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7年第一次發現“南海一號”沉船，到2007年整體打撈出水，時間過去了整整20年；而從這條南宋時期古船不知原因地沉沒，到它重新出現在世人面前，歲月已經走過了800多個春秋。
“南海一號”已經不僅僅是一條古船，它身上承載了太多的歷史，甚至成了某種符號，某種象徵。
海底發現
中國文物部門的領導和專家們，曾被南海的文物失竊問題深深困擾，一籌莫展。
1986年4月，荷蘭阿姆斯特丹嘉士德拍賣行舉行的一次拍賣會上，出現了23.9萬件之多的中國文物，多半為明清瓷器。接到海外華僑舉報後，中國國家文物局極為重視，而西方冒險家在南海海域盜撈沉船的事實也浮出海面。
後來我們知道，那次拍賣會的幾十萬件中國文物出於英國人邁克·哈徹之手。此人於1983年和1985年在南海海域各撈到一條沉船。拍賣的中國文物正是來自於這兩條船上。
廣東省考古研究所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魏峻說，由於外國商業打撈公司並不公佈打撈沉船的地點，或即便公佈，地點也往往是在主權存有爭議的地區，因此，“除非我們當場抓到他，否則很難申訴主權。”
1986年，國家文物局派出了兩位陶瓷專家耿寶昌、馮先銘，攜帶了3萬美元，想買回部分文物。可是這點錢，當時連一件像樣的文物也買不起。而哈徹在整整三天的拍賣中，共賺了兩千多萬美元。
事實上，上世紀80年代初期，在南海海域撈船盜寶的並不止哈徹一家，哈徹只是其中最有名的一個。
刺激中國水下考古事業起步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應該就是“南海一號”的發現。
1987年，英國海洋探測公司3名僱員，在荷蘭海事博物館的一份舊報上發現，一艘名為“YHRHYNSBURG”的18世紀東印度公司輪船載著6箱白銀、385.5噸錫錠在中國陽江的南海海域發生海難沉入海底。由於當時有船員逃生，因此對沉船地點有一個相對細緻的描述。
英國海洋探測公司找到中國有關方面要求合作打撈這條沉船。當年8月份，中國救撈總公司決定接受請求，由下屬廣州救撈局具體承接這一業務。當時英國的打撈船用聲吶確定了幾個可疑點，並用一噸多重的抓鬥去試抓。其他幾個地點什麼也沒有抓到，但在其中一個地點，一抓鬥下去卻抓到了很多瓷器和中國古錢等等文物，還有一些船板的碎片。
“當時到底抓了幾下已經不可考證了，但肯定不止抓了一下。”魏峻說。就在這時，廣州救撈局方面的人員及時站了出來，制止了英國人繼續打撈的企圖。“這是中國的文物，不是你們要找的那條東印度公司的船，不在我們的合同範圍之內，你們不能繼續打撈了。”
英國人要找的那條東印度公司的沉船最後並沒有找到，“那條船應該還在陽江附近的海域內。”魏峻說。但是，那一次的發現，意義遠比找到東印度公司的沉船大得多。
中方人員對已打撈上來的文物進行了及時保護，並上交廣東省文物管理部門保管。在清理出的200多件文物中，不僅有宋元時期著名窯系的精美瓷器、“政和通寶”、“紹興通寶”銅錢，還有一條具有異域風格的長約170釐米，做工精細的鍍金腰帶。
隨即，國家文物局根據撈上來的文物初步鑑定，認為這是一艘宋元沉船。當時它還沒有“南海一號”這個響亮的名字，只是被平實地稱為“南海宋元古船”。
當年9月，當時的中國歷史博物館成立了“水下考古學研究室”，這是中國第一家專業水下考古機構。中國水下考古事業雖然起步了，但“那時候我們真叫一窮二白，沒錢沒技術沒設備，甚至連潛水是什麼樣都不知道。”張威這樣回憶。
“南海宋元古船”是國內發現的第一個沉船遺址，但當時我國根本無力獨立打撈，只得先派出水下考古隊員出國培訓，並積極組織近海考古訓練和演習。
1989年8月，經國務院批准，中國歷史博物館與日本國水中考古學研究所，正式簽訂了合作進行南海沉船遺址水下考古調查、發掘的意向書。“那一次合作，雖然只進行了5天，但是還是有成果的，雖然沒有接觸到沉船船體，至少我們又找到了沉船的大致方位。”張威說。
