留蘇學生中絕無僅有。
1948年成都陳春先和父母、妹妹、弟弟全家合影
1959年，陳春先學成歸國後，被分配到國防科委搞原子彈試驗。後來科學院領導通過多番交涉，把他挖過來，到中科院物理所搞研究。
1971年底，陳春先結束三年幹校“改造”返回中國科學院。從一個國外資料中，瞭解到蘇聯核聚變研究取得重大突破——蘇聯原子能研究所搞成功了一種超高溫核試驗裝置，叫“託卡馬克”，其實驗已達到幾千萬度的高溫。開始英國人和美國人不信，陸續來到蘇聯試驗，這才心服口服。這是一項很了不起的高端技術科研成果，在國際上引起了很大轟動。
上世紀60年代起，隨著世界人口爆炸增長、工業的急劇發展，人類對能源的需求非常迫切，科學家們開始研究發掘潛力最大、取之不盡的核能源。
利用核能源有兩種方法，一種是搞核裂變。我們現在辦的核電站就是核裂變，裂變和聚變的能量都是一樣的，都是和平利用原子能，但裂變所產生的核廢料比較難處理。另一種核聚變就沒有這個問題，它是在超高溫條件下，使氫元素聚合起來慢慢燃燒，使核能緩慢地釋放，沒有什麼廢料，所以它是一種含有巨大能量而又最清潔最安全的能源。
但問題是，全世界還沒有理想的辦法達到近億度的超高溫。顯然，“託卡馬克”的問世和升級，將會為核聚變鋪平道路。
陳春先主動請纓領銜“託卡馬克”項目。
當時中國還處於“文化大革命”混亂中，有關部門對立項遲遲不給答覆。
陳春先性格執著，認定的事必須幹到底。在有關負責人家中游說立項時，他情緒失控地說：“蘇聯都作出不同型號的託卡馬克，中國什麼都沒有，你為什麼不著急？”
在三無（無資金，無設備場地，無人員）情況下，陳春先邊“捱整”、邊被貼大字報，堅持搞起了託卡馬克項目。1974年7月1日，在物理所建成中國第一個託卡馬克裝置（簡稱CT-6號），填補了我國空白，打破了西方發達國家對核聚變的壟斷。
1978年陳春先（右一）與六號託卡馬克研製骨幹鄭少白在裝置前
六號項目的成功，是陳春先為首團隊實行深入理論研究、多學科精尖實驗、多種高新技術的綜合體現。在當時歷史背景和科研條件下，他們追求的理念，奮鬥的實踐，克服難以想象的困難，是極其不容易的。
今天在中科院網站的《中科院大事記》中，仍然可以看到這樣的文字：“1974年，物理所研製出我國首臺託卡馬克CT-6。”
陳春先在北京拼搏六號同時，向時任中科院領導武衡打報告，由武衡向周總理請示，獲得周總理批准“核聚變可以二機部和中科院兩家搞，兩條腿走路”這一重大指示。陳春先自1971年開始，經常去合肥董普島，為籌建合肥核聚變基地，嘔心瀝血。開始是掛在中科院安徽光機所，直到改革開放1978年才成立了等離子體物理研究所，陳春先任首屆業務副所長，主管合肥基地全面業務。
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前夕，陳春先和陳景潤等被中國科學院破格提拔為正研究員。他們也是中國最年輕的正研究員。
坐在莊嚴的人民大會堂，陳春先心潮翻滾，激情難抑。
陳春先（後排左6）1978年3月在全國科技大會與朱光亞、王淦昌、鄧稼先等其他代表合影
1977年8月6日科學座談會上，他已經聽到鄧小平同志溫暖人心的“我願意給你們當總勤部長”。
這次，面對全國科學大會6000位聽眾，小平同志又用陳春先熟悉的鄉音宣佈：“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一舉打開了長期禁錮知識分子的桎梏。陳春先默默下定決心，一定要為中國的科技發展做出卓越貢獻。
在這次科學大會上，陳春先主導的“北京託卡馬克6號”，被評為全國科技一等獎。
1978年後，陳春先三次訪美，為合肥基地注入新技術、新動力。主持八號平穩下馬、保存科研技術項目及骨幹隊伍，為後來合肥核聚變基地的發展和起飛，發揮了不可磨滅作用。特別是1979年以世界和美國核聚變權威Furth為首的美國代表團，陳春先全程陪同訪問北京、合肥、樂山核聚變基地；陳春先同時主動與科大合作，使合肥基地與科大建立長期學術、人員的深入交流與協作……
二
