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在大量現實題材的紀錄片中，“回家”是一個比較常見的主題，因為它容易勾勒出一個人最純粹的動力，也容易照見一個人最脆弱的內心。但“回不了家”的故事才構成衝突，成為我們審視“家”這個物理和心理空間直接的“導火索”。
文 | 漁火
央視紀錄頻道在去年和今年的春節，接連播出了《回家過年》的第一季和第二季。這部紀錄片通過記錄主人公們的“回家之路”，關注一年來普通中國人經歷的喜怒哀樂，呈現他們的平凡但不平淡的歡樂和苦惱。
在第一集《回家的路有多長》中，距離春節還有一個月時，盧德勝在與工友的聚餐中得知他所在的運輸隊今年春節不放假，而同樣在陶瓷廠工作的妻子黎薇也被安排春節值班，這就意味著漂泊在外的夫妻倆很有可能要錯過與兒女一年僅有一次的團聚機會，二人為此一籌莫展。
由於工作關係，盧德勝9歲的兒子盧浮利和6歲的女兒盧美玲一直留守在玉林老家興業。今年盧浮利在期末考試中，是全班唯一一個數學滿分的，非常期待得到父母當面肯定，可他卻不知道一家人約定好的團圓可能無法實現。
有人等你，那是家園。無人送別，這是異鄉。每個回家過年的故事都似曾相識，因為裡面都有著背井離鄉後的期盼，久別重逢後的珍貴。
其實在《回家過年》十集的片子中，拍的都是大家“想回家”的故事，但有的成功，有的失敗了。對於往年需要長途跋涉十幾個小時騎摩托車回家過年的廣東打工者來說，春節加班可能無法實現一家人的團圓；全年無休的女子快遞站，即使她們工作就在自家門前，工作沒有結束，依然還不是回家過年；作為“二代北京人”的朱煜和馬傳令，為了即將出生的二寶，全家人選擇在北京過年，這也告別了傳統意義上地緣上的“家”……
甚至包括幾年前的《歸途列車》中，同樣也是“回家”的故事，片中主人公張昌華為了能趕上回家的火車，翻越圍欄時，我第一次感受到，原來這是“過年回家”最直觀的樣子。在擁擠的車廂裡，每個人都在焦急的等待著，他們為了小孩、為了父母、為了生活。
“鄉愁敘事”背後的社會意義
“春節是中國最重要的節日，集中在這樣一個時間節點上，最能夠深入地觀察和記錄行進中的中國和中國人的生活。尤其是近40年，地域間的流動性變大，‘回家過年’這一行為本身變得尤其具有社會性意義，可以承載中國人的情感、奮鬥、夢想、艱辛等諸多元素。”《回家過年》的總導演張旭說。
兩季以來，這部紀錄片選取了發生在北京、上海、廣東、廣西、吉林、黑龍江、海南、新疆、福建、浙江、貴州、河南、山東、廣西等14個省份的10個回家過年的故事。
《回家過年》執行總導演張昱說：“ 一個真實的故事本身就包含了多種情感元素，中國人過年的情感高度積蓄使之更加豐富。所以忠實記錄本身已經帶有了很多的情感表達。同時，我們在故事的選擇上注重社會性，關聯各種社會熱點，使得故事的內涵和外延都達到最大化。”
多年來，因為時間和空間的間隔，無數人“有家難回”，鄉愁敘事在多種藝術形式下也都存在。譬如20世紀70年代，余光中的一首《鄉愁》引發海峽兩岸中華兒女的強烈共鳴，因為其詩中所形成的“鄉愁”也當時的時代意義。而在流動性和變化性空前的當代中國社會，伴隨科技與訊息的發達，人的困惑和迷失反而愈加嚴重。
這也是在當代中國，依然會有這麼多的紀錄片聚焦在“回家”話題的原因。孫志文在《現代人的焦慮與希望》中提到，“人不再知道何處去找尋他真正的‘家’，一個能安享休憩、寧靜的所在。”
“回家”的困境中夾雜著“五味雜陳”的鄉愁，才讓紀錄片的情感變得更加濃郁。
一部“連續”的紀錄片
第二季的加入，讓有關“回家”故事的拉扯變得更加複雜深刻。
例如片中第十集主人公，伊恩的故鄉在南非的德班市，距離南非首都開普敦九百公里。十年前南非的導遊伊恩來到廣西陽朔的舊縣村，被這裡的寧靜所深深吸引。兩年後他辭了工作，來到中國並在這裡安了家。春節越來越近，伊恩也學會了當地人過年的習俗：做臘肉，並將遠在南非的父母接到中國來過春節。但第二季中，當伊恩正準備在陽朔大展宏圖時，卻因為簽證問題有可能離開他無比熱愛的中國……
沒人說得清真正的家在哪裡，但總會有個到不了的地方——這就是紀錄片記錄關鍵所在。
《回家過年》第二季其實是第一季的延續，繼續圍繞回家過年的主題，內容涵蓋了“農民工返鄉、製造業升級、網絡經濟、扶貧搬遷、保衛邊防、二孩政策、候鳥老人、留守兒童、催婚、升學”等社會熱點，講述了一年又一年，我們在離家和回家的過程中成長、變遷的故事。
我不知道還會不會有第三季，像電視連續劇一樣記錄下這些最普通中國人像“候鳥”一樣的故事。如果有，那它一定又會有新的有關“回家”與“分別”的故事。
總導演張旭在創作手記裡這樣寫道，“看每一個人的回家之路，總會有某個細節扯動自己某一根敏感的神經。前一秒可能剛剛笑過，後一秒卻感覺難言的酸楚；前一秒才偷偷擦掉眼角的淚水，後一秒又忍不住哈哈大笑，沒有哪一種情緒是單一的，啼笑皆非，五味雜陳，但都來得真實，熟悉，無法阻擋，那麼讓人快樂，又那麼讓人心疼。我們會記下每一個名字，我們希望能夠通過我們的紀錄片，把有名有姓的普通中國人，寫進中國的當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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