1989年11月15日到20日，中日考古工作者對“南海宋元古船”進行了首次水下調查。由於當時季節不好，風急浪大，海水能見度極差，儘管使用了美國生產的SMS—960旁側聲吶搜尋，並有13人次的潛水探摸，也僅僅只採集到一片白瓷碗碎片。
也許是在現場親身感到探摸難度太大，也許是對探摸的收穫有些失望，日本方面後來沒有把合作繼續下去。但經過把撈出的白瓷碗碎片與1987年打撈上來的瓷器對比，認定屬於同一批的物品，這就為確定沉船遺址的方位提供了依據。
這次考查另外一個小小的收穫是，當時的中日聯合調查隊隊長，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俞偉超先生，給這隻古沉船起了一個名字，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南海一號”。
“但那時，‘南海一號’可不像現在這麼有名，只是少數一些考古、文物工作者知道。為了防止盜寶者非法發掘，當時還採取了一些保密措施。”張威說。
從那時起，張威他們與“南海一號”一別就是12年。這期間，他們先後進行了海南省文昌縣寶陵港清代初期沉船調查、山東長島古代沉船遺蹟勘察、遼寧綏中三道崗元代沉船調查與發掘、西沙群島水下文物搶救發掘等一系列工作，打磨隊伍，積累經驗。但“南海一號”始終是他們心中放不下的一個夢。
12年後重啟探查之旅
潛水員下水作業。
2001年，一個看似偶然的機會，啟動了重新探查“南海一號”的車輪。
香港有一個“中國水下考古探索研究會”，由一些從事潛水教練、旅遊潛水工作的熱心人士組成，在一些合作中與張威等人交上了朋友。他們很想無償援助國內水下考古研究一個項目，但這些人並非富豪，也拿不出太多錢，只有120萬人民幣。
“120萬不算多，但當年我們水下考古隊一年的經費也只有200萬。”張威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向香港朋友推薦“南海一號”。依靠香港朋友提供的120萬，國內有關方面又配了一點資金，一共200萬，張威就帶了一支水下考古隊，於2001年4月重新奔向了廣東陽江水域。
時隔12年，能否再找到那支船，誰心中也沒有底。尋找過程確實很艱苦。他們依據的沉船定位是上世紀80年代末期做出的，當時對沉船定位用的還是六分儀之類的船用導航定位系統，還沒有衛星定位的GPS，精確度不是很高。而在能見度極差的水下，哪怕只有一點點誤差，要想找到沉船也是極為困難。
由於沉船已被埋入一米多深的淤泥中，普通的聲吶探測已不起作用，只能依靠一種能穿透泥層的叫淺地層剖面儀的特殊聲吶。即使這樣，一個多月時間過去了，經費眼看要用完了，船還是沒有找到。
對於1987年沉船的座標，一開始是使用由香港朋友從英國公司方面找來的數據。後來，考古隊又從廣東救撈局方面找到了數據，發現二者之間差別較大，他們嘗試使用廣東救撈局的數據進行搜索，果然有了收穫。
“水下摸查沉船，即便設備再先進，也需要耐心和毅力，運氣也是很重要的。”張威說。在海底幾乎完全沒有能見度，完全靠手摸的陽江水域，運氣似乎更不能缺少。在一次水下作業中，老隊員崔勇意外摸到一塊沉船凝結物，“經驗告訴我，這就是我們要找的。”
剋制住內心的喜悅，他們繼續下水探摸，這一次，崔勇找到了一枚瓷片。出水後，大家驚喜地看到，這是一片帶裂紋的青白瓷片，與此前沉船中撈出文物的特徵完全相符。
他們使用差分GPS對地點進行了精確定位。同年10月，考古隊複查時，再次探摸到大量瓷片，遺址的重新發現得到了確認。
獲得了對“南海一號”的準確定位後，這個項目得到了國家財政的大力支持。2002年春季，張威率領的考古隊對“南海一號”進行了4平方米的試發掘，僅僅是這樣小範圍的試掘，就打撈出陶瓷約4000件，此外還有漆器、石製品、鐵器、銅器、銀錠及大量銅錢等，絕大多數瓷器完好無損、燦然如新。一座寶藏真正展現在世人眼前！
據保守估計，船上載有文物6萬至8萬件，且有不少是價值連城的國寶級文物。
“海上絲路”的實物座標
“南海一號”浮出水面。
所謂“南海一號”熱，真正熱起來，就是從2002年以後。