“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這是宋代蘇軾膾炙人口的著名詩句。“春先”的名字，就是從此而來的，它很符合陳春先一生追求新生事物的性格。
全國科學大會後3個多月，陳春先隨著中國首個科學家訪美團，來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國。
陳春先考察的是美國的核聚變項目。在考察過程中，他對美國硅谷和波士頓128公路區的新技術擴散區產生了濃厚情趣。
美國舊金山的硅谷和波士頓的128公路區，坐落著斯坦福、哈佛、麻省理工等多所著名學府。在這些學府周邊，誕生雲集了蘋果、英特爾等上千家高新技術企業，科技成果被迅速轉化為產品，每天都在創造著巨大的財富。走在這片高科技產業的發源地，陳春先心頭的思緒無法平靜，“我們已經落後了一個時代！”
1978年12月底，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提出今後中國將實行“改革開放”，由“以階級鬥爭為中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而拉開了一個註定進入世界歷史的新時代序幕。
會議結束沒幾天，1979年的初春，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打開封閉幾十年的國門，大步來到大洋彼岸的美國，簽訂了多項經濟、科技、教育、文化合作協議。其中，有一項是加強中美科學家的互訪交流。
就在這年，陳春先又一次踏上了赴美深入考察的旅程。美國硅谷、128號公路技術擴散區許多產學研結合創造科技奇蹟的生動例證，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技術擴散”的思路逐漸在陳春先的頭腦中形成。中關村聚集了中國科學院幾十個研究所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幾十所著名學府，為什麼不能像美國硅谷和波士頓128公路區一樣，成為中國的一個高科技擴散的輻射源呢?
在中國科學院的座談會上，在北京市科協的交流會上，這位中國科學院物理所一室主任、等離子體研究所副所長、中國最年輕的博士生導師大聲疾呼：“經濟要發展，就要搞技術擴散。應該把科學技術和人才從高密度區域向低密度區域擴散，像把墨水滴入水杯一樣，擴散開，把水染藍！”“要把中關村建成‘中國硅谷’！”
陳春先在改革開放以後的工作，參加新技術擴散研討會
陳春先的呼聲，猶如一聲春雷，在中國科學院內外激起了層層波瀾。
陳春先在大小場合算起了賬：“60年代初，我國第一臺激光器研製成功，與美國僅相差半年，20年過去了，美國已經形成了強大的激光工業，而我們呢？科研成果還只是停留在紙上、實驗室裡，被禁錮在科研單位的深牆大院裡，遠離生產實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物理所的大門一開，國家就要投入三萬元，可是卻沒有人計算一下，物理所每天的產出又是多少？”
陳春先三次訪美，更堅定了他移植硅谷經驗、搞技術擴散的想法。
春雷之後就是播種。
1980年10月23日，陳春先帶著紀世瀛、崔文棟、曹永仙、汪詩金、吳德順、劉春城、羅承沐、耿秀敏、潘英、李兵等同仁，來到中國科學院物理所一間十幾平方米、俗稱“雞窩”的後平房倉庫。打開門一看，裡面結滿了蜘蛛網，塵土有幾公分厚。他們打掃了半天衛生，把雜物堆到裡邊，拉上一道塑料布隔開，佔用了大約5平方米小半間房子。然後擺上一張抽屜桌子，找來四把破椅子，沒有放一粒鞭炮，更沒有剪綵，悄無聲響地成立了“北京等離子體學會先進技術發展服務部”。市科協諮詢部部長趙綺秋還代表田夫書記前來講話，表示充分支持，並借給200元啟動費。經過大家熱烈討論，決定今後服務部經營項目包括搞技術諮詢、辦技術培訓、為企業與科研機構牽線搭橋……
