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亞、北非、東南歐環繞著地球上最大的陸間海——地中海，地緣上的接近讓穆斯林和歐洲很早就在地中海海岸的“黎凡特”（Levant）和“馬格里布”（Maghrib）地區相遇了。“黎凡特”意為“意大利以東的地中海土地”，“馬格里布”則意為“太陽落下的地方”，是阿拉伯人對北非最西段的稱呼。這兩個概念實際上既是地理的、也是文化的。它們所指的是西亞、北非和歐洲的地理交匯點，也是公元7世紀中後期伊斯蘭教的影響突破了阿拉伯半島之後的一千多年裡，連接伊斯蘭文明與歐洲文明的交匯點。
▍穆斯林與歐洲關係的歷史演變
公元7世紀後期，伊斯蘭曆史上第一哈里發王朝——伍麥葉哈里發大軍的對外擴張勢如破竹，669年佔領了西西里島，據此稱霸西地中海。而在地中海東部的敘利亞、埃及、塞浦路斯、羅德島、克里特島等地亦先後被穆斯林軍隊征服。30多年之後，哈里發的大軍已經遠征至被稱為“太陽落下的地方”的北非西部。711年，佔領摩洛哥重要港口丹吉爾的穆斯林將領陀裡克從一個狹窄的海域率7000精兵渡海，擊潰了數萬西班牙守軍，登上了歐洲的土地。他上岸的地方由此被稱為“賈巴勒·陀裡克”，即塔陀克山，後來這個稱呼演化成了地中海西段連接非洲和歐洲的海峽的名稱——直布羅陀。
西羅馬帝國崩塌後的力量真空讓阿拉伯人沒有遭遇到什麼像樣的對手。在不到一年時間裡，陀裡克掃蕩了半個伊比利亞，“穆斯林居然在一瞬之間湧入歐洲，並且成了這個半島文明的主角”。之後以此為根基的後伍麥葉王朝，把格納拉達和科爾多瓦建設成為堪與伊斯蘭世界的東方中心——巴格達城——媲美的西方中心，哲學、法律、神秘主義，還有實用的農學和醫學都在這裡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人們不得不承認，當時西班牙的“東方”文化的程度遠遠高於“西方”文化。穆斯林在西班牙地區的政治影響一直延續到800年之後，基督教君主們的“再征服運動”將其從歐洲大陸清除出去，穆斯林們不得不退守北非。能夠見證這段歷史的，不僅有今天依然佇立在西班牙的阿爾罕布拉宮，還有聖胡安·德·拉·克魯斯等西班牙詩人作品中眾多的神秘主義意象。
雖然11世紀以來十字軍多次東征影響了東西方交往的歷史，但是似乎就其影響來說，還遠不能將其視為歐洲對穆斯林世界的征服。之後奧斯曼土耳其崛起，穆斯林給歐洲帶來了第二次大規模的衝擊。自1299年立國之後，土耳其人就致力於對巴爾幹半島的征服。到了15世紀中期，土耳其人已經奪取了有著千年歷史的拜占庭帝國的大部分土地，將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像珠蚌吸裹住沙粒一樣”團團圍住。1453年，鏖戰53天之後，土耳其人奪取了君士坦丁堡，雖然這座城市在征服者蘇丹穆罕默德二世眼中只剩荒蕪草木，過半宅邸已腐敗坍塌，但是作為基督教世界在東方的前哨，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給歐洲帶來更大的震撼。土耳其人將這裡更名為“伊斯坦布爾”，並定為國都，之後向歐洲征服的步伐並沒有停止，他們不斷向西、向北進軍，並數次兵臨維也納。在統治的鼎盛時期，地中海與東方世界的商路為土耳其人所壟斷，地中海幾成土耳其之內湖，往來於這內湖上的歐洲商船靠向土耳其人交納保護費獲得保護。奧斯曼帝國對西歐及亞洲間貿易的壟斷，更被認為是西班牙女王支持哥倫布尋找亞洲海路的主要原因。