對於普通人來說，說到“南海一號”，大約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上面價值連城的寶物。然而對於文化學者們來說，他們更看重“南海一號”承載的文化價值，特別是它對中國古代商業文化，對海上絲綢之路的實證作用。
2003年，中山大學教授、廣東珠江文化研究會會長黃偉宗等人，到陽江考察“南海一號”出水文物，當時明確了它有四個“第一”：保存最完整，年代最早，文物最多，內涵最豐富。基於這四個“第一”，並從絲綢之路的範疇出發，黃偉宗等專家提出用“海上敦煌”的概念，來概括“南海一號”的地位和代表性。
“海上敦煌”的說法提出後，立刻遭到了很多人的質疑，其中不乏有名的專家學者。
在中國久遠的歷史中，絲綢和瓷器，一直是最受歡迎的外貿產品。自長安或洛陽為東起點，經甘肅、新疆，再到中亞、西亞，最後到達地中海沿岸。從漢朝開始，來自中國的絲綢就這樣由各色商人牽著駝隊，通過這條重要的貿易通道運輸到亞歐各國。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國親程旅行記》中，第一次給這條道路起名“絲綢之路”。
在陸上絲綢之路發展的同時，中國的絲綢和瓷器，也在通過海路源源不斷地運輸到國外。這是一條從中國沿海港口出發，一直向西，穿過南海，抵達外部世界的貿易通道。在上個世紀60年代，我國的兩位大學者季羨林和饒宗頤，第一次提出中國古代除了陸上絲綢之路，還有一條海上絲綢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在漢代即有記載，當時中國船隻從廣東、廣西、越南等地的港口出海，沿中南半島東岸航行，最後到達東南亞各國。唐宋之後，隨著航海技術和造船技術的演進，海上絲綢之路航線更加遙遠，貿易也愈顯繁榮，對於中國瓷器來說，再也沒有比水運更加便捷和安全的運輸方式，於是絲綢之路也進而演變成“陶瓷之路”。
在獲得重要的考古發現以前，這條繁榮的海上絲綢之路只存在於零星的文獻記載當中，對於貿易路線和貿易方式，人們知之甚少。直到本世紀航線沿岸的一些港口，陸續發現一些來自中國的瓷器和其他文物，人們才得以一點一點地拼接出有關這條航線的細節。這條航線顯然早已超出東南亞的範圍，而是穿過南海，駛過印度洋，到達波斯灣各國，甚至非洲東海岸的許多港口也有中國瓷器出土。
黃偉宗說，海上絲綢之路既然在世界上這麼重要，它應該有個標誌。這個標誌現在找到了，就是“南海一號”。“南海一號”船頭朝向西南240度，看來正是從中國港口出發，駛向外洋的貨船。它將為復原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中國航海史、造船史、陶瓷史提供極為難得的實物資料。如果說敦煌是陸上絲綢之路的一個標誌的話，正是從這個意義上，黃先生把“南海一號”稱為海上絲綢之路的“海上敦煌”。
如果說，對“海上敦煌”這一說法的爭論，還只是一種名詞之爭的話，那麼，以海上絲綢之路為名，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就更具有實質性的意義。
海上絲綢之路申報世界文化遺產，並非從發現“南海一號”開始，但“南海一號”的發現炒熱了海上絲綢之路的話題，卻是不爭的事實。
2005年，國家文物局宣佈：爭取在五年內，將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及相關文化遺存串聯在一起，申報一項世界文化遺產。這其中，肯定有“南海一號”發現的重要影響。
黃偉宗記得，關於海上絲綢之路申遺的爭奪始於1991年。那年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來東亞考察“海上絲綢之路”。到達中國的第一站，便是廣州。當時黃偉宗也參加了座談會。但那時的廣州對此並沒有做好認真的準備。黃偉宗說：“廣州港在海上絲綢之路中的重要地位，更多的是見諸史料，僅有南海神廟、懷聖寺等少數邊緣遺址，跟泉州的古船和港口比，顯得很弱勢。”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隨即移師福建泉州。泉州展示了刺桐古港、南宋沉船和古代番商伊斯蘭墓地等文物和遺址，激起考察人員興趣。199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佈，泉州為“海上絲綢之路”中國段唯一入選的城市。2001年，福建省批准泉州市政府，以“海上絲綢之路東端——泉州”為名，申報世界文化遺產。
