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到一篇蕭乾先生的《北京城雜記》，裡面有這樣一句話：“我最懷念的，當然是舊書攤了。隆福寺、琉璃廠——特別是年下的廠甸”。這就是文人學士無數次提到北京城的琉璃廠了。“我賣過書，買過書，也站著看了不少書”。正是因為此，蕭乾先生非常留戀懷念琉璃廠的舊書攤，並盼望有一天北京還能有這樣的舊書攤，來讓那些“知識分子互通有無”。
其實，那時候喜歡逛琉璃廠舊書攤的不僅僅是蕭乾一樣的“儒生”，一些“士大夫”對此也情有獨鍾。只要我們翻看那個時期這些人的日記或者筆記，都能在琉璃廠舊書攤上看到他們的身影。
從翁同龢的日記中，我們知道他是從咸豐十年，也就是1860年開始“遊廠”的，並且連續四次前往，這與李慈銘第一次逛廠甸時間相同，而且他們還都在1860年的正月十三和1861年的正月初十分別去了廠甸，只是不知道他們當時是不相識呢還是沒有遇見，日記中都沒有提及對方。所不同的是，翁同龢大都“無所得”，李慈銘多是收穫頗豐，“捆載而歸”。
晚清文人學士中，沒有逛過廠甸的，還真不多。《藤陰雜記》中有這樣一個故事，程晉芳送給袁枚的詩中有這樣兩句：“勢家歇馬評珍玩，冷客攤錢問故書。”袁枚看後立即笑道：“此必琉璃廠也。” 時任翰林院庶吉士的林則徐在1816年正月初七和正月十三的日記中分別寫道，“上午剃頭，赴琉璃廠，晚回”；“上午觀廠，晚回”。早出晚歸，一逛一整天，琉璃廠舊書攤的聞名程度，從此也可見一斑了。
富察敦崇在1900年完稿的《燕京歲時記》中這樣寫道，廠甸“街長二里許，,廛肆林立，南北皆同”。有意思的是，周作人在1935年冬在廠甸覓得此書時，也沒忘記給廠甸續上一筆：“前得敦禮臣著《燕京歲時記》，心愛好之，昨遊廠甸見此集，亟購歸，雖只寥寥十三葉，而文頗質樸，亦可取也。”鄭振鐸在《燕京歲時記》題跋中，也曾提到廠甸，“廢曆元旦至燈夕之廠甸，尤為百貨所集；書市亦喧鬧異常，攤頭零本，每有久覓不得之書，以奇廉之值得之。餘嘗獲一舊抄本《南北詞廣韻選》，即在廠甸中某攤頭議價成交者”。這就是人們喜歡逛廠甸的真正原因了。
當然，在我的印象中，最喜歡逛廠甸的還數魯迅先生。著名國畫家王羽儀在他的《舊京風俗百圖》中這樣題道：“魯迅寓京期間，很愛逛廠甸，每年春節必去，而一九一三年集市的半個月間，竟去了七次。他去廠甸，舊書攤大概總是要去瀏覽一番的。”這話一點不假，兩天一次，魯迅先生在日記中不但把去的次數記得清清楚楚，還把購書冊數和名稱以及所花銀兩等，寫得一清二楚。
無論是晚清還是現代文人學士，只要到過北京的，幾乎沒有沒逛過琉璃廠舊書攤的，我們從他們的日記或筆記中，看到的不僅僅是一種文化底蘊，更是一座精神家園，這座精神家園裡的濃濃書香，永遠在我們的心頭縈繞，不滅不絕，輝映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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