但是，前事之果卻往往會成為後事之因。在大航海和新航路開闢後，人類歷史逐步邁入西方列強對外征服的時代，曾經的征服者似乎在旦夕間就成為坐擁金銀財寶、等待被征服的對象。地理上的便利讓先行發展起來的歐洲國家把西亞、北非的眾多地區變成自己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或是勢力範圍。以奧斯曼帝國、波斯薩法維和印度莫臥兒為中心的伊斯蘭世界體系，在西歐主權領土國家體系向外擴張過程中遭遇挫敗。
20世紀前期，在原來奧斯曼土耳其的遺產之上，西亞北非地區建立了多個現代國家。由於歐洲——特別是西歐國家——自近代以來成為民族國家建設的典範，在世界範圍內產生了很強的示範效應。這些穆斯林國家在建國和獨立過程中，不同程度地效仿了西歐現代民族國家的範例。這也使得這些國家與歐洲各國之間具有一種矛盾而特殊的親近關係。
二戰之後，歐洲與穆斯林世界的互動主要體現為更大規模的人口遷移，歐洲各國從二戰後開始了鼓勵和接納移民的過程。這一方面是為了解決本國內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資源不足帶來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是出於當時冷戰國際秩序下的國際義務的考慮。歐洲由歷史上的人口輸出國變成人口輸入國。歐洲各國移民人口的比例快速上升，除了歐盟區內自由遷移的人口流動之外，歐洲各國的前殖民地成為移民的主要來源，其中相當比例的人口來自於西亞北非地區的穆斯林國家。例如，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2008年的數據，當年德國國內的外國人群體中人數最多的是土耳其人，當年的數字是168萬人。而英國、法國等地的移民當中，也出現了類似的現象。雖然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機促使西方關閉了引進外籍勞工的大門，但是穆斯林移民已經成為歐洲最大的移民團體。
▍多元主義or同化移民
移民人口的空前增長，這給歐洲各國帶來不曾料想到的巨大挑戰，其明顯結果之一是，歷史上文化傳統較為一致的歐洲民族國家開始成為宗教、種族多樣的社會，隨之而來的多元文化並存和社會異化現象更是讓人始料未及。對於歐洲人來說，穆斯林不僅是獵奇和征服的對象，他們是鄰居，是同事，是擦肩而過的路人，甚或是剛剛抵達自己社區的難民。與歷史上歐洲與穆斯林之間的征服或是相互試探性的“發現”不同的是，當今的歐洲和穆斯林面臨的是如何互相適應和接納。而後者，顯然是一個更加艱難的工作。
如何處理外來穆斯林移民與居留國、當地社會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推動移民儘快融入當地社會生活，這些新的挑戰已經成為歐盟各國面臨的重要課題。大致來說，在處理移民問題的理念上，歐洲國家大致有同化和文化多元主義兩種思路。其中同化思路強調移民調整自身，向所處環境中的核心機制及其附加的社會期望看齊。這一思路隱含著對於少數族群原有宗教、文化和民族屬性的區別對待，因而一度受到學界的批判。但是，同化理念更強調共和主義國家的規範性政治理念和經濟社會體制基礎，因而更具有普遍主義和平等主義的色彩，因而依然構成不少歐洲國家移民政策的核心。與此同時，多元文化主義的思路更重視對於移民群體文化、種族特徵差異的保留和認可。在現實層面，多元文化政策不僅給予“異文化”以一定的自由空間，還提供特別的經濟支持，以維護少數族群在語言、文化方面的獨立性。從具體國家來說，荷蘭、英國、瑞典等國傾向於多元文化主義的模式，而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則偏向於同化的思路。
