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胎換骨，打造湘軍
第一是千磨百折。曾國藩多次說，造物主對大功大名是十分吝惜的，“必千磨百折，艱難拂亂而後予之”。他飽嘗的人間苦難，比神怪人物唐僧取經路上的八十一難還要多。他自己說：“平生受挫受辱之時多矣，無一次不打脫牙和血吞”。一向傲視群倫、挾 “帝王之術”而又以霸才自詡的王運在觀覽曾國藩的奏疏時，也感其“悲苦，令人泣下”，當讀到“聞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見賊船之上駛，則繞屋彷徨”時，發出“《出師表》無此沉痛”的慨嘆。
曾國藩的磨難既是個人的，又是時代的。因為他走的不是愛新覺羅家族給他鋪就的路。他以 “在籍侍郎”的身份辦團練，但他沒有像其他團練大臣那樣，他要“赤地立軍”。這是他的成功所在，也是他歷經磨折的由來。薛福成作為他的四大弟子之一，道出了這番道理。他說當時團練大臣雖有幾十位之多，但或者有名無實，或者以身殉國，或者聞敵即逃，只有曾國藩走出了團練的框框，“是文正以團練始，不以團練終，且幸其改圖之速，所以能成殄寇之奇功，擴勇營之規制也。”他還說曾國藩雖以團練發軔，“然惟早變其實，並變其名，所以能有成功，否則前事可睹矣。”(《敘團練大臣》)由於曾國藩打造了湘軍這條船，而且湘軍出征不久就把武漢打了下來。他的突出表現讓倚食國家餉祿的正規部隊汗顏多多。但湘軍這條船實在造得太大、太顯眼，磨折也就接連不斷。直到40多歲時，他還說自己是“命薄福淺之人”，不足以當大任。尤其是每當關鍵時刻，總有大的突發事情降臨到他的身上，為此他說“事機不順，似天在磨折”，這或許是他後來總結的成大功大名“人天各佔一半”的由來。
第二是厚餉養兵。曾國藩深知，打仗是要死人的，尤其是戰時狀態。因此他在組建湘軍時，採取厚餉養兵，用其死力的辦法。在確定一名勇丁的月餉時，他找來幾位勇丁，對他們在家務農一年的收入情況進行了調查，有人回答自己一年的收入大約有十多兩銀子。他又對現行的綠營餉章進行了認真的計算，儘管綠營兵的月餉不多，但加上打仗時所發的行糧，每月也達到白銀4兩多。他想，當兵的應該比種田的收入多三四倍，這樣算來，每月就得發給他們白銀4兩上下。這個數字也正好略低於綠營月餉與行糧的總和，一旦朝廷詢問起來也有個說法，不至於授人以口實。他拿定了主意，湘軍正勇的月餉被定為白銀四兩二錢。
清朝的綠營兵平時每月餉銀馬兵二兩，戰兵一兩五錢，守兵一兩，清朝初年尚可維持生活，但200年一貫制，綠營兵餉連養家餬口都成問題，哪會有戰鬥力!江忠源等人募勇時，規定每人每月餉銀四兩五錢，已是綠營兵的近3倍。湘軍比此還要高。不過，曾國藩講究“技巧”，將綠營的行糧也加在一起統算，表面上湘軍餉銀不高多少，實際上綠營兵很難發足餉，往往發到二三成。至於行糧，就不能保證了。換言之，他算綠營兵時用的是“虛數”，他發給湘軍的是實數。可見曾國藩還是動了相當心思的。
曾國藩為了使士兵賣命，還給每營增加長夫120人以減輕士兵的勞役負擔，這對提高士兵的戰鬥力很有益處。原來軍隊中兵、役混雜的情況至此大為改觀，作戰部隊與後勤部隊明顯分開，軍隊向近代化轉變。將弁的標準當然更高。規定陸師營官每月薪水銀五十兩，辦公銀一百五十兩，夫價銀六十兩，共計二百六十兩，凡幫辦、書記、醫生、工匠薪水及置辦旗幟、號補各費用統統包括在內。其他各弁兵每月餉銀為哨官九兩，哨長六兩，什長四兩八錢，親兵護勇四兩五錢，夥勇三兩三錢，長夫三兩。水師兵餉，營官與陸師營官同，頭篙、舵工與哨長同，艙長與什長同，惟哨官薪水為陸師兩倍，每月銀十八兩。總計湘軍餉用，大約平均每人每月需銀六兩。如果統計其各項收入，營官每月為二百六十兩，分統、統領帶兵三千以上者三百九十兩，五千以上者五百二十兩，萬人以上者六百五十兩。薪餉的優厚刺激了湘軍的發展，其兵源也就不成問題，曾國藩用的正是“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之策。
於是，“將士愈饒樂，爭求從軍”。這對於調動湖南農民尤其是紳士、文生的從軍積極性，有很大作用，但為日後籌餉帶來困難。為解決這個矛盾，湘軍採取發半餉的辦法，一般只發五成餉，欠餉數月以至半年，成為普遍現象，久而久之，形成風氣，士兵亦習以為常。
為防止士兵離營，甚至有意拖欠軍餉，或扣下大部分的銀存入公所，等士卒遣散或假歸時進行核算，酌發部分現銀以充川資，其餘部分由糧臺發一印票，至湖南後路糧臺付清。若士兵擅自離營，欠餉、存餉即被沒收，不再發給。這樣，士兵苦無川資，又戀於餉銀，也就不會輕易離營了。同時，士兵一旦假歸或遣散回家，就能領到一大筆銀兩，對未曾應募入伍的人也可以產生巨大的誘惑力。這樣，曾國藩就達到了一箭三雕的目的：既減輕了籌餉的困難，又防止了士兵的逃跑，還能引誘大批農民和書生踴躍應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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