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諜戰大劇《風箏》大結局，最後一集的熒幕上出現了11張照片，這是劇組對我黨歷史上11位傑出的情報人員的致敬。
11位情報人員中，紀事君（ID：bjrbjishi）曾經寫過其中的一些，他們的真實故事比影視劇更加驚心動魄。比如 ，比如 。
今天，紀事君（ID：bjrbjishi）要推送的是犧牲在臺灣的中共地下情報人員朱楓的真實故事。
1949年10月，朱楓赴臺前於香港留影。
2010年12月9日12時40分，臺灣中國生命集團董事長劉添財胸前抱著一個白色桶狀旅行袋，走進首都機場三號航站樓的一間貴賓室。
早已守候在貴賓室的徐雲初和丈夫李揚，以及幾位民政幹部和學者朋友都默默站起來。徐雲初從劉添財手中接過那隻白色旅行袋，用近乎耳語的聲音說：“外婆，回家了。”
劉添財千里迢迢從臺灣護送回的骨灰，是1950年與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一同被槍殺的中共女交通員朱諶之（即朱楓）的遺骸。
1950年1月14日，朱諶之從臺灣寄來的最後一封信中寫道：“鳳將於月內返里一行。”那時誰也沒有想到，這條歸家的路，她竟然走了60年……
帶血的老照片
朱楓家屬從劉添財手中接過烈士骨灰。
1950年6月10日16時30分，在臺北馬場町刑場，朱諶之身中6槍，壯烈犧牲。與她一同被害的是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聯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倉，以及曾任吳石副官的上校聶曦。
那時，這起涉及國民黨在臺級別最高將領的間諜案曾轟動一時。在“間諜案四要角”中，朱諶之是中共華東局派遣到臺灣、專門聯絡吳石的交通員。她在黨內的名字叫朱楓。
1949年，朱楓前夫的女兒陳蓮芳(別名陳志毅、小名阿菊)在臺灣生了小孩。名義上，朱楓是去臺灣探望女兒和小外孫的。可朱曉楓知道，媽媽一定是接受了不同尋常的任務。“媽媽沒有說，我們也不問。”在長期地下工作中，母女間早已有了默契。朱楓在給家人的信中說，去臺灣兩個月就回來。可誰也沒有想到，這一去竟成永訣。
得知母親犧牲的噩耗，朱曉楓既驚訝，又有幾分思想準備。“乾地下工作隨時都有犧牲的可能。”
歲月悠悠，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朱曉楓一直把對母親的懷念珍藏在心底最深處。而那段壯烈往事，似乎也要湮沒在歷史長河中。直到2001年，朱曉楓在山東畫報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第16輯上，看到了朱楓就義的照片。
照片上，朱楓被國民黨士兵五花大綁，平靜地面對即將來臨的死亡。“她身上穿的小花旗袍，還是在上海家裡常穿的那件。”朱曉楓的心擰成了一團。
時隔半個多世紀，第一次看到母親臨刑前的最後一刻，朱曉楓的心情無法用言語描述。她給《老照片》寫了一封信，一則想表達對挖掘史料者的謝意，另外還想知道更多關於母親犧牲時的細節。
打開袋子，徐宗懋赫然看到一批血淋淋的槍決照片，朱楓等人受審和就義的照片便在其中。後據徐宗懋考證，照片本來是要刊登在報紙上做警示之用的，但由於畫面太過血腥，大部分從未公佈。
2003年，在正準備撰寫《朱楓傳》的南京作家馮亦同的幫助下，朱曉楓和老伴在上海見到了在大陸度假的徐宗懋。也許因為照片的緣故，徐宗懋與朱曉楓等人一見面，就感到十分親切。
談話中，朱曉楓內心升起一種強烈的願望尋找母親遺骨，迎奉她歸葬故里。
恰逢其時的來信
半個多世紀了，朱楓的骨灰還在不在？怎樣才能找到它？朱曉楓毫無頭緒。她只知道，當年母親是以探望阿菊的名義到臺灣的，最有可能為母親收屍的就是姐姐阿菊和姐夫王樸。