到了20世紀後期，不論採取哪種政策思路，歐洲各國在穆斯林移民的問題上都面臨嚴峻挑戰。儘管數據調查表明穆斯林有著積極融入歐洲社會的願望和行動，但是他們距離真正的社會適應和融入還有遙遠的距離。在歐洲一些大城市附近出現了由民族、語言、文化背景相似的穆斯林移民組成的聚居區。這些聚居區孤立於主流社會之外，面臨著高犯罪率、高失業率、高輟學率等一系列社會問題。一些來自移民原住國的習俗，比如強迫性婚姻、歧視婦女甚至是榮譽殺人等做法，在這些社區裡依然發揮著重要影響。同時，從與原住民的比對數據來看，穆斯林移民的經濟收入低下、政治參與度低下、教育水平不高。這些因素使得不少穆斯林移民只能是所在社會的邊緣化群體，對於未來似乎只有迷茫或反抗這兩種選擇。
這些現象讓原住民對多元化社會的疑慮和不安逐步發酵，他們擔心移民群體融入失敗帶來種族關係緊張、犯罪率上升、整體國民素質下降、福利費用攀升、傳統價值觀喪失等問題。在這一背景之下，在國家政策層面，歐洲多國普遍收緊了移民政策，同時調整入籍政策，強調國民在文化與認同上的一致性，並採取法律手段以減少價值觀的差異。英國、荷蘭、瑞典等國政府都明確規定申請入籍者，除了需要符合年齡、學歷、居住年限和經濟能力等基本條件外，還必須參加包括本地語言、歷史、文化、習俗等內容的考試。在20世紀80年代，荷蘭等實行多元文化政策的國家曾經由國家提供資助，在當地電臺電視臺給出專門時段，播出不同民族語言的節目，或是為移民族群社團學校活動提供資助。近年來，這類資助政策基本被取消。即便少部分依靠社團自籌資金延續的活動，也必須接受政府在時間、規模、內容等多方面的限制。一些歐洲國家還對建造新的清真寺加強管理，2009年11月瑞士通過公民投票，禁止當地穆斯林社群繼續修建宣禮塔。而在法國、丹麥、瑞典、荷蘭等多個國家裡，反移民的極右翼政黨都在議會中贏得了更多的席位。
在民眾層面，典型的反映就是伊斯蘭將征服歐洲的論調，以及由此而來的所謂伊斯蘭恐懼症（Islamophobia）。對於原住國的居民來說，隨著穆斯林社團規模不斷擴大、伊斯蘭教的影響越來越明顯，移民對歐洲各國的經濟社會與政治文化產生了不容忽視的衝擊和影響，因而產生了穆斯林正在或已經在征服歐洲的感受，對多元化的社會前景充滿了憂慮。他們擔心穆斯林移民的種族、文化和宗教影響會改變自己原本種族和文化上較為單一的社會，擔心穆斯林世界的宗教激進主義會波及自己的國家，擔心穆斯林人口的高速增長會橫掃歐洲，把倫敦變成“倫敦斯坦”，把歐洲改造成“歐拉比亞”（Eurabia）。儘管穆斯林移民並非一個均質的群體，更不是鐵板一塊，但是伊斯蘭恐懼症卻淡化穆斯林群體本身在宗教虔誠度、政治態度、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多樣性，聞伊斯蘭和穆斯林而色變。
面對這一局面，一些學者也在不斷對多元文化主義進行反思。2007年，弗朗西斯·福山在《認同與移民》一文中指出，問題的癥結在於歐洲集體認同感的削弱。他說一些歐洲精英人口認為自己已經超越了國家和宗教所確立的身份認同，達到了一個更高的境界，但是過度的多元文化主義和寬容態度在面對有著強烈的身份認同感的移民面前顯得極為無力，而恐怖主義和右翼政黨的興起讓問題變得更加迫切。歐洲人面臨著“我是誰”的問題，這與“9·11”之後塞繆爾·亨廷頓針對美國人的國家認同提出的“我們是誰”頗有相似之處。
