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和《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指導意見》。並明確提出“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細化實化工作重點和政策措施，部署若干重大工程、重大計劃、重大行動，形成了今後5年落實中央一號文件的政策框架”。
對“三農”而言，這是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是推進鄉村振興戰略、打贏脫貧攻堅戰具體戰略部署，對於新時代黨推動“三農”工作，補齊現代化短板，強化黨對“三農”工作的領導，夯實黨在農村執政基礎，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鄉村振興的制度性供給加速
按照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的要求，到2020年，鄉村振興要取得重要進展，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基本形成。因此，2018年作為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開局之年，針對農村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等各方面制度框架的系統搭建問題，如何解決成為關鍵。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4月初，包括河北、河南、福建、內蒙古在內的12個省區市已發佈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具體安排。
其中，“規劃先行”機制，被認為是鄉村振興戰略的一大亮點。本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也強調，各地區各部門要樹立城鄉融合、一體設計、多規合一理念，抓緊編制鄉村振興地方規劃和專項規劃或方案，做到鄉村振興事事有規可循、層層有人負責。
此前，中國城市規劃協會副會長、理事袁昕表示，制定鄉村規劃，最重要的是不能把在城市積攢這麼多年的規劃經驗和做法，簡單地移植到鄉村去。規劃的核心是以人為本，在現在的城鄉二元結構狀態下，城市和鄉村的社會組織結構、社會分工差異非常大。居民對農村的空間、形態和功能的要求和城市完全不一樣，它有自己的邏輯和秩序。
中國城市規劃協會副會長、理事袁昕：鄉村社會的治理模式與城市有著很大的差別。規劃不僅僅是空間問題，還有公共政策的屬性，鄉村規劃必須考慮到這種社會差異，這比空間差異更重要。在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下，會有更多的城市資源湧入農村。制定科學的鄉村規劃，是引導這些資源有序進入農村，防止出現掠奪性的開發的重要一環。
鄉村振興戰略與貧困地區脫貧攻堅“錢從哪裡來”的問題，近期也有了制度層面的答案。
發揮農民主體作用
此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黨的十九大把脫貧攻堅戰作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打贏的三大攻堅戰之一，作出全面部署。未來3年，還有3000萬左右農村貧困人口需要脫貧。我們必須清醒認識打贏脫貧攻堅戰面臨的困難和挑戰，切實增強責任感和緊迫感，再接再厲、精準施策，以更有力的行動、更紮實的工作，集中力量攻克貧困的難中之難、堅中之堅，確保堅決打贏脫貧這場對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攻堅戰。
會議強調，要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堅持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工作機制，堅持大扶貧工作格局，堅持脫貧攻堅目標和現行扶貧標準，聚焦深度貧困地區和特殊貧困群體，突出問題導向，優化政策供給，下足繡花功夫，著力激發貧困人口內生動力，著力夯實貧困人口穩定脫貧基礎，著力加強扶貧領域作風建設，切實提高貧困人口獲得感，確保到2020年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打好基礎。
會議還強調，要針對不同類型地區採取不同辦法，做到順應村情民意，既要政府、社會、市場協同發力，又要充分發揮農民主體作用，目標任務要符合實際，保障措施要可行有力。
其中，會議所提出的“發揮農民主體作用”與“著力激發貧困人口內生動力”，被認為代表了農村工作思路的一大轉變。
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廖洪樂表示，想要發揮農民主體作用，激發起貧困人口的內生動力，制度上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所帶來的財產權益不平等。最關鍵是如何盤活以土地為代表的農村資源，賦予農民更大的財產權利。
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廖洪樂：過去不管是“以城帶鄉”還是“以工促農”，在我國高速的城鎮化發展過程中，農村總是相對“被動”地接受政策和項目，這造成了一些不符合農民實際需求、農村運營管理能力難以滿足的經驗教訓。同時，另一個現實情況是，單純依靠政府財政，難以滿足鄉村全面振興的資金要求。因此，會議強調這兩點，實際上
是要在扶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戰略落實過程中，形成“兩條腿走路”的局面。目前，農村土地徵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管理制度改革試點（簡稱“三塊地”改革試點）正迎來高峰。2017年11月，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通過決定，將“三塊地”改革試點期限延長一年至2018年12月31日。
其中，如何處理農民的權益和收益問題，被認為是最重要的難題之一。5月25日，自然資源部召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項試點工作推進會，自然資源部部長陸昊在會上表示要敢於觸碰難點，如徵地制度改革中的公共利益確定，既公開公平公正又科學簡便的程序設計，合理期限的多元保障機制，國家、集體和個人增值收益分配機制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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