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街浮生 | 陳韻專欄
陳韻生長於成都，早年求學於中國科技大學，隨後在美國攻讀理論天體物理。博士畢業後偶然來到華爾街，並停留多年。業餘時間鍾愛旅遊、讀書、看戲、園藝。（點此查看交易門對陳韻專訪報道）
重生中部
《迷離時空》這樣描寫恍若隔世的怪誕：如時間和浩瀚一樣廣袤的維度，介於光與影的中間地帶，跨過科學通往迷信的橋樑，懸於理性之下的深恐……
我第一次站在厄巴納的公寓外等待房東時，這種莫名的錯位感在心頭劃過。半小時裡沒見到一輛車，一個行人，一隻貓經過。街對面，無際的農田連著天線，熱風窸窸窣窣地翻著玉米杆。就像一覺醒來，人都沒了，自己卻身處空蕩的片場。
從熙熙攘攘的中國城市來到這失落在玉米地裡的小鎮，有寂靜欲聾的茫然，腦袋哄哄的不安。我想，剛被關進象牙塔的鳥也多半是這般忐忑。
在學業和成長的忙碌間，起初的不適很快退了。漸漸地，我對這裡的民風也有了些體會。中西部人婉拒的禮貌，淡淡的自謙。溫良之間，有不可親近的暗示。似乎地廣人稀既拉開了空間，也定義了最小的距離。
我真正感受到共鳴還是接觸了加里森•凱勒（Garrison Keillor）的電臺綜藝節目《相伴草原》(Prairie Home Companion)之後。他在蘭草音樂、相聲小品間嫻熟地穿插他的即興獨白“烏比岡湖軼聞”(News from Lake Wobegon)：在這麼一個虛構的小鎮，男人帥氣，女人堅強，孩子超群。
中西部人自得卻又故不滿溢的情態，在這個小社會里，被他勾勒得清晰尖刻，又有不禁竊笑的幽默。每個角色都似曾相識，讓人不覺莞爾，親切如泛黃的照片。
1986年3月8日，加里森•凱勒在明尼蘇達的菲茨傑拉德劇院演繹他的即興獨白“烏比岡湖逸聞”。 （Alvis Upitis/Getty Images）
加里森•凱勒這樣描述不服老的中年婦女：如翻過了壩頂的水，自報年齡卻還是二十幾歲，只不過無限接近三十。這跟臺灣女人五十了還自稱女生有同工之妙。
把這個帶著綿紙面具的情態推向極致戲劇化，當數科恩兄弟的名片《冰血暴》(Fargo)。圍繞一個自編自演綁架案牽出的一系列命案，想爬上去卻又蠢笨的人的那種悲哀，上層人的無動於衷，下層人的單純木訥，連貫其間的是中西部人的天鵝絨般的婉轉表達，連電影裡的小角色都唱出了這個社會的典型。
我這個來自遠方的、特別是還在塑造自身的人看來，猶如一部身臨其鏡的話劇，教人喜愛有加。20年後的今天我還能學舌電影裡的對話，包括他們上揚的聲調和內斂的頓挫。
後來東遷，我還是繼續聽他胡謅，不時跟他一起嘿嘿地笑。我曾跟一個教加勒比英語文學的朋友半開玩笑地說，我應該模仿凱勒的筆觸，給他寫一封“表白書”，宣告我於烏比岡湖重生，以示我的敬仰。
終究沒有提筆，後來忙，竟錯過了很多演出。
一日出行，偶然聽到電臺採訪北達科他的法戈市長。他承認，要不是那部電影，沒人能在地圖上找得到法戈。為了招客，他們在商會服務中心，照著電影《冰血暴》最後一場戲的情景，放了一個木片切削機，一隻腳從裡面倒著伸出來。
我聽得心裡一熱，勾起好多回憶，決心回中西部一趟。一時間意識到，那裡竟然也是我的故鄉。
法戈行
我記得《冰血暴》發行後有一個小爭議，片子的宣傳說是真實故事改編。但大家都知道科恩兄弟所言的真實是指，氛圍的逼真和角色的確切，而非情節的完全紀實。製片方狡猾地以這個歧義來吸引觀眾。被採訪時科恩兄弟對此只是竊笑，並不作答。
大家沒有深究，電影也慢慢成了經典。
幾年之後的冬天，一個叫小西江子的白領不遠萬里從東京來到這條我正在疾馳的高速公路。後來報道說，風雪交加的夜晚，她迷失方向後凍死在路邊。很快各種傳聞凝結到一條線索上，電影《冰血暴》中，一個小混混把一大袋贖金埋在這條高速公路邊的某處，無人知曉。
大家認為，小西江子多半是看了電影來這裡淘金，運氣不好罹難途中。
這個猜測漏洞百出。誰都無法證明小西江子看過這部電影，也沒人知曉她的動機。不過很快大家把怒火集中在科恩兄弟身上，埋怨他們圖宣傳的便利對這個悲劇有責任。