以海上絲綢之路為名爭奪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不僅有福建的泉州，還有浙江的寧波，後來甚至廣西的合浦、浙江的杭州和香港地區，都加入了海上絲綢之路申遺的爭奪中。原本在海上絲綢之路申遺中一直顯得低調和被動的廣東，由於有“南海一號”的發現，彷彿被注射了一針強心劑。
“南海一號”猜想
謎團一：“南海一號”因何沉沒
有考古專家推測，“南海一號”沉沒的原因很可能與遭遇海上風浪有關，因為船體沒有發生大規模斷裂，不大可能是因碰撞而沉沒，而且“南海一號”沉沒的海域一直是颱風等氣象災害頻繁的區域。也有專家提出了新的猜想：“南海一號”是不是因為超載而發生沉沒？根據目前考古發掘情況，“南海一號”上可能載有6萬至8萬件文物，其中有大量的鐵鍋等鐵器。專家們進一步推測，如果遭遇風浪，“南海一號”沉沒海底的狀態應該是翻傾；如果遭遇觸礁沉沒，“南海一號”很有可能是船頭或船尾先插向海底。而“南海一號”在海底淤泥中的狀態是：甲板幾乎與海平面平行。
謎團二：沉船的準確時間是哪年
20年來，“南海一號”出水了1萬多枚銅錢和不少銀錠，其中最晚期的銅錢為南宋建立後的20至30年間所產。由此推斷，“南海一號”大約沉沒於南宋初年，可能為高宗時期。但具體是什麼年代，還有待出水後進行探究。
謎團三：“南海一號”始發港是哪裡
一些專家根據船載貨物，推斷“南海一號”自泉州港及以北方向港口出發的可能性較大，出水的文物中就有福建德化窯和磁灶窯的瓷器，還有很多是浙江龍泉窯的產品，但尚無定論。明確這一問題，有助於弄清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有哪些地方。
謎團四：“南海一號”的目的地是哪裡
“南海一號”在海底的船頭朝向是西南240度。有人推測，“南海一號”可能是開往東南亞或中東、非洲一帶，但具體目的地是哪裡，尚無實證。如能明確這個問題，對於研究宋代外交史、海外貿易史及航海史極有幫助。
謎團五：船主是什麼人
“南海一號”的船主是外國人，還是中國人？近幾年來，考古人員在“南海一號”上發現了一批金手鐲、金腰帶、金戒指等黃金飾物，主流的意見是船主可能是一名富商。這些黃金首飾都比較粗大，像金腰帶長1.7米，手鐲有四兩重，有人據此推斷是一名身材魁梧、體型巨碩的外國富商。船主究竟是什麼人，有待出水後專家尋找真相。
謎團六：船上還有些什麼人
“南海一號”出水的金手鐲中有一對比較小，好像只適合小孩子戴，並且船上有銅鏡、硃砂等女性梳妝用品。有人推測，這些是否意味著船上還有孩童和一位女主人或者女乘客？水下考古人員還在“南海一號”上發現了眼鏡蛇頭骨，有人據此推測，當年可能有阿拉伯或印度商人把眼鏡蛇作為寵物帶上“南海一號”，作為漫漫海路上的消遣。
謎團七：“南海一號”是哪裡造的船
多數專家認定，“南海一號”是一艘中國製造的從中國運載貨物出口外國的遠航貨船，主要依據是：船上發現的“錨”，是麻石制的長方形條板，已經被考古專家鑑定為中國宋代的通用船錨；船身所用木材，都是中國南方生長的松木和杉木，當時經常用來造船。
謎團八：船上鐵鍋是不是在廣東加裝的
“南海一號”上不僅載有大量瓷器，還出水了成疊的鐵鍋，它們都是碼放在瓷器之上的，鐵器比瓷器重，為什麼這樣裝？對此，有專家分析，在宋代，廣東佛山的鑄鐵業十分發達，一直到西方工業革命前，佛山都是中國最大的鐵鍋出口基地。“南海一號”可能是始發於福建或浙江某個港口，裝上瓷器，然後又到廣州或者佛山加裝了鐵鍋等鐵器。
謎團九：“南海一號”是否在陽江停留過
陽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中轉港，其中東平和海陵島是這條黃金航線上航船補給的重要港灣。“南海一號”途經廣東海域時有沒有在陽江停留過，有沒有計劃在陽江停下來補給和加裝貨物呢？