除了對多元文化主義的反思，還有一些學者提出了更為讓人震撼的觀點。著名的伊斯蘭問題研究者伯納德·劉易斯就說，到了20世紀末歐洲大陸將全面穆斯林化，歐洲將再一次被伊斯蘭征服。而美國新保守主義的思想家丹尼爾·派普斯更是斷言，歐洲與穆斯林之間只有穆斯林統治歐洲、或者歐洲驅逐穆斯林兩種道路，因為整合穆斯林幾乎沒有可能。更有人預言說，與低生育率相伴而來的死亡、社會福利體系崩潰帶來的饑荒、穆斯林引發的歐洲內部戰爭，以及伊斯蘭教對歐洲的征服，將是歐洲走向歷史終結的四大主因。
▍伊斯蘭移民如何融入歐洲？
相關調查數據表明，相當高比例的歐洲人認為，穆斯林移民融入主流社會的意願與能力不足，他們對於穆斯林與歐洲關係持悲觀態度，甚而把雙方的關係理解為又一次的征服和被征服，但是調查數據同時也表明歐洲穆斯林有著積極融入當地社會的願望和行動，移民對所在社會的認同，以及融入程度也並非像人們普遍的印象那麼糟糕。歐洲穆斯林在文化教育、政治參與等方面正在逐步改變，各國都建立了一些宗教非政府組織，為穆斯林與歐洲社會的融合從不同的角度予以推動。
做一個好穆斯林與成為所在國家的忠誠公民之間是否存在矛盾？如何在多元化的社會中生存，同時又能保有正統的信仰，維持傳統的實踐？如何調和以天啟經典為基礎的伊斯蘭教法和現代世俗法律？在今天的歐洲，穆斯林並非完全被動地接受同化或融入的方案。一些歐洲的宗教人士和穆斯林知識分子一直在對相關問題進行討論，並推動穆斯林社團以不同的方式嘗試解決問題。來自歐洲的穆斯林，比如英國的提摩太·溫特、瑞士的塔裡克·拉馬丹和波黑的穆斯塔法·克瑞克等人，都提出了重要的見解。
總體上來說，這幾位學者都拒絕認為穆斯林“反對”西方、穆斯林“征服”歐洲的兩極分化的世界觀。他們更贊同一種以普遍價值為基礎的歐洲穆斯林認同，並且堅稱伊斯蘭與西方之間具有本質上的適應性。在塔裡克·拉馬丹看來，歐洲穆斯林在宗教身份上是穆斯林，但是文化上他們是法國的、英國的、或者德國的。穆斯塔法·克瑞克也贊同這一觀點，他說：“如果阿拉伯人用伊斯蘭教來推進他們的民族目標，那麼我們歐洲穆斯林也能做同樣的事。如果一個埃及人有權以伊斯蘭教的名義做一個埃及愛國者，那麼我們歐洲穆斯林也可以以伊斯蘭的名義做一個歐洲的愛國者……作為一個歐洲穆斯林，我想對歐洲文明做出我的貢獻，並且自動得到認可。”
塔裡克·拉馬丹明確提出了“歐洲穆斯林”和“歐洲伊斯蘭教”的概念。他認為，伊斯蘭教的普世原則允許穆斯林全面參與西方市民社會，歐洲的穆斯林可以形成與歐洲文化不相沖突的“歐洲伊斯蘭教”。在他看來，無論是在《古蘭經》和先知的訓誡中，還是在西方的憲法當中，都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阻止一個穆斯林既做一個踐行的穆斯林，又做一個忠誠的歐洲人。上千萬穆斯林在歐洲生活、工作、投票，這就是身兼穆斯林和歐洲人兩種身份的鮮活例證，其中並無內在的衝突。同時，拉馬丹還認為接受世俗主義和開放社會並不是對穆斯林準則的背叛，這是穆斯林和其他所有人實踐宗教自由的必要條件。因而，他號召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應該對外傳播出這樣的信息：我們生活在民主制度之中，我們尊重國家法律，我們尊重公開政治對話，我們希望所有的穆斯林都擁有這些。
當然，成為歐洲穆斯林並不意味著被同化。拉馬丹認為融入並不意味著大規模的同化。必須允許穆斯林發展自己的歐洲穆斯林身份認同和文化，就像此前的其他非基督教宗教團體和族群所做的一樣。同時，穆斯林要接受自己所生活的國家的憲法、法律和歐洲國家的框架。拉馬丹對於穆斯林女性頭巾問題的看法就反映出這一信念。他堅持說，“沒有人能強迫一位女性佩戴或不佩戴頭巾”，因而他反對法國關於頭巾的禁令。但是，他又強調對本國法律的遵守，因此他建議在法律改變之前，穆斯林女學生可以用更加能讓人接受的大手帕包頭，替代頭巾：“但是穆斯林必須向其他公民和世界各地的穆斯林表達清楚：我們尊重法律，即便我們並不贊同它。”
