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人，只要處在社會當中，就不可避免地會被各種各樣的人際關係圈所包圍。同學會、老鄉會、戰友會等等，組成了形形色色的交際圈。
一個人的發展前途，固然離不開個人的努力和才能，但同時也與他交往的圈子有很大關係。如果你所在圈子裡的人普遍發展得好，大家互相提攜，那你也不會混得太差；而如果你的人際關係網質量較低，那即便你本人才華出眾，也很難脫穎而出。
清朝的官場上，很看重兩種關係：一種是同年，一種是同鄉。
同年，並非指兩人同歲，而是指在同一年的科舉考試中考上進士，這是一層很重要的關係。比如晚清時的李鴻章，就是因為他的父親與曾國藩同年及第，才得以拜曾國藩為師，為日後大展宏圖打下了基礎。
而同鄉，則更容易理解。所謂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尤其是在朝為官，遠離家鄉，同鄉之間抱團取暖，互相幫助提攜，就更是人之常情了。
在同治、光緒年間，由於曾國藩主導的湘系，以及李鴻章主導的淮系的存在，晚清官場上湖南人和安徽人都很混得開。尤其是安徽人，因為李鴻章對家鄉感情很深，老鄉求他幫忙，幾乎是來者不拒。
而混得比較不好的，則是江西人。
實際上，在道光、咸豐年間，江西人在晚清官場上的分量也很重。在最鼎盛的時期，有新城的陳孚恩、九江的萬青藜、新建的胡家玉同時身居高位。其中陳孚恩和萬青藜都曾擔任吏部尚書，專門管人事，是六卿之首，掌握著極大的權力。
不過，與其他省的官員比起來，江西的京官比較不善於拉幫結派。用晚清吏部主事胡思敬的話來說，是“江西人向無黨援。”
胡思敬認為，他們江西人因為沒有自己的老鄉團體，容易被人排擠。一旦被陷害打壓，就很難再有翻身之力。
比如萬青藜擔任吏部尚書時，本來有晉升為協辦大學士，封侯拜相的機會，但因遭後進的軍機大臣李鴻藻嫉妒，指使其“清流黨”的小團體攻擊萬青藜，導致他失去升遷機會。
而胡家玉則因為家鄉浮收賦稅的問題，與江西巡撫劉坤一發生矛盾，結果被揭發胡家玉自己家人就有偷稅漏稅的情況。
最後胡家玉因此被降職，隨即退休。自同治十二年（1873年）胡家玉被罷免後，歷經30年，江西人再也沒有出過三品以上的京官。
當然，雖自胡家玉罷免後，江西人未出過三品以上京官，但三品以上的地方官員中，還是有江西人的身影。比如晚清湖南巡撫陳寶箴，便是其中之一。
陳寶箴被任命為湖南巡撫，是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的事情，此為後話。而早在同治三年（1864年），陳寶箴還是一個年輕舉人的時候，前往拜見曾國藩時，曾國藩就和他分析了江西人在京中如此頹唐的原因。
曾國藩對陳寶箴說：“江西人素尚節義。今顧頹喪至此，陳子鶴不得辭其責。轉移風氣將在公等，其勉圖之。”
在曾國藩看來，江西人不受重用，並不是因為他們能力不足。恰恰相反，曾國藩認為大多數江西人都有氣節、講義氣。而江西人之所以落到如此田地，主要是陳孚恩的責任。
陳孚恩雖然能力很出眾，但為人很喜歡鑽營取巧，是政治上的一個投機客。在道光朝，陳孚恩阿附軍機大臣穆彰阿，排擠林則徐等人，得到穆彰阿的保薦重用。
到了咸豐朝，陳孚恩又倒向了肅順一派，沒想到這次政治投機站錯了隊，在辛酉政變之後，陳孚恩遭到慈禧太后和恭親王的清算，被流放新疆。
由於恭親王查抄肅順家時，發現陳孚恩寫給他一些“闇昧不明語”的信件，有意圖勸肅順造反的嫌疑，造成非常惡劣的影響。導致在京的江西人，都或多或少受陳孚恩事件的牽連，不被朝廷所信任。
因此，曾國藩在接見年輕的陳寶箴時，把轉移這種風氣的重任託付到了他的身上，勉勵他說：“轉移之任，不必達而在上也，但汝數君子若羅惺四、許仙屏者，沉潛味道，各存一不求富貴利達之心。一人唱之，百人和之，則風氣轉矣。”
後來陳寶箴受命為湖南巡撫，身居一方封疆大吏，算是沒有辜負當年曾國藩對他的一番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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