一些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往往是在不經意間誕生的。我們無法揣測當時陳春先是否意識到，他帶頭創辦的這個民辦自發性質的科技開發機構，是北京甚至全國第一個民營科技公司的雛形，更是日後引領中國、影響世界的中關村的第一粒種子！
三
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是有風險的。陳春先此後的創業道路充滿了坎坷：議論、責難、誹謗、告狀、查賬、虧損、立案、被拘、綁架、破產，一個個接踵而至。
幾個月來，服務部的活動非常活躍。原來科學城一到晚上下班，大家都窩在家裡不出門。如今吃飯後人來人往，科技人員完全利用業餘時間參加服務部的各種工作,中科院和大專院校上百人開展各種科技活動，穿梭似地來往於物理所、電子所、力學所、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其中不乏一些知名教授。
這種“反常”現象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和議論。
有人把狀告到物理所管惟炎所長，管惟炎一拍桌子：“簡直無法無天，佔用倉庫也不向領導彙報，這樣下去不把科學秩序搞亂了！”
從此以後，服務部的窩也沒了。只能到處打游擊，項目在哪裡開發，就在哪裡辦公，有時拿到陳春先辦公室，有時到紀世瀛的設計室，有時上曹永仙的試驗室，除了財務上的保險櫃放在劉春城的屋子裡，其餘都是流動的，有人把服務部叫做“科技游擊隊”。
一年多以後，服務部不但沒有被摧垮，反而一天天壯大，服務項目越來越多，找上門來的企業和老百姓絡繹不絕。
陳春先想，業務發展很快，沒個固定辦公地方不合適。他找到潘英問：“我們掙了多少錢？可以蓋幾間木板房嗎？”潘英滿口答應說：“搞幾間簡易木板房沒問題，我們自己搭建。”
經過耿秀敏跑院行管局批准，在中關村老67樓居民區附近一塊空地搭建了兩大間木板房。
其中一間作為待業青年的技術培訓班，另間為辦公房，辦等離子體快報和接待顧客洽談項目用。
服務部總算有了自己的辦公場地了！
1980年底，陳春先通過在物理所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方毅的兼職英文翻譯，找到了方毅的講話。方毅指出：“科研人員業餘時間從事技術諮詢、技術開發工作，允許每月發放不超過7元到15元的津貼。”
木板房建好後，關於津貼陳春先與服務部財務潘英有以下對話：
陳春先：“大家現在不分晝夜的拼命幹，眼睛都熬紅了，能不能給大家發點補貼？”
潘英：“發點補貼錢還是有的，問題是多少？另外沒發錢,有人還造謠議論我們，如果再發補貼，說怪話的更多了。”
“大家這樣辛苦，發點補貼錢也是正常的，我們就是要打破大鍋飯，這樣也符合方毅講話精神。”
“從目前情況看，每月發七八元不成問題，業務量大時可以發15元。”
“好，我和幾個副主任開個會就執行。”
到1982年上半年，服務部共承擔了27個開發、諮詢、研製項目。其中有幾十萬的高壓長脈衝電源的研製，有高速數據採集器的研製，有等離子冶金項目的研製，有高壓大電流火花間隙開關的研製，有鍋爐檢測的改造等，收入已達2萬多元。
看著服務部越來越紅火，又聽說發津貼，有人打小報告四處散佈說：“陳春先辦服務部就是為了撈錢，不貪汙才怪呢！”
物理所政工組“積極分子”到處調查陳春先的活動，關照門衛注意老陳、老紀、老崔等幾個人出門帶了什麼東西，叮囑物理所財務特別注意陳春先的報銷單據。
一時間陰風四起，到處流傳著“陳春先帶頭破壞中科院的科研秩序”，“陳春先是中關村的科技二道販子”。
陳春先的妻子流著眼淚說：“老陳，咱別搞這服務部算了，還是踏踏實實的搞科研吧！”老畢是中國科技大學畢業的，在中科院計算中心工作，也加入了服務部的活動。
陳春先說：“那怎麼行！現在是三中全會以後，不是四人幫時代了，我們就是要堅持真理，打破舊的科技體制！”
更大的風暴終於來了。