1949年2月，朱楓在給前夫的長女陳宜的信中問道：“阿菊他們現在不知在哪裡，我很想寫信給王樸，如果你知道或者他們來上海，你告訴他們我在香港的地址，叫他們寫信來，有機會到公司來看我。”
阿菊大名陳蓮芳，雖然不是朱楓所生，但從七歲起就由朱楓撫養，母女感情甚篤。當時，阿菊已跟著身為臺灣省警務署電訊管理所主任的丈夫王樸（又名王昌誠）到了臺灣。而朱楓彼時在香港一家中共地下黨辦的貿易公司做財務工作。除了明裡做一些貿易工作外，她還兼做迎來送往的地下交通工作。
沒想到，不久阿菊真的給朱楓來信了。信中阿菊說，她剛生了小孩，不能到香港看媽媽，不過歡迎她去臺灣小住。
對於當時正苦於尋找交通員的中共華東局駐港負責人萬景光來說，這封信猶如雪中送炭。
1949年初，解放軍在大陸已勢如破竹，全面解放指日可待。華東局開始著手加緊對臺工作。負責人萬景光後來被國民黨保密局稱為“中共對臺灣工作的主角”。
當時的香港魚龍混雜，糾結著各方勢力。很多民主人士通過香港轉向北平，也有不少國民黨要員取道香港前往臺灣。已經被任命為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的吳石，赴臺前在香港秘密會見了化名為劉棟平的萬景光。這次會面中，一直思想左傾的吳石，接受了為共產黨蒐集軍事情報的任務。而萬景光則表示會在短期內派一名可靠人員到臺，專門負責為吳石傳遞情報。
負責聯絡吳石這樣的國民黨高級將領，第一要絕對可靠；第二要有合理的赴臺身份。一時間，萬景光為這個交通員的人選大傷腦筋。由於交通員遲遲沒有敲定，海峽對面的吳石只好冒險讓自己的副官聶曦前往香港傳遞情報。
朱楓所收到的這封信，正是一個非常合理的赴臺理由。而朱楓本人的履歷，也足以讓萬景光放心。
朱楓是浙江鎮海一個大戶人家的四小姐，雖然受過新式教育，思想卻並不前衛。在父母之命下，早早便嫁了一個比自己大將近20歲的工程師陳綬卿做繼室。幾年後，陳綬卿染病離世，年紀輕輕的朱楓成了寡婦。每天除了照顧丈夫前妻和自己生的幾個女兒外，朱楓只有“學寫蘭花，消磨光陰”。雖說衣食無憂，但那時的她卻非常苦悶。
《鎮海的女兒朱楓傳》的作者馮亦同對紀事君（ID：bjrbjishi）說，如果不是抗日烽火，朱楓可能會像許多舊式婦女一樣寂寂無聲地了此一生。但民族救亡運動燃起了她的革命熱情。她參加抗日宣傳隊、上街散傳單、救護傷員、表演抗日劇目，在這一過程中，她還與第二任丈夫、革命青年朱曉光走到了一起。從此，一個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家庭婦女，成長為一名革命者。
此後的數年中，朱楓一直在黨組織開辦的新知書店工作，夫妻倆聚少離多，兒子朱明只能寄養在前夫的長女陳宜家中，女兒朱曉楓也早早地被送到了愛國將領李友邦辦的“臺灣義勇隊少年團”讀書。朱曉楓對紀事君（ID：bjrbjishi）說，抗戰後期，她一路隨著“臺少團”來到臺灣，而母親則一直在日偽控制下的上海秘密工作。1940年，為了給書店採買紙張，朱楓變賣了寄存在銀行中的惟一一枚三克拉鑽戒。
“在幾年的地下工作中，朱楓曾兩次被抓進日本憲兵隊，遭受拷打，拇指還落下殘疾，卻從來沒有屈服過。”朱曉楓說。
赴臺
接到指令後，朱楓曾大為躊躇。
馮亦同對紀事君（ID：bjrbjishi）說，剛剛接到任務時，朱楓頗為猶豫。在這之前，她剛剛給在上海的丈夫朱曉光去信說，很快就要結束在香港的工作回上海了。自從分別後，朱曉光隨著革命隊伍一路北上，而朱楓卻因為工作需要越來越南下。在香港的朱楓，時刻關注著內地的戰事。一旦解放，她便可以回上海與分別幾年的愛人和女兒團聚了。
這時候又要去臺灣，這讓極重感情的朱楓舉棋難定。
朱楓題詩留贈愛人朱曉光。