但小西江子確確實實在這裡香消玉碎，在一個她此前聞所未聞的地方。
不曾想加油站服務生的說辭引發誤會，發酵多年。
唏噓間我已經閃過俾斯麥到了法戈。果不其然，迎客中心大堂門口很顯眼地擺著一個木片切削機，一隻穿著白襪子的腿伸出來。我向服務員借了頂蓋耳絨帽，比照《冰血暴》裡愚鈍又暴力的格爾，服務員很配合地送上一塊劈木，我也煞有介事地做出用木頭把腿擠進削木機的姿態。
電影《冰血暴》劇照，以及陳韻的法戈一日遊。
從服務員的友好和嫻熟看得出來，這是他們的保留節目。在他的指引下，我在服務檯背後的世界地圖上找到了成都，摁上一顆圖釘。
看著不遠萬里來朝聖的人們把這地圖訂得滿滿的，我想是不是這個片子觸到了某種普適性：電影描述的那種死水一般平靜的背後的血腥，小人物的無奈，普通人的執著，生活的無語。
一邊想著，我一邊驅車進了小鎮。眼前摩根士丹利、瑞銀的財富管理鱗次櫛比，跟想象中一個荒涼破爛淪陷於1950年代的遺蹟相去甚遠。
對能源股稍有涉獵的我當然也意識到，這是頁岩帶來的財富。不過要不是親眼見到，也很難想象這個招搖，居然把華爾街的胃口都吊起來了。
偶聽一路人說，這裡做漢堡包的工人一小時20美元都一員難求。我對這麼個暴發戶集散地興趣頓減，草草吃了午飯便啟程離開。回程路上卻聽到一個非常匪夷所思的故事。
小樹，種族與騙局
一些年前，美國的左派很推崇《少年小樹之歌》(The Education of Little Tree)。
朋友說，美國的左派在歐洲只能算是右派。而且美國的左派是那種良心過剩的遠視眼，近在咫尺的苦難多半是不值得他們揚眉的。他們最關心的多半是最無法改變的，別國的閒事，而談及幾近被他們滅絕的種族，也就是鱷魚的眼淚那種意味。
《少年小樹之歌》以第一人稱敘述了一個切羅基少年在自然和部落的關懷中成長的經歷。自由派的所有主牌都被翻到，脫俗的環保主義，謎一般的切羅基部落生活方式，返璞歸真的訴求。若撇開其它不看，這本書還是不錯的。但有哪本書是真正與作者本人無關的呢？
佛瑞斯特•卡特的自傳體小說《少年小樹之歌》出版後登頂《紐約時報》平裝書排行榜，在美國書評界廣受好評。
阿薩•厄爾•卡特何許人也？他是喬治•華萊士的筆桿子。阿拉巴馬州長華萊士以死硬種族隔離主義而臭名昭著，特別是他那句“名言”：今日種族隔離，永遠種族隔離(Segregation now, Segregation forever)。發明這句的便是阿薩•厄爾•卡特。華萊士被選民唾棄之後退出政壇，卡特隨後流竄於極右翼電臺多年，繼續散播極端種族主義言論。
華萊士後來良心發現，在垂暮之年登上了謝罪之旅，到很多黑人教堂去道歉，與少數族裔領袖手牽手。有這麼一次，阿薩•厄爾•卡特卻立教堂外聆聽。據旁觀者回憶，他一邊聽一邊流淚，直呼他的老上司和同路人華萊士背叛了他。自此他作為阿薩•厄爾•卡特消失了。
幾年之後，附近一家農場的猶太老夫婦接納了一個自稱佛勒斯特的印第安人。他工作勤懇，深受老夫婦喜歡，如同己出。在他們的鼓勵下，佛勒斯特寫下《少年小樹之歌》。後面的故事就通曉天下了。
多年之後對這故事的前前後後依然眾說紛紜，無奈身份曝光沒幾年卡特就去世了。
印第安裔作家指出他行文迂腐，老生常談，用詞更是白人社會對印第安的貶義詞，不像一個真正的印第安人的筆觸。有自由派認定這是卡特的良心發現。有論者認為這是卡特對整個自由派的嘲弄。再有認為，種族主義者特別是在美國，有一個看似矛盾的概念，那就是對“高貴的野蠻人”（Noble Savages）有一種羅曼蒂克的幻想，認為其正是映照西方社會的腐敗的明鏡。
我更傾向於認為，卡特既沒有放棄立場，也沒有蓄意嘲弄誰，而自始至終都是一個頑固種族主義者。在世俗社會里無法實現他的隔離思想後，他就切身踐行了這個虛構的切羅基少年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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