物理所的例會上，管惟炎所長一臉嚴肅，公開點名批評了陳春先。他說：“陳春先辦服務部說什麼移植硅谷經驗，擴散新技術，實際上跟賣菜、賣肉的‘二道販子’差不多，是不務正業，歪門邪道，腐蝕幹部。希望這些人懸崖勒馬，把問題交代清楚。”
文革剛結束，階級鬥爭的凜冽寒氣人們記憶猶新。物理所的氣氛驟然緊張起來。
有些原來參加服務部活動的人，一看形勢不妙，反悔到服務部幹活，今後漲工資、評職稱、分房子等著領導穿小鞋吧！當天晚上就有人到陳春先家，放下從服務部拿到的幾十元、上百元津貼不說話就走。有的人退還津貼後，還忐忑不安地問：“這種非法所得，算不算貪汙？會不會治罪？”
過幾天，管惟炎又找陳春先談話。他說：“老陳，你是所裡的業務骨幹，服務部的事寫個檢查，以後別幹就算了，特別想幹就離開物理所做買賣怎麼樣？”
陳春先生氣地說：“物理所過去以服務部隊科研為主，只花錢沒收入是沒有辦法的事。改革開放的今天不同了，要認真想想國家的難處，怎樣為國分憂為四化做貢獻，不能當一天和尚敲一天鐘。我剛剛辦起服務部為改革開放添磚加瓦，所裡不支持也罷，還逼我離開物理所，這是要徹底弄垮服務部，這辦不到！”
管惟炎大怒，告訴陳春先要查服務部的賬，服務部不讓查也要查。
管惟炎強硬地堅持己見，並上報中科院，要求立案查清陳春先服務部的全部經濟問題。
1982年5月，物理所一位副所長帶隊進駐服務部，一筆筆審查和複印所有賬目。
管惟炎利用賬目記載的情況，派人到北京和外地與服務部有合作關係的單位進行調查，理由是追查陳春先的經濟問題，凡是物理所在服務部拿津貼的人，他個個面談。
管惟炎在物理所開會，他說：“今年國家開展的重要活動是打擊經濟領域嚴重犯罪活動。物理所已經把陳春先列為審查對象，誰在服務部工作過，要主動向組織講清楚。”
陳春先的兒子陳新宇清楚地記得，父親經常夜裡與一位“所長叔叔”在電話裡爭吵，有時吵得很兇，哽咽著說不成話。
花開花落。從五月一直到年底，查賬一直查了半年多，服務部的財務並沒有問題，就連兩年來的每月15元津貼，陳春先都分文未取。
這期間還發生了一件事，一位美籍華人物理學家孫良方來京，陳春先讓其在家中住了幾天，按照有關規定違反了外事紀律。管惟炎兩事並舉，要求中科院有關部門立案審查陳春先。
服務部的工作近乎停滯,服務部木板房也幾乎空了。但陳春先堅持不認錯，不檢查。陳春先為宣洩心中的苦悶，仍然經常晚上去服務部的辦公室。
一天晚上，他又來到服務部時，皎潔的月光下，突然看到市科協諮詢部部長趙綺秋女士在門前來回踱步。兩人手緊緊握在一起，老陳的眼睛溼潤了。趙綺秋安慰老陳要挺住。陳春先說：“我們搞科研的人都有執著精神，不怕失敗和冷落。再說，現在已經是改革開放後了，不是當年文革時代。”
趙綺秋說：“搞改革開放是黨中央的號召，服務部沒有錯。我不僅要支持到底，還要到中科院紀委反映情況。”
第二天早晨，趙綺秋來到中科院紀委，詳細介紹了服務部。她說：“市科協對服務部賬目進行審查，沒有什麼問題。服務部白條多，用物理所的工具，陳春先違反外事紀律在家接待外賓等問題，我認為要從改革開放探索的角度看，不能像過去一樣亂扣帽子。”
她說：“陳春先是搞基礎研究的高級知識分子，利用業餘時間搞技術諮詢，移植美國硅谷經驗，擴散新技術為國民經濟為四化服務，是利國利民的好事，我們應該放棄舊理念大膽支持。”趙綺秋說到這裡突然感到頭昏，她撐著牆說：“對不起，我頭昏要坐在沙發上休息一會。”說完兩眼發黑暈倒在地。
趙綺秋到中科院紀委為陳春先和服務部鳴冤喊屈，狀告管惟炎打擊刁難改革開放新事物暈倒在地這件事，很快傳遍物理所和整個科學院。
許多人曾經躍躍搖動的心頭火苗，都怕隨著這隻出頭鳥被搶打就此熄滅。
趙綺秋怎麼也想不通，像陳春先這樣為國家未來著想的知識分子，為什麼會受到百般刁難？舊的科技壁壘怎麼就這樣難以突破？
她向丈夫周鴻書傾訴了心中的苦惱，周鴻書聽完爽朗地笑著說：“咱們把陳春先和服務部的事寫篇“內部動態清樣”，讓中央領導看，聽領導怎麼說。
趙綺秋的丈夫周鴻書，當年任新華社北京分社副社長。
新華社“內部動態清樣”也叫內參，寫些簡明快捷的稿子，專供黨中央、國務院領導閱讀。