一直是朱楓老上級和革命領路人的徐雪寒曾在文章中回憶說：“（1949年）六七月間，接到她的來信，說華東局有關部門要調她到臺灣去，問我的意見。我知道多年以來，為了革命工作，她與愛人和女兒天各一方，渴望回來團聚。我答覆她說：可以將個人意願如實向組織說明，但最後還應服從黨的決定。”
個人的感情最終服從了組織的需要。不久，朱楓便在給愛人和女兒的信中寫道：“這個時候，個人的事情暫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應先去做。”
1949年11月25日，朱楓使用朱諶之的本名，以探望女兒的名義，踏上了前往臺灣的輪船。
馮亦同對紀事君（ID：bjrbjishi）說，臨行前，朱楓曾寄給丈夫朱曉光一張照片，從照片背面的留言可以看出，朱楓是懷著極高的熱情和對未來的憧憬前往臺灣的。照片中，穿著短袖的朱楓，安詳地坐在鋪著格子桌布的茶几旁。照片的背面寫道：“她已深深體驗著：‘真實的愛’與‘偉大的感情’，從此，將永遠快樂而健康！”
不辱使命
11月27日，經過兩天的顛簸，朱楓乘坐的輪船抵達基隆港。她順理成章地住進了阿菊家。
根據組織上的安排，朱楓在臺灣只能單獨聯繫“兩條線、兩個人”，一人是中共臺灣工作委員會書記蔡孝乾，另一人便是“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朱楓在臺的主要工作，就是聯絡吳石傳遞情報，再通過蔡孝乾把吳石提供的軍事情報傳遞回去。
蔡孝乾出生於臺灣彰化，生長於日本奴役下的臺灣，自幼就萌生了反抗外來侵略的革命思想。1924年，16歲的蔡孝乾來到大陸，在瞿秋白的薰陶下，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組織上海臺灣青年會。1928年他返回臺灣組建臺灣共產黨，不久又回到大陸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徵。蔡孝乾是惟一一名參加過長征的臺灣籍共產黨員。抗戰勝利後，身為臺灣人的蔡孝乾回到臺灣，成為了中共在臺灣的最高負責人。
為了撰寫《朱楓傳》，馮亦同查閱了很多原始資料。島內有“活閻王”之稱的保密局特務谷正文，上世紀90年代曾出版一本名為《國防部歷年偵破匪叛亂案彙編》的書。在這本《彙編》中，馮亦同看到了關於“吳石、朱諶之案”的來龍去脈，甚至連他們使用的暗語都被一一記錄下來。
住進阿菊家後，朱楓以“陳太太”的身份找到一家名為“三榮行”的南北貨店，並稱自己受香港“劉老闆”（即萬景光）之託，給鄭先生帶信。所謂的“鄭先生”或稱“老鄭”，就是蔡孝乾。
朱楓向蔡孝乾轉達了“劉老闆”關於“生意”上的事情，並告訴他，自己住在女兒家，大約逗留兩個月，希望蔡孝乾能協助她完成情報傳遞工作。蔡孝乾告訴朱楓，島內形勢險惡，黨內已有重要人物被捕，他們隨時準備撤離，並提醒朱楓要提高警惕。
朱楓表現得非常沉著。回去後，她馬上拜訪了自己的主要聯絡對象吳石。
在書房會面後，朱楓把“劉老闆”的信交給吳石，並對他說，劉先生說以後你有什麼材料，都可以交給我。這是信上不便寫的，所以由我口頭傳達。
吳石從北牆上的一個秘密小保險箱中取出一隻小圓鐵盒，鄭重地放到朱楓的手裡。盒裡裝的微縮膠捲全是絕密軍事情報：《臺灣戰區戰略防禦圖》；最新繪製的舟山群島，大、小金門《海防前線陣地兵力、火器配置圖》；各防區的《敵我態勢圖》；臺灣海峽、臺灣海區的海流資料，臺灣島各戰略登陸點的地理資料分析；現有海軍基地並艦隻部署、分佈情況，空軍機場並機群種類、飛機架數……
3天之後，在基隆碼頭，朱楓按約定把已經到手的第一批重要情報交到了中共華東局情報部特別交通員，一位定期往返香港、基隆間的“安福號”海輪大副手中。很快，這批絕密軍事情報被傳遞到華東局情報部和總參作戰部。
