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習那一年的中途，我暫停了一週，坐飛機去格林納達，和四個朋友參加了一次航海旅程。我們登上了兩艘帆船，駛向了格林納達以北四英里處的龍德島。那裡的珊瑚礁為自由潛水提供了極佳的體驗。
這趟旅程前的幾個月中，我督促自己努力鍛鍊。在健身房，我練習了自認為是自由潛水中的必備技能：閉氣和游泳。我下載了一個幫助改善呼吸技巧的閉氣訓練軟件（Apnea Trainer）。我的妻子給我買了一個智能手錶，來記錄我游泳的圈數。
但在格林納達的第一天，我就意識到我的訓練還不夠。我綁好了腳蹼，帶上了潛水刀、潛水鏡和呼吸管，然後下潛。在計時器的滴答聲中，我徘徊在水下十米左右的深度。經過海水過濾後的光線在陌生的環境中投下了陰影。清涼的海水使我的皮膚有些不適。魚群在我身邊好奇地遊動時，我正警惕地盯著一條飢餓的梭魚，很明顯，我並沒有精力觀賞水下的美景。
我潛水後還不到一分鐘，大腦的血液就開始往上湧，膈肌也開始抽搐。我隨即浮出了水面，感到有些沮喪（和尷尬）。我想知道到底哪裡出了問題——我不是已經為此做過訓練了嗎？
那晚喝啤酒時，我抱怨自己的游泳和閉氣訓練對自由潛水的幫助並沒有想象中的那麼大。“這需要大量的練習。”我的同伴鼓勵我說，“你會摸索到它的竅門的。”
在接下來的一週裡，我的自由潛水技能的確有了進步——我潛得更深了，在水下待的時間也更長了，彷彿我的肌肉變得更強壯了，或是我的肺變大了。但這說不通：肌肉和肺在短短一週內不可能改變太多。所以到底是什麼發生了改變呢？對這個答案的追尋揭露出我是個潛在的身心二元論者（即認為身體和心靈是對立的），還讓我對大腦的深度有了新的認識和敬畏。
關於自由潛水的諮詢
格林納達之旅的幾個月後，我給國際自由潛水發展協會（AIDA）寫了一封求助信，希望能更多地瞭解自由潛水的訓練過程。AIDA教育委員會的負責人Felice Mastroleo給了我答覆。
Mastroleo既是一個科學家，又是一個冒險愛好者，最初他在他的祖國意大利的海岸邊開始自由潛水。他是一名兼職的自由潛水教練，主職工作是研究細菌如何在國際空間站生存。通過Skype（我在溫哥華，他在布魯塞爾），我講述了我第一次乏善可陳的自由潛水經歷，以及我如何在那一週的時間裡取得了進步，並向他請教他如何培訓學生們。
“這完全是呼吸方式的問題。學生們經常只用胸腔呼吸，這樣的呼吸並不深。我教他們用兩步呼吸法：先用腹部，再用胸腔。專注於呼氣來降低心率… 做完這些後，我再下水。”
我用閉氣訓練軟件（Apnea Trainer app）也做過呼吸練習，但Mastroleo形容這個過程的方式（“專注於呼氣來降低心率”）提到了一種額外的、精神層面的訓練。我說，這聽起來很像是我教患者做的正念練習，吸氣，緩緩地吐出，吸氣，緩緩地吐出。他輕笑著說，“我猜是這樣。”
他告訴我，放鬆是潛水成功的關鍵。他也會刻意在學生中培養這種情緒：“首先是你對學生講話的方式。你要比他們更放鬆，你本人要完全放鬆下來。”
Mastroleo提到的第一個經驗著重於沉靜的呼吸，他的狀態看起來明顯很放鬆，這讓我感到驚訝。如果我們的格林納達之行有個主題曲的話，那將會是斯坦·羅傑斯的《船伕號子》（Sea Chantey），或是搖滾樂團AC/DC的《雷霆萬鈞》（Thunderstruck）。但Mastroleo想要的卻是《月光》（Claire de Lune）。
我們聊了一個多小時。他的精彩經歷（他剛從克羅地亞回來）和科學研究讓我大開眼界。我很好奇其他的潛水教練是如何訓練他們的學員的，因此Mastroleo建議我打電話給他的指導者，撒丁島的自由潛水者Umberto Pelizzari。
Pelizzari獲得了兩次國際自由潛水競賽的世界冠軍。對有些人來說，他是有史以來最優秀的自由潛水者之一。Pelizzari——以及他和他的老朋友，古巴自由潛水冠軍Francisco Ferreras的競爭——成為了2001年IMAX紀錄片《極度下潛》的主題。（影迷們：你們或許還會對Pelizzari的潛水指導者Jacques Mayol感興趣，他和意大利潛水者Enzo Maiorca的競爭在另一部經典影片《碧海藍天》裡有精彩展現。）
Pelizzari寫了很多關於自由潛水的書，並在世界各地穿行，為各地富有勇氣和財力的人進行現場教學。鑑於他是一個競爭性很強的自由潛水者，我本來期待Pelizzari會給我一套嚴格的訓練方案，比如：1）早飯前先遊十千米；2）每小時閉氣五分鐘；3）海藻和無花果的食譜；諸如此類。所以當我問他有什麼建議時，他的回答讓我大吃一驚——他不假思索地說：“哦，自由潛水講究的是精神，而非技巧。第一步不是訓練，而是要消除我們在水中本能地犯的錯誤。”
在穿上潛水服之前，Pelizzari先讓他的學生們在水裡嬉戲玩鬧。他希望他們能在水中自然地移動，產生直覺的舒適感。只有當學生感到舒適後，Pelizzari才會開始安排具體的、簡單的練習，比如在水裡踢腿，剛開始不帶腳蹼練習，然後再帶上腳蹼練習。
《極度下潛》裡有一幕是Pelizzari在練習瑜伽調息，這是一種專注於呼吸的冥想技巧。他幫助學生們控制他們的呼吸。“我也會讓大家想象一場音樂會或是一首輕鬆的歌來幫助佔據他們的思緒。” Pelizzari認為這些精神“體操”對自由潛水來說和正確的踢腿一樣重要，它們能幫助人們感受到自己可以自如地存在於一個他們充其量是遊客的環境中。
我之後明白，這種對精神和感受訓練的重視不是因為自由潛水運動吸引的是易神經過敏的游泳者，這完全是生理學上的訓練。
正念——還是大腦的專注?
