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非常關心中國的白酒產業，陝西的西鳳酒和白水杜康酒廠都是在他的直接關懷下建立的，他可以說是中國“現代白酒之父”。但周總理尤其鍾愛茅臺，不僅在各種場合推薦茅臺，而且還在茅臺和汾酒孰先孰後之爭中，旗幟鮮明地支持茅臺。正是周總理的支持，才奠定了茅臺酒“國酒”的地位，所以，茅臺酒廠尊稱周總理為“國酒之父”。
周總理善飲，而且品酒的天賦極高，1963年全國第三次評酒會上，茅臺酒雖然也被評入“八大名酒”的行列，但從第一名退到第五名。周總理知道後，請當時的輕工部長把茅臺酒參選的樣品帶來，他親自品嚐後，說：“這是新酒，不能代表茅臺酒參加評選，只有陳年窖存經過勾兌後的茅臺酒才稱得上是標準的茅臺酒。”一喝就能喝出酒的新陳來，憑這麼俊的品酒功夫，相信就是通過現代的專業考試，周總理也能當上國家級的評酒師。
但筆者以為周總理之偏愛茅臺，還不只是因為茅臺的口感及品質滿足了他個人的偏好，更重要的是茅臺酒滿足了他精神上的需要。周總理初飲茅臺是在1935年3月，紅軍三渡赤水，進駐茅臺鎮之時。那時，剛開完遵義會議，重新將毛澤東推到了重要的領導崗位上，參與重大決策。這次會議對於中央原來的負責人博古和顧問李德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博古、李德並不承認錯誤，只能由當時也是領導班子“三人團”中的成員周恩來來承擔責任，他必須忍辱負重、顧全大局。遵義會議之後，周恩來仍被推選為黨在軍事方面的下最後決心的負責人，其實就是黨在軍事上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雖然被選入了政治局常委，但在職務上，只是“周恩來同志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身負紅軍的最高軍事責任，可以想見周恩來承受的壓力之大，而要和毛澤東這位個性倔犟、才能又遠超過自己的“助手”合作，也得經過一個較痛苦的心理磨合期，這時的茅臺酒，對於他緩解壓力，一定起了不小的作用。
周總理是位舉輕若重的人，他雖然不失革命家之豪邁，但卻總是在扮演著忍辱負重的角色，在漫長的政治生涯中，茅臺酒，這位和他有著“戰鬥友誼”的無聲朋友，多少次溫暖過他孤寂的心靈，也多少次見證了他勝利的歡笑。也許正是這種經歷所造成的感情，使他對茅臺酒情有獨鍾，甚至到了有些“偏執”的地步。有資料記載，解放後，汾酒廠和茅臺酒廠一直對孰先孰後的問題爭論不已，有一次全國性的會上，周總理讓茅臺酒師和汾酒師陳述各自的風味特點和工藝流程，聽後給出的評價是“瓊漿玉液，南北一方；名甲天下，茅臺爭光；若論先後，數我長江。這個態度很明顯，將茅臺推為第一。
據說周總理還說過，“白酒不提趕茅臺，不是不準趕，而是趕不了”。以他的地位，又發出這樣的力度，茅臺酒的地位是無人可以撼動的。周總理去世已多年，但他為茅臺酒所積累下的信用和口碑，目前仍是這個品牌中最有價值的部分。這一事實促使我們深入思考白酒品牌的核心價值究竟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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