按照1950年“吳石案”剛剛結束時，刊載在香港《新聞天地》上署名李資生的文章《吳石間諜案破獲始末》中記載，朱楓大概每週聯絡吳石一到兩次，最固定的時間是每星期六下午四時，有時候星期三下午四時，她也會去一趟。而每週日上午十時，她又必定會和“老鄭”會面。
不知不覺，朱楓到臺灣已有兩個多月，她先後與吳石聯絡過六七次，又傳回了國民黨空軍各大隊番號、駐地、飛機種類、架數，炮兵團、戰車團的數量，武器裝備，各部隊官兵人數，主要軍事機關長官名冊以及某駐防區的軍事態勢圖等。
神秘的出境證
就在朱楓頻繁往來於吳石和蔡孝乾之間傳遞情報時，島內風雲突變。
1950年1月下旬的一次聯絡中，朱楓沒有如約見到化名“老鄭”的蔡孝乾。她從蔡孝乾留下的字條中得知，化名“老吳”的“臺工委”主要負責人張志忠被捕。蔡已經隱蔽起來，他希望朱楓趕緊想辦法撤離。
危急時刻，吳石冒險為朱楓簽發了一張《特別通行證》。這樣，朱楓便以探視病親的名義，於1950年2月4日傍晚搭乘軍用運輸機，飛赴舟山。
在向朱楓發出警告後不久，蔡孝乾便落入了保密局的羅網。蔡孝乾在臺灣有許多落腳點和掩護身份，保密局的暗探並不知道他的行蹤，但他們得知“老鄭”一直與他的小姨子住在一起，並以兄妹相稱。一個40多歲的中年人，跟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子形影不離，這成了蔡孝乾的致命破綻。
經過戶口排查，特務們發現了一名叫“鄧昌華”的中年人與其妹“鄧莉”的戶口登記記錄。特務們感到這個“鄧昌華”就是他們要找的“老鄭”。特務們找到住址後，發現早已人去樓空。可他們不死心，經過幾天的埋伏，終於等到了“老鄭”。
特務們從蔡孝乾身上的一張10元新臺幣上發現了兩個電話號碼，其中一個正是朱楓女婿王樸家的。經過幾天的審訊，蔡孝乾供出了朱楓。
此時，身居高位的吳石並沒有暴露，但一張不起眼的出境證卻給他引來了殺身之禍。
原來，蔡孝乾感到島內形勢危急，急於送他的小姨子馬文娟回大陸。為此，他託朱楓通過吳石辦一張出境證。吳石讓太太王碧奎把辦出境證的事交待給聶曦。很快，出境證辦好了，可事態急轉直下，蔡孝乾來不及取證就被捕了。
這張留在警務處、無人領取的出境證成了特務們的線索。他們發現，出境證上的照片竟然就是蔡孝乾的小姨子。
追查之下，這張出境證竟然是聶曦受吳石太太王碧奎之託辦的。保密局立刻拘捕了王碧奎，幾番套問之下，王碧奎承認這張出境證是經常來家裡的一位“陳太太”託她辦的。通過這張神秘的出境證，保密局特務畫出了“陳太太（朱楓）”、吳石與“老鄭”的關係圖。
就義
1950年2月6日，保密局的特務追到王樸家時，朱楓已於兩天前乘飛機到定海去了。
被捕之後，朱楓料定臺北方面出了問題，大概吳石或蔡孝乾已經暴露，否則敵人不會興師動眾地到定海抓她。組織上交給的任務沒有完成，自己又成了階下囚，等待著她的將會是殘酷的審判嗎？
一則憂慮，一則受寒，朱楓在獄中發起了高燒。2月26日晚上，高燒難耐的朱楓向看守要了一杯熱水。趁看守不注意，她取下貼身掛著的一個帶金鍊條的金鎖片，又撕開大衣的肩襯，取出藏在裡面的一隻金鐲子。黑暗中，她把金鎖片和金鍊條分開，又把金鐲子折為兩段，分四次和著熱水吞入腹中。
第二天，當看守打開牢房門時，發現朱楓已經在床上蜷成一團，昏迷不醒。這樣重大的要犯決不能讓她不明不白地死去。看守們找來醫生，給朱楓灌瀉藥。可她吞進去的二兩多金子，並沒有排出。
等待著朱楓的，將是比死亡更加可怕的審訊。
此時，曾參加過兩萬五千里長徵的老革命蔡孝乾已經徹底叛變，他不但供出了與朱楓和吳石的聯絡，還把吳石向中共傳遞的軍事情報和盤托出。此外，他把所掌握的中共臺灣工委各級組織和黨員的名單也一五一十地招了。
1950年6月10日16時30分，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中共華東局女特派員朱楓、“聯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中將陳寶倉、上校聶曦，被殺害於馬場町刑場。