這篇文章有1500多字，講述陳春先創辦服務部意義和取得的成績。還介紹了中關村地區擁有的科技成果和人才優勢。指出這些科學成果大多數留在論文、樣品、展品階段，處於“潛在財富”狀態，不能迅速生產，取得經濟利益。對物理所所長管惟炎刁難打擊陳春先的事，文章在結尾用110多字敘述：“陳春先搞科研成果、新技術試驗，卻受到本部門一些領導人的反對，如科學院物理所個別領導人認為，陳春先他們是搞歪門邪道，不務正業，並進行阻撓，使該所進行這項實驗的人員思想負擔很重，嚴重地影響了他們繼續實驗的積極性。”
陳春先對兩次採訪並沒抱什麼希望。趙綺秋和周鴻書夫婦也只是想讓中央領導人知道有這件事。撰稿人潘善棠1982年12月25日交稿新華社北京分社，再由分社批轉總社後呈交中辦，加之有元旦假期，完全沒想到中央領導批示會如此之快。潘善棠2006年2月18日回憶：“稿子寫出後，我建議先在新華社內參上刊出，供中央領導參閱，先看看中央領導對陳春先的做法是何種態度，再作下一步報道計劃，這可避免與科學院和物理所產生不必要的麻煩。”
1983年1月6日，《研究員陳春先搞“新技術擴散”試驗初見成效》，在《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第52期刊出。7日、8日，胡耀邦、胡啟立、方毅等中央領導同志，分別在內參上作了重要批示。
1983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啟立，也在該內參上批示：“陳春先同志帶頭開創新局面，可能走出一條新路子，一方面較快地把科研成果轉化為直接生產力。另一方面多了一條渠道，使科技人員為四化做貢獻。一些確有貢獻的科技人員可以先富起來，打破鐵飯碗、大鍋飯。當然還要研究必要的管理辦法及制定政策，此事可委託科協大力支持。如何定，請耀邦酌示。”
1983年1月8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批示：“可請科技小組研究方針政策來。”
1983年1月25日早晨，陳春先像往常一樣正在洗漱，突然停了下來。剛才打開的收音機裡，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播音員聲音高亢，新聞摘要節目頭條就是關於潘善棠的文章和中央領導的批示。
陳春先顫抖著手拿起電話，打給紀世瀛：“老紀，你聽到廣播沒有？中央有批示了，肯定了我們的做法。”
老紀的嗓門大的嚇人：“這是真的嗎？怎麼事前一點不知道，趕快通知大家聽廣播，這真是一場及時雨呀！”
大家很快跑到服務部，相互抱在一起，淚水撲簌簌流滿臉。有的呼喊：“共產黨萬歲！”“服務部萬歲！”服務部沸騰了！物理所沸騰了！整個中科院沸騰了！
查賬組溜走了，趕緊收拾東西要離開木板房。臨行前，他們要把複製的賬目全部帶走。
紀世瀛說：“你們這是幹什麼？財務上的東西怎麼可以隨便往外帶呢？我堅決不同意！”
“這是上面定的，我們只是奉命行事。”
“哪個上面？”
“不說你也會知道，我看帶回去，對你們服務部沒啥壞處，只能證明你們的清白，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比那些光拿錢白吃飯不幹活強多了！”
陳春先和服務部的同仁會心地笑了。
983年1月29日，《經濟日報》以“研究員陳春先擴散新技術竟遭到阻撓”為題，在一版顯要位置報道了陳春先和服務部的事蹟。
到2月16日，《經濟日報》又連續採訪發表了5篇系列文章，充分肯定了陳春先和服務部的探索道路。
黨中央領導人對陳春先的批示和《經濟日報》系列報道，在中關村各大研究所引起很大震動，科技人員爭相傳閱。許多人稱：“這些報道攪動了科學城的一潭死水。”
20多年後，中國民營科技企業領軍者、聯想老總柳傳志坦言，就是那時受陳春先的鼓舞，萌生了從中科院計算機所下海創業的念頭。他說：“憋得太久了，機會來了，特別想幹事！”
四