謎團十：船上到底有多少文物
有專家根據探測估計，“南海一號”整船文物有6萬至8萬件。船上到底有多少文物，只有待出水開箱後，一一清點才會知道完整的文物有多少件，包括哪些門類。
兩種打撈方案的博弈
2002年對“南海一號”的試掘證明了它的巨大價值後，對“南海一號”的打撈便正式提到了議事日程上。
按照傳統的水下考古方法，一般是採用佈設水下探方，對沉船遺址進行逐區、逐層發掘，先發掘船內文物，再清理沉船本體的方法，即通常所稱的“原地發掘”方案。這種方案有大量國內、國際的水下考古經驗可資參考，安全穩妥，單次工作時間短，受海洋氣候和環境因素影響較小，使用的設備和技術相對簡單，工作強度和難度相對較低。
但這種方案也有明顯的缺點，“南海一號”所在海域的海水能見度極差，一般只有十幾釐米，這無疑會影響考古發掘和資料採集的科學性。此外由於沉船個體較大且埋藏於深達一米多的海底淤泥之下，需要好幾個工作年度才能發掘完成。由於颱風和東北季風的影響，每年只有三四個月的時間能夠開展海底作業，由於海底淤泥沉積很快，每年都要面臨大量的重複性清理工作。
就在此時，一個全新的想法出現在考古人員的腦海中：是否可以像上世紀30年代考古學家發掘殷墟YH127甲骨坑一樣，採用整體取出、異地清理的辦法，把“南海一號”整個移到一個新環境中進行發掘呢？如果這樣做，不但避免了海洋氣候、能見度對水下考古造成的不利影響，而且可以為科學的、有計劃的文物保護和考古發掘提供充足的時間和條件。這就是所謂“整體打撈”方案。
然而，這種方案對設備和技術要求極高，單次投入經費巨大，且在世界上沒有先例可循，必須自己摸索解決一系列技術難題。
當時在水下考古隊內部也對這兩種方案有不同的傾向，最後決定分成兩組人馬，各自深化兩種不同方案。由國家博物館方面牽頭深化原地發掘方案，由廣東方面牽頭深化整體打撈方案。
2005年5月，國家文物局召集專家論證會，21位專家中有18人贊同整體打撈。
魏峻同時說，也許提出整體打撈的想法並不困難也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從技術上來解決整體打撈的難題，而這主要歸功於打撈技術專家們的努力。或許更重要的，是廣東省文化廳有關領導對整體打撈方案的鼎力支持。“這麼大的工程，沒有領導者的決心是難以想象的。”
而顯然，整體打撈取得的轟動效果和影響力，是原地發掘不能相比的。從這一點來看，當初的決策確實是“棋高一籌”。
整體打撈值不值？
說到這裡，我們必須要對中國首創的整體打撈技術方面的問題說上幾句了。
簡單地說，“南海一號”整體打撈方案，就是將船及周圍泥沙按照原狀，固定在一個鋼製沉箱內，由大型浮吊將沉箱整體吊起，再通過全潛駁輪將其轉移到岸邊的臨時專用碼頭，最後通過岸上的專門通道，使用氣墊移動的方式將整個船體移至專門為“南海一號”建造的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內。按照整體打撈方案，工作人員使用靜壓力把無底的沉箱壁壓入淤泥，整體罩住沉船及其周圍淤泥，然後在沉箱壁中下部均勻地穿引36根底梁，再插入鋼板封閉鋼樑之間的縫隙形成沉箱，最後把沉箱整體打撈出水。
整體打撈方案一出臺，就遭遇到了所需費用昂貴的質疑。
據現在公佈的數字，如果不算建造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的1.5億元人民幣費用，整體打撈“南海一號”的費用大約是7100萬元人民幣。
對於這個數字是否準確現在還有爭議，而這個數字是否屬於“天價打撈”同樣存在不同看法。
魏峻舉了一個例子，韓國於1976年發現的“新安”沉船，船體比“南海一號”小，上面主要裝的是元代瓷器，他們採用了原地發掘的辦法，一直到1982年才發掘完畢，前後做了十次工作，每次短的一個月，長的三四個月，這樣總的花費下來，未必比整體打撈少多少。比如據張威透露，從2001年到2004年對“南海一號”的調查、試掘，花費就是兩千萬元人民幣。