當年負責抓人的谷正文在事後的“對本案綜合檢討”項下，對於中共女特派員朱諶之有這樣的評論：
共匪運用黨性堅強，學能優良之女匪幹，擔任交通聯絡工作，極易減少外界注意與達成所負任務；朱匪於被捕夜間吞金企圖自殺，證明其對應付事變，早作準備；匪幹此種維護重要工作、不惜犧牲個人生命之紀律與精神，誠有可取法之處……
1951年7月，朱曉楓收到了陳毅、潘漢年簽署的上海市人民政府《革命烈士光榮證書》。1973年，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吳石將軍被追認為烈士。他也是周恩來臨終還縈懷的兩個人之一，另一個是張學良。
找到阿菊
隨著兩岸關係逐漸從冰封狀態回暖，朱曉楓曾試圖尋找過母親的遺骸。她託友人打聽到了多年前王樸在警務署宿舍的電話和地址。可友人實地探訪發現，那裡早已改建成了公寓大廈，線索就此中斷。
時光荏苒，2003年見到徐宗懋後，當時已經74歲高齡的朱曉楓對他說：“我現在老了，惟一的心願就是死前可以迎回母親的遺骸。”
後來，徐宗懋回憶說，雖然他認識不少歷史人物的家屬，但從來沒參與某種後續調查。他感到壓力不小，但面對一個老人的請求，徐宗懋又怎麼忍心推辭？
不過，當時他並沒想到，這將是一場歷時七年的追尋。
接受朱曉楓的委託後，徐宗懋打算從戶政登記著手，尋找王樸。兩週後，臺北的戶籍工作人員過濾出16個“王樸”，最後發現其中一人在年齡和籍貫上很像朱曉楓的姐夫。徐宗懋拿著地址興沖沖地找到“王樸”。
“您是王樸先生嗎？”徐宗懋問。
“沒錯，有什麼事？”開門的老先生一口京腔。
“您以前是不是在警務署工作？”
“沒有！”
此王樸並非彼王樸。徐宗懋“一顆熱騰騰的心頓時被澆熄了”。隨後，他登尋人啟事，寫文章，甚至把一個臺灣的攝製組拉到南京，為朱曉楓做了專題節目，但這些努力都如石沉大海，杳無迴音。
轉眼兩年過去了，尋人毫無進展。眼看著一個非親非故的人為自己的事情奔忙，朱曉楓感到很過意不去，甚至想就此放棄，但徐宗懋並不灰心。
2005年，在一個朋友的幫助下，他找到了阿菊的下落。
那一年，陳蓮芳（阿菊）已經85歲了。她的先生王樸在幾年前過世，如今陳蓮芳白天都在一個老人健康療養院，晚上才回家。
在友人的陪同下，徐宗懋在療養院找到陳蓮芳。陳蓮芳雖然已經85歲了，但看起來還很精神。徐宗懋開門見山說：“我受您妹妹朱曉楓的委託來看您！”
“妹妹？我沒有妹妹！”老太太沖口而出。
徐宗懋解釋，朱曉楓是她同父異母的妹妹，老人臉色凝重。當他進而提到繼母朱諶之時，老太太馬上反應說：“朱諶之是共匪，跟我沒有關係，我們一家都是國民黨。”
從老太太激烈的反應中，徐宗懋感到了那個時代留在她心裡的壓力。
“朱諶之死後，是您先生收的屍嗎？”徐宗懋問。
“沒有，我先生為了這件事還被關起來查了好幾個月，屍體是‘政府’處理的。”
“您知道埋在哪裡了嗎？或火化後放在哪裡？”
“不知道，這件事我們都不知道。”
好不容易找到了阿菊，可她卻一問三不知，惟一的線索也斷了，徐宗懋感到萬分沮喪。
後來，徐宗懋在“國防部”的原始檔案中發現，1950年9月底，陳蓮芳曾經向“軍法局長”陳情，請求領取母親的遺骸與遺物，以便有朝一日歸葬大陸。不久，“軍法局”回覆，同意陳蓮芳的請求：“……據請領取朱諶之遺物一節，准予具領……”可不知什麼原因，最終陳蓮芳沒有去領朱諶之的遺物，也沒有過問骨灰的處置。
從文件中，徐宗懋看到，1950年6月10日朱諶之遇難後，遺體即由臺北市“衛生局”火葬管理處派人送去火化，此後便再無記載。
陳蓮芳沒有為母親收屍，朱曉楓並不怨她。“那種年代，他們一定也承受了很大的政治壓力。”朱曉楓表現出一種只有閱盡世事的老人才會有的豁達。
“朱湛文”還是“朱諶之”
阿菊沒有去領骨灰，追訪朱楓遺骸的最後一點線索也斷了。徐宗懋幾年的尋找擱淺了。迎奉母親遺骸回家，難道只能成為朱曉楓的一個奢望了嗎？
轉機出現在2010年初。
2007年，當《鎮海的女兒—朱楓傳》一書出版後，一位在上海的潘蓁先生曾致電馮亦同，他說自己的父親解放前夕以教師的名義前往臺灣做地下工作，幾十年來音訊皆無。近年來，他一直在朋友的協助下尋找父親的骨灰。他願意為尋找朱楓烈士的骨灰出一份力。馮亦同當即表示了感謝，但他並沒有對這份熱心給予太多的期望。
沒想到，2010年初，馮亦同接到了潘蓁的電話。潘蓁說，他在一份名為《政治受難者墓區整建工程納骨塔骨罐遷移名冊》上看到編號233的無主骨灰罐名為“朱湛文”。“朱湛文”會不會就是“朱諶之”呢？
“以前都是連筆，‘訁’很有可能被看作‘氵’，而‘之’也很可能被誤認為‘文’。”馮亦同說。他馬上把這個猜想告訴了朱曉楓和徐宗懋，大家都認為，很有道理。
在隨後的郵件中，潘蓁提到那份“遷移名冊”是幾年前辛亥第二殯儀館為所留存的612個臺灣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無主領取的骨灰罐所造的。朱楓烈士的骨灰也許還保存在辛亥第二殯儀館。
得到這個信息後，徐宗懋託自己的好友、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專家朱浤源教授以學者的身份到殯儀館代為查詢。
朱浤源教授看到這兩個名字後，直覺感到這個“朱湛文”一定就是他們要找的“朱諶之”。
2010年1月10日，他第一次來到辛亥第二殯儀館管理處。在管理處的檔案中，朱浤源發現“朱湛文”的名字並非233號，而是新編的77號。雖然有了號碼，但能否找到骨灰罐，殊無把握。
從朱浤源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到，納骨塔是一個白色的穀倉型建築，200多個無主骨灰罐套著白色編織袋，雜亂無章地堆放其中。在臺灣最冷的二三月間，朱浤源與管理處原承辦人員雷元榮，三次冒雨上山進入納骨塔中尋找。經過一個一個地翻檢，他終於在一個角落裡找到了寫著77號的骨灰罐。
朱浤源大喜過望，他立刻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徐宗懋，但此時他並不能確定77號骨灰罐就是“朱諶之”的。因為每一個骨灰罐外都套著編織袋，編號是寫在編織袋上的，必須打開編織袋才能確定名字。殯儀館的工作人員告訴他們，只有拿到家屬的委託書，他們才能打開編織袋查驗。
2010年4月，朱浤源利用到北京參加學術會議的機會，見到了朱曉楓的女婿李揚。得到了朱家的委託書後，朱浤源再度上山查驗。可當工作人員打開77號骨灰罐的編織袋後，卻發現骨灰罐上寫的名字並不是“朱諶之”。朱浤源一下傻了眼，難道幾個月的努力就這樣白費了嗎？他感到萬分沮喪。
後來，朱浤源向殯儀館管理處反映了情況。管理處的劉處長非常重視，他決定在清明節掃墓高峰過後，對納骨塔內所有的無主骨灰罐進行一次徹底的清查，整理那些錯置的骨灰罐。
朱教授、雷先生和徐宗懋的古道熱腸，讓海峽對岸的朱曉楓一家非常感動。“如果不是有很強的同情心，誰會願意翻檢骨灰呢？”李揚說。
曲折回家路
骨灰終於找到了，下一步就是怎樣運回來。開始誰也沒想到，運回來的難度竟不亞於尋找。
2010年5月，朱浤源拿著李揚提供的委託書找到辛亥第二殯儀館管理處，要求代表家屬取回骨灰。但管理處表示，朱諶之的骨灰是當年國防醫學院存放在這裡的，他們只有保管權，沒有處置權。朱教授又找到海基會。海基會的回信說，“此係特案，不予辦理”。
這時，朱浤源也受到了來自單位領導的壓力，領導讓他不要再過問此事。李揚感到不應該讓朱教授承受這份壓力，於是決定自己想辦法運回外婆的骨灰。
“我考慮要辦成這件事需要兩個證明文件。第一，要證明朱諶之的骨灰存在；第二，要證明