對於伊斯蘭教當中出現的極端主義力量，這幾位學者都予以明確的譴責。穆斯林宗教領袖、劍橋大學教授提摩太·溫特清楚、直接地否定基地組織之類的極端力量，認為他們在宗教上不合法且不純正。他譴責極端主義者不忠實於伊斯蘭教法和教義學的經典準則，指責他們發佈的法特瓦“既不正規，其思維習慣也無法從中世紀的解釋中予以推斷”。與有些穆斯林學者在自殺式炸彈問題上模稜兩可的態度不同，他明確譴責自殺式炸彈，認為這是一項自殺行為，也是對非戰鬥人員的殺戮，是伊斯蘭教傳統中一貫被禁止的，是比謀殺更為惡劣的行為。
對於流行的伊斯蘭恐懼症，拉馬丹指出目前的穆斯林與西方都懷有一種共同的、危險的恐懼，就是認為自己可能成為對方的犧牲品：穆斯林認為西方任何的行動都是受對伊斯蘭教根深蒂固的仇恨所驅使，西方則指責穆斯林打定主意要摧毀西方的價值和“自由”，他們的行為都是因為對西方的仇恨和排斥所致。
▍小結
引發伊斯蘭恐懼症的因素不僅僅是現實經濟政治方面的憂慮，更可能是來自於歐洲人對於穆斯林移民異質的信仰方式、生活模式的直觀感受，來自於被他者征服的恐懼。確實，如果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看到除去今天的難民危機，伊斯蘭信仰者在歷史上從未被迫經歷過大規模的流散。即便全球人口流動如此頻繁，我們依然可以看到早期穆斯林沖出阿拉伯半島之後最早征服的區域還是今天穆斯林人口最為集中的地區之一。這一歷史特性決定了穆斯林可以固守宗教的核心內容，在信仰和生活方式上呈現出某種一致性和統一性。但是，全球化和現代通訊技術的進展，還有國際政治的巨大動盪，正在創造一種與以往任何時代不同的流散，並模糊著宗教共同體的邊緣。那種曾經塑造穆斯林精神品格的一致性和統一性，在今天穆斯林世界之外的地區卻顯現出缺乏某些應對的適應力，這不僅是神學解釋上的，還是現實政治層面的。
不同團體之間日益頻繁的互動是推動人類歷史向前發展的動力，這是任何個人都無法阻止的。很多生活在歐洲的穆斯林並沒有囿於征服還是被征服這樣二元對立的觀念框架之中，也沒有像一些右翼政客那樣，把歐洲與穆斯林全然對立起來。在歐洲國家和穆斯林團體雙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如果假以時日，穆斯林移民在歐洲的社會適應或許會逐漸得到解決。但是，近幾年來穆斯林世界的失序一方面使得激進思想和極端主義組織快速發展和蔓延，一方面又讓大批的穆斯林流離失所，而與之毗鄰的歐洲成為這些人心目中最好的去所。對有些人來說，穆斯林移民和難民的到來似乎預示著穆斯林正在以一種悲情的方式再次征服歐洲。實際上，與歷史上征服與被征服相比，今天不論是衰弱的歐洲，還是家園已毀的穆斯林，他們所面臨的並非如何互相征服，而是如何互相接納。
當年穆斯林勝利者在西班牙建造了宏偉的阿爾罕布拉宮，那些銘刻在宮牆和門楣上的話語至今依然可見：“除神之外，別無勝者（Wa-la galib, illa Allah）”。不論昨日還是今天，不論東方還是西方，今日歐洲與穆斯林關係問題上面臨的困境似乎都在表明：不論征服還是被征服，似乎都不過是對這句話的一個短暫而世俗的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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