那麼，為什麼國外打撈公司從未做過像“南海一號”這樣的整體打撈呢？魏峻的看法是，由於國外很多海域的能見度都相當好，比如地中海海底通常有30米的能見度，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當然不需要整體打撈。而“南海一號”所處海底能見度不足20釐米，原地發掘十分困難，整體打撈方案就是根據這種特殊情況制定的。
此外，“南海一號”的整體打撈需要很多特殊的條件，並不是一個可以普遍採用的方法，比如，它要求海水深度不能太深，“南海一號”所在海底離海面的高度為24米。更重要的是，它要求海底一定要是淤泥底，不能有石頭，不能有沙子，否則就無法用靜壓的方法將沉箱壓入海底。
“打撈‘南海一號’花費的資金是7100萬元，建造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的資金是1.5億元，如果打撈有什麼閃失，這些投入將付之東流。更重要的是，‘南海一號’和它裝載的貨物，都是十分珍貴的文物，是無價之寶，如果打撈失敗，這種損失更是難以估量。”中山大學教授、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會長黃偉宗說。
有人還從另外的角度看待整體打撈到底值不值的問題。據廣州市中國古瓷研究會會長趙自強說，四五年前，東南亞出水一艘唐代沉船，打撈者有意賣給中國，開價6億元人民幣。趙自強曾跟隨國家文物局的人去看過，上面的文物精品很多。但由於資金有限，國內博物館只能“望洋興嘆”，最後被新加坡一博物館花5億元人民幣買走。
古船出水是否有利保護？
“南海一號”成功整體打撈出水，讓所有人都感到興奮。但張威同時也表示：“出水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水下考古的難度一大半集中在後期保護上。”
張威說，“南海一號”在海里已經形成了自身的平衡。一旦這個平衡被打破，會出現什麼情況，很難估計。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研究員詹長法曾經說過，“南海一號”沉沒海域的能見度幾乎為零，現在打撈上來放在水晶宮內，光照條件、微生物水環境的改變等因素，很可能導致船體及文物遭到侵蝕。
海底近30米的淤泥層猶如給“南海一號”提供了一個“保護罩”，使木質船體及船內文物經歷800年海水的長期侵蝕而不腐壞。但一旦離開這一水環境，移至水晶宮12米深的人造海水內，“船體會不會因為失去海底壓力，如同失重一樣造成船體開漲？失去壓力後，又在水晶宮內要重新承受12米水深的壓力。一來一去，古沉船受得了嗎？”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現任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劉慶柱也曾表示過這樣的憂慮。
這並非沒有前車之鑑。2002年從“南海一號”出水的部分瓷器，由於侵入瓷器釉面的鹽分結晶，撐破原有的光滑釉面，現已出現裂痕。出水瓷器將來如何保存？“南海一號”古船木質已經稀鬆，在水晶宮內如何保證拆掉沉箱後船體不散架？如果沉船上發掘出絲綢或其他古代貨物，出水後又該如何保存？
張威說，圍繞這些問題的破解，中國水下考古專家們將有可能在未來幾年內上演一臺臺好戲。
相比之下，魏峻的看法更為樂觀一些。他認為，“南海一號”在水晶宮裡最“安全”。儘管沉船在海底八百多年仍然保存完好很難得，但由於海底環境變幻莫測，時間過長保護難度就更大。而水晶宮作為人造的水環境，完全可以模擬沉船此前在海底的環境，“非但不會改變沉船所處的水環境，還可以祛除海洋深處對古船保護不力的因素，更好地保護它”。
關於“南海一號”，要說的話題還有太多太多。
本文原載於《北京日報》2007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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