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喆920
一 國家建制
先說國號。首先糾正一點很多人的誤區，很多人以為元明清三朝的國號就是元、明、清，實則不然，準確來說，這三朝的國號應該是“大元”、“大明”、“大清”。元朝的國號“大元”實際上出自於《易經》中的“大哉乾元”。而《易經》又是儒家經典的“五經”之一，而忽必烈本人絕對是易學的信徒，而忽必烈之所以能對易學感興趣，和他的一位藩邸之臣不無關係，此人就是劉秉忠。《元史》記載：“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
其次說年號。在忽必烈改國號為大元之前，他用的年號是“中統”，按照南開大學李治安老師的觀點，中統就是“中華開統”之義。可見，忽必烈是以中華自居的。《中統建元詔》中言道：
“建元表歲，示人君萬世之傳；紀時書王，見天下一家之義。法《春秋》之正始，體大《易》之乾元。炳煥皇猷，權輿治道。可自庚申年五月十九日，建元為中統元年。”
中統的年號一共用了四年，忽必烈便改用新的年號“至元”。“至元”和後來的國號“大元”可以說是相互呼應的，都是出自《易經》，至元取自《易經》中的“至哉坤元”。
再說建都。忽必烈任命劉秉忠負責大都的建都事宜。首先，劉秉忠選擇了更加接近中原腹地的中都（即大都）建設都城，其次，大都建城的模式是宮城、皇城、外城的三重結構，而這一結構是中原歷代王朝的都城建設模式，再次，元大都的建設體現了《易經》中“法天象地”的原則， 也就是說，地上的山川河流地勢都和天上的星辰有對應關係，而大都也同樣體現了這一點。我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元大都有一門叫做“厚載門”，就是取自我們所熟知的《易經》中的“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其實，總體來說，忽必烈在國家建制上是完全照搬的中原王朝的傳統，主要以金朝為標準，同時，這也可以看作是忽必烈對蒙古帝國的一大改造，即從遊牧文明性質的蒙古汗國轉變為農耕文明性質的元朝。
忽必烈也熟知中國的歷史，忽必烈藩邸一位重要的儒臣許衡就在《時務五書》中說：
“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然可考。使國家而居朔漠，則無事論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夫陸行宜車，水行宜舟，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漢食熱，反之則必有變。以是論之，國家之當行漢法無疑也。”
《元史》記載，忽必烈對許衡的這番建言的表現是“帝嘉納之”。
二 文化建設
忽必烈之所以能有如此之深的漢學修為，離不開他身邊的一大批儒臣，除了前面說到的劉秉忠、許衡之外，還有姚樞、竇默、王鶚、商挺、郝經等人。在元史研究中，這些人經常被稱之為
“金蓮川幕府”，也就是忽必烈在潛邸時收攏的一大批漢族儒臣。
這些儒臣很多都是金朝遺臣，是飽學詩書之人，他們對忽必烈的統治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當時，這批漢族儒臣就給忽必烈制定了“廣招天下英俊，講論治道”的用人政策。
臺灣著名元史學家蕭啟慶先生曾說：
“他們啟迪了忽必烈的漢化思想，盡力協助他重建漢地作為他個人的政治資本，並且進一步壓制蒙古本位主義的反動而創建元朝。忽必烈固然是這一幕歷史的主角，而真正的導演卻是‘ 藩邸舊侶’！”
這裡的“藩邸舊侶”其實就是我們這裡說的“金蓮川幕府”。
而在忽必烈統一南宋的過程中，忽必烈還大批地收納宋朝遺民，並且還推崇了程朱理學，一方面是忽必烈深受漢化的緣故，另一方面是為了籠絡江南的宋人。
為了推行儒學，忽必烈於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設立國子學，成為宣揚儒學的重鎮，更成為宣揚程朱理學的重鎮。
三 經濟建設
