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為何單對高麗採取懷柔政策?

Caroline佳鑫

13世紀初,成吉思汗統一蒙古諸部,1206年建立蒙古汗國。成吉思汗及其子孫三次西征,建立了縱橫歐亞草原的大蒙古帝國。忽必烈作為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之孫、大蒙古國的大汗,就有想要當世界之主的強烈意向。1279年滅亡南宋,1274年和1281年兩徵日本,1284年到1288年之中又兩徵越南。到了忽必烈的晚年(1292年)還遣軍遠征爪哇,失敗後仍不甘心,準備再次出兵十萬征討。


忽必烈對周邊國家大多采取軍事征伐的政策,而令人感到稱奇的是,他單單對高麗採取懷柔政策,不但尊重高麗本國習俗、在內政上尊重高麗自主權,還以蒙古國公主下嫁高麗國王。而這一懷柔政策,在橫向上與對別國政策不同,在縱向上也是對於蒙古前四漢高麗政策的反轉。那麼,問題來了,忽必烈為何單單對高麗採取懷柔政策呢?



蒙古前四汗的高麗征伐


簡單回顧前四汗時期的高麗政策。高麗與蒙古的接觸最早是在1218年,成吉思汗以討滅逃入高麗境內的契丹叛眾為理由派兵侵入高麗。成吉思汗在侵入高麗收服契丹叛眾的同時,與高麗建立通交關係。


成吉思汗西征之際,其幼弟帖木哥斡赤斤留下監國。帖木哥斡赤斤多次派使臣向高麗索取貢物,高麗不堪忍受蒙古索要貢物數量之多,再加上木華黎在攻金時去世,使蒙古對遼東的控制出現了危機,高麗因此想要擺脫蒙古控制。1224年蒙古使臣出使高麗北歸途中被殺,蒙古遣使臣來問,使臣再次被殺,蒙古與高麗遂斷交。


1235年窩闊臺派唐古為統帥,以討伐“殺使”罪名侵入高麗。蒙哥汗即位以後,延續了對於高麗的征伐政策。自1253年起,蒙古以高麗逆命,侵略戰爭再次升級。宗王也古、元帥扎剌兒帶先後統軍侵入高麗,連年攻戰不休,直到1259年,高麗太子倎代父入朝,以換取蒙古“入朝即罷兵”的承諾,蒙古對高麗的征伐才告一段落。



忽必烈的懷柔政策


蒙古前四汗對於高麗的侵略戰爭延續三十年,在征伐過程中,對抵抗者採取屠城,燒殺搶掠,所過無不殘滅,給高麗帶來了嚴重的災難。但是忽必烈卻對於高麗卻轉向懷柔之策。


忽必烈下詔歸還高麗所俘民眾及其逃戶,並且禁止邊將擾亂高麗邊境。並且表示,蒙古將要從高麗撤兵,讓元宗(曾經的世子倎)勸課農桑,安撫殘民。對於蒙古一直要求高麗將都城由易守難攻的江華島遷到舊都開城的要求,忽必烈的詔書只是告知“古京之遷遲速量力”。高麗內附以後,高麗民眾“衣冠從本國俗,皆不改易”,而不要求以蒙古習慣開剃、穿胡服。


同時忽必烈非常器重元宗,提高高麗在元朝周邊諸國中的地位。忽必烈雖然指責高麗不履行出兵、助戰、輸糧、置驛站、設達魯花赤、籍民戶等藩屬國應該承擔的“六事”,但是在處理高麗內政方面卻能夠尊重高麗國王的自主權。至元十一年,忽必烈答允元宗的請婚,將幼女忽都魯揭裡迷失嫁世子諶,通過聯姻來永結“甥舅之好”。

(元朝公主嫁高麗國王)


懷柔政策的原因


1)永為東藩-高麗的主動內附

1259年四月,高麗太子倎入朝蒙古,前往四川朝見大汗。蒙哥大漢七月在釣魚臺驟然去世,此時正是蒙古政局大變動的時刻。攻宋前線的忽必烈和留守哈拉和林的幼弟阿里不哥爭奪汗位,謀取各地方貴族、官員的支持。世子倎做出了一個明智選擇,果斷站在忽必烈一邊。忽必烈大喜道“高麗荒遠之邦,今我北歸,將繼大統,彼世子自來歸我,天讚我也”。可以想見,在時局未定的情況之下,高麗世子的歸附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世祖一朝,高麗國王及其官僚一再向元朝表明其藩屬國身份,謹慎小心,再加上與元朝公主的聯姻,永結甥舅之好,是忽必烈願意在高麗施加懷柔之策的重要原因。



(2)征伐南宋、日本的助攻


忽必烈對高麗的懷柔政策一定程度上也是希望為征伐南宋、日本藉助高麗的人力、物力。高麗被忽必烈任命為徵東行中書省左丞,在忽必烈兩次征討日本之時,高麗負擔造船、駐兵、出糧餉的任務。高麗幫助元朝攻打日本,一方面是因為受到元朝作為宗主國的支配,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借力打力,藉助蒙古力量來削弱日本。



(3)萬國來朝——東亞秩序的延續


陳得芝先生的觀點認為,忽必烈之所以對高麗採取懷柔政策,也是因為大蒙古國已經從草原遊牧帝國轉型為中原皇帝,忽必烈雖然仍然保留像他祖父那樣的征服慾望,但是重點已經轉移到中原皇帝傳統的希冀“萬國來朝”的思想,樂意採納無需用兵可服人之國的建議。這一點筆者十分認同。忽必烈建立元朝,帝中國者當行中國事。忽必烈對“朝貢體制”為核心的東亞秩序的維護,也是元朝作為中原王朝角色的繼續。



總而言之,忽必烈對於高麗的懷柔之策,是由當時內政外交的複雜局勢所決定的。世祖一朝,元與高麗的和平局勢,有利於雙方的經濟文化交流,維持了東亞秩序的繼續發展。


參考文獻:

[1]烏雲高娃:《高麗與蒙古的接觸及雙方交戰》,《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

[2]陳得芝:《忽必烈的高麗政策與元麗關係的轉折點》,《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二十四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3]烏雲高娃:《忽必烈的東亞海外政策及禪宗影響》,《海交史研究》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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