自從中央批示傳達後，到服務部來諮詢、聯繫的絡繹不絕，陳春先的家裡幾乎從早到晚排隊來人找。陳春先想，看來必須把服務部擴大為公司，才能讓新技術在更大範圍裡擴散。
1983年，中關村還沒有辦自營公司的先例，也沒有註冊辦這類公司的機構，當然更無處去領經營執照，陳春先只好採取“瓜李代”的辦法，搞個民辦研究所。
研究所和服務部一樣，還是民辦民營，自由組合，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
不久，北京市和海淀區政府出臺了中關村辦公司的政策。在這種背景下，陳春先和他的團隊租下了中關村大街上的大雅餐廳，成立了技工貿三位一體的民營科技公司，“華夏新技術開發研究所”下設華夏電器公司和華夏電器廠。
隨後，一大批中科院、北大、清華的知識分子紛紛“下海”創業，京海、四通、信通、科海、聯想等民營科技公司雨後春筍般破土而出，陸續在北起燕園、南到白石橋這條几公里長的大街上安營紮寨。
1985年，聞名中外的“中關村電子一條街”初具雛形。
1988年，國務院在“中關村電子一條街”的基礎上，建立了“北京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
遺憾的是，陳春先領導的“華夏新技術開發研究所”和他1986年徹底辭職下海創辦的“華夏硅谷創業集團”，並沒有順風借勢，獲得長足發展，仍然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終於在1996年偃旗息鼓。
與此同時，中關村卻以震驚世界的步伐前進！
2002年1月，中關村被美國《新聞週刊》評選為全球八大新興文化聖地之一。
是年，68歲的陳春先又成立了自己的新公司“陳春先工作室”，一家服務於中關村創業者的中介機構。
2004年8月9日，陳春先在貧困中因病逝世，告別了他戀戀難捨的中關村。他還臨終遺囑，向社會貢獻出自己的眼角膜。
陳春先逝世前幾個月，我曾到其804樓家中拜訪。這還是中科院1981年分配給他的老式居民樓房子，4間小房子，沒有客廳，約80多平方米。為了解決生活的困窘，租出去了一間。陳老身患糖尿病後期綜合症等多種疾病，身體看上去非常虛弱。由於下海失去了科學院員工的福利待遇，他看病的醫藥費用都成問題。不久前，我曾經和著名報告文學作家王宏甲，在海淀區政協會上起草過反映陳春先生活困境的提案。
我鼻子酸酸地說：“陳老，中關村和國家發展的這麼好了，沒想到您生活的這麼困苦。”
陳春先笑著說：“挺好的！挺好的！能看到中關村和國家發展到今天這樣子，是我這輩子最高興的事。”
他看著窗外說：“創建中國硅谷模式，與核聚變‘海水變石油’有實質的內在涵意。中國硅谷模式，即‘知識與金錢聚變’。科研創新工作，我不搞會有很多人搞，可以搞得很好。但探索在中國條件下的硅谷模式，只有我這樣的人敢於挑頭搞。”
話題一轉，又神采飛揚地聊到了他的創業服務。
談話中瞭解到，市、區領導知悉陳春先的生活困境，特別解決了陳春先的醫保問題。
陳春先創業以來共創辦過20多個公司，包括最後一個工作室，都沒做大。他也常自嘲說：“我的公司全都沒做大。經歷了企業家的各種磨難，但是沒有聚集起財富。”
沒人深入研究過陳春先這位大勇氣、濃激情、高智商的創業家，何以總是做不大、做不強、做不長的深層次原因。
科學家向企業家轉型之痛始終伴隨著陳春先，他承載了改革的歷史重擔，也必然直面中國早期市場體制的種種缺陷，併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陳春先出生於書香門第，父親是民國時期中央大學的教授。陳春先本人50年代初到莫斯科大學學習物理，1959年畢業後回國分配到中科院物理所。他的書生氣太濃了。在創業氣氛、市場環境都缺乏的年代，這種書生氣在市場競爭的刀光劍影中，肯定是不對稱的廝殺。
陳春先的創業歷程中，曾經推出許多超前科技項目，有過多次做大做強的機會，都因自身、外部和其它難以道明的因素中途折戟。