因此，我講述了我的自由潛水經歷，以及我從Mastroleo和Pelizzari那裡學到的關於呼吸控制和正念的知識，很好奇接下來Aguirre會講些什麼。
他解釋道，有很多種正念訓練的方式，有一種方式可能是在自由潛水時專注於你的鼻尖、呼吸或踢腿動作。通過想象一場音樂會或是一個放鬆的場合，Aguirre解釋道，Pelizzari使用了一種認知行為療法的技巧，叫分心。
“...對失眠失去耐心後，我隨即求助於我的斯多葛派方法，強行將我的思緒固定在某個我隨機選擇的中性對象上（比如西塞羅（古羅馬政治家、雄辯家、著作家），這個名字包含了許多有關他的思想），從而把我的注意力從入睡困難的感覺轉移到其他地方。結果是，入睡困難的感覺變得遲鈍，甚至很快就被睡意壓倒... 我每次重複這個過程時，都能得到同樣好的效果...”。
康德的方法具有臨床應用價值，並且，我承認康德——這個“純粹理性”的半神——凌晨兩點鐘在床上因失眠而翻來覆去的形象讓我幸災樂禍地笑了。在一項對76個臨床抑鬱症患者的調查中，分心的技巧幫助他們轉變了消極情緒。看來，養成把注意力重新集中於一箇中性對象的習慣能夠改善心情，幫助患者們度過那些不愉快、胡思亂想的時刻。
這些德國的實驗意味著，思想——無論它是積極的、消極的還是中立的——和任何程序一樣，都是一個需要大腦付出努力的過程。通過讓大腦的機制參與到不停地想象“西塞羅，西塞羅，西塞羅”這種中性的任務中，我們轉移了注意力的設定，從而重新分配我們的神經處理器。
和Aguirre聊天中，我終於意識到，我一直在用心靈-身體二元論的角度來看待“自由潛水訓練”。在我的訓練中，我只重視肌肉和肺部的身體訓練，而沒有考慮到我在水面下十米時，我的大腦在忙著想什麼。
在潛水過程中，大腦會探測到危險的信號——你血液中的二氧化碳濃度升高，並被頸動脈的化學感受器感知到；你每下潛十米，水壓會增加一個大氣壓；在一個陌生的、隨時可能致命的環境裡的情緒——這些信號會觸發你的交感神經系統。這一切發生時，你的心跳就會加快，新陳代謝水平會提高，消耗氧氣儲備的速度也變快了。因此，Mastroleo和Pellizzari所描述的分心的技巧、呼吸練習以及刻意的、沉靜的正念並不是什麼僧侶式的抽象概念，而是神經生物學的具體細節。
Aguirre很熱心地提醒我，“最終，這都是生物學… 不同的正念練習針對不同的神經迴路，從而讓你自如地和它們周旋。”因為我是一個臨床神經科學的學生，“這都是生物學”的觀點觸動了我。
所以，我在格林納達第一次潛水的問題在於，我在水下十米處原地徘徊時，我的大腦中滿是焦慮的轟鳴：“如果梭魚咬了我的手臂怎麼辦？如果我在水下迷失了怎麼辦？”難怪我的心會砰砰地狂跳——我的胡思亂想讓自己的交感神經系統變得狂亂了。在接下來的一週裡，我冷靜了下來，更加專注於我所做的事情本身。腦中不再充斥著亂七八糟的想法後，我就可以有精力去探索曲折險峻的礁石。
在水下保持沉靜（尤其是國際水平的自由潛水）需要不斷練習，這就是為什麼儘管已經經歷過無數次的潛水，Pelizzari在每次下潛之前還都會跑步、游泳和冥想：這項冒險需要體力和腦力。
丹尼爾·巴倫（Daniel Barron）是耶魯大學的長駐精神病學家。作為耶魯大學神經科學研究訓練項目的成員之一，他正在幫助研發腦疾病的生物標誌物。他的網站請見www.danielsbarron.com.
（翻譯：楊天泠 審校：吳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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