有人可能會好奇，經濟建設怎麼能證明一個王朝是否漢化呢？事實上，一個民族和國家的經濟形式是真正反映文明性質的，比如，如果是遊牧文明性質，那它的經濟形式就是遊牧經濟，並且會持續發展遊牧經濟，但如果是農耕文明性質，那就必然會重視農業生產、水利建設這些。
現在很多人總是宣揚“崖山之後無中國”以及“元清非中國論”，認為元朝是徹底黑暗的，元朝讓中國社會徹底倒退，但是學者李幹就在《元代社會經濟史》中說到：“元朝取代宋朝，不是什麼歷史的倒退……元代整個社會生產力不是停滯不前，而是向前發展的。”
至元十年 (1273年)，忽必烈下詔，命司農司在全國頒行《農桑輯要》，這可以說是目前現存最早的一部官修農書了。而《農桑輯要》頒行的目的，就是為了指導全國的農業生產，可見，忽必烈很重視農業，農業是農耕文明的立國之本。
此外，魯明善的《農桑衣食撮要》是中國月令體農書中最古的一部，王禎的《農書》是中國第一部對全國農業進行系統研究的農書，元朝的歷史上出現了非常多指導農業生產的書籍。
而在江南地區，棉花開始大面積推廣，其中的關鍵人物就是黃道婆。不要小看了這一事件，黃道婆對棉花紡織的革新，讓棉花開始真正成為中國人穿衣的主要原料。故而，美國哈佛曆史學者黃宗智，將這一科技革新稱之為“棉花革命”。
說這些其實說的有些遠了，和忽必烈本人也沒有直接的聯繫，但是，我這裡想表明的是忽必烈所實行的經濟政策，尤其是他對農業經濟的重視和發展，這一點是他漢化的深刻表現。
我摘錄一段《元史·食貨志》上的記載：
“世祖即位之初，首詔天下，國以民為本，民以衣食為本，衣食以農桑為本。於是頒《農桑輯要》之書於民，俾民崇本抑末。其睿見英識，與古先帝王無異，豈遼、金所能比哉？
中統元年，命各路宣撫司擇通曉農事者，充隨處勸農官。二年，立勸農司，以陳邃、崔斌等八人為使。至元七年，立司農司，以左丞張文謙為卿。司農司之設，專掌農桑水利。仍分佈勸農官及知水利者，巡行郡邑，察舉勤惰。”
這段文獻材料深刻表明了忽必烈對農業的態度。
二十四史憑欄處
有元一代，歷史不長，又是“異族”入主中原，靠什麼才能治理國家？靠的就是儒學。 當然不僅僅是因為這個朝代姓“元”(元，取自《易經》)
接受漢文化的也絕不止忽必烈一人，還有他的子嗣們也都漢文化的粉絲。
現在一般認為理學始於北宋，但是理學成為官學則始自元代。
早在趙復(非唐朝趙復)北傳理學之時，忽必烈舊曾在“潛邸”分別召見過趙復、竇默。
忽必烈“問以治道，默首以三綱五常為對。世祖曰：‘人道之端，孰大於此。失此，則無以立於世矣’”（《元史·竇默傳》）。
許衡(元代大儒)等人則以程、朱之書“倡其鄉人，學者寢盛”（《元史·許衡傳》）。
到仁宗時正式制定科舉條格，“專立德行明經科。明經內四書五經，以程子、朱晦庵註解為主”。
蘇天爵(元代文學家)說：“迨仁廟（仁宗）臨御，肇興貢舉，網羅俊彥，其程試之法，表章六經。
至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專以……朱子之說為主，定為國是，而曲學異說，悉罷黜之。”
由於把朱熹的《四書集註》定為官本，理學成為官學，影響到了整個社會的讀書、講學之風，上自帝王貴族，下至儒生庶民，崇儒風氣大盛。
真金太子、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英宗碩德八剌、文宗圖帖睦爾、順帝妥歡貼睦爾都有較深的儒學修養。
閒看秋風999
說個最明顯的。
知道元朝國號的來歷嗎？
出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
這是《彖》中對《易經》第一卦“乾卦”的卦辭“元亨利貞”中的“元”進行的解釋.
用四書五經裡的句子作為國號的，數變中國五千年也就他忽必烈獨一份兒。
這還不能證明忽必烈接受了漢文化？
飛鷹走馬大誰何
在文化層面優勝劣汰法則依然適用，當時的中原文明無論從經濟、軍事、政治、民生等各方面都優於原始的草原文化。忽別烈作為國家最高首腦，如果他拒絕文明依舊用草原的野蠻方式統治中原，那麼他和他的王朝絕對改變不了像秦隋一樣二世而亡的命運。而作為一代聖君除了開疆擴土，還必須具備極高政治素養，與其說忽必烈接受了漢文化，還不如說他是被迫接受漢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