比如1983年，陳春先就做出了“華夏IPS8888桌面出版系統”，這個系統類似於後來走紅的方正出版系統，但最後在激烈的市場角逐中敗北。
1984年，還有一個涉及300多萬元的計算機項目，大部分產品已經運到北京了，背景雄厚的國企合作方中途變卦。海淀區工商局、北京市中級法院前三次都判陳春先方勝訴，但沒想到官司整整打了6年，最後卻又不開庭莫名其妙地變成了陳春先敗訴，幾百萬元的產品爛在了倉庫。
紀世瀛深知陳春先的創業坎坷歷程。他說陳春先“老陳性子太急，又太善良。不斷開發科技項目，與外地企業合作，沒賺多少錢，倒惹了不少麻煩。”
項目成了，陳春先只收點技術轉讓費。項目失敗了，有的合作方怪罪於陳春先。因公司間經濟糾紛，陳春先曾一次被非法拘留，一次被非法綁架,均被有關領導和相關部門解救。這兩次非法拘留和綁架事件，對陳春先的健康造成很大影響。
顯然，陳春先在商戰中不能算是勝利者。可是，誰能說、誰敢說陳春先不是英雄呢？他是衝破中國傳統科技體制的闖將，他是中國民營科技創業的先行者，他是中國知識經濟的戰略家，他是中關村第一人！
五
陳春先已經離開中關村14年了，但他似乎又與中關村一路同行、形影不離。
2009年3月22日，英國著名IT網站Vnunet評選出全球10大IT中心，將中關村列入其中，評獎詞是這樣寫的：“上世紀70年代後期，中美關係開始升溫，一個名叫陳春先的中國人在一次文化交流時應邀訪問了美國。在訪問期間，他參觀了硅谷併為之折服，決定在中國做類似的事情。於是，一個雖然不足半個世紀歷史卻已成為中國IT中心的地方出現了，那就是——北京中關村。”
如今，你走在北京市的每個城區，總能看見中關村的身影，叢叢束束萌芽伸枝展瓣生長孕育著科技鮮花和財富碩果。甚至天津、上海、保定、秦皇島、瀋陽、青島、無錫、昆明、貴陽、西寧等大江南北的各個角落，都飄舞著中關村的飛彩流紅。就連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日本、芬蘭等域外國度，也建立起了中關村科技園的辦事處，怒放著中關村的花骨朵。
2009年，國務院第一個批覆建立了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
2011年，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表文章《美國人應該真正害怕中國什麼》，特別介紹了中關村的創業。
2013年，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帶領政治局全體成員，走出紅牆，來到中關村集體學習。並明確希望中關村要充當好全國創新驅動的示範。
2014年，德國《明鏡週刊》在中關村海淀園走訪了一個星期後說，這個世界上如果有一個地方能夠超過美國硅谷，那就是中國的中關村。
2015年，李克強總理在全國大力倡導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熱潮中，頻頻提到中關村，並兩次走進中關村創業大街和中關村展示中心。
2016年，中關村上市公司市值達到5.5萬億元，擁有65家獨角獸企業，佔全國的一半，全球的近四分之一。
2017年11月2日，美國《福布斯》雙週刊網站報道稱，美國商業資源企業“專家市場”公司公佈了2017年度全球最大科技城市排名，北京位列第一，柏林和舊金山分列第二、三名。“專家市場”公司並將北京的中關村科技園列為全球第一。
一切都在按照40年前陳春先的偉大構想發展！
是的，今天的中關村已經成為一片競放異彩、香溢全世界的爛漫國花。在這萬花叢中，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朵雖已凋謝、但最先開放的迎春花！
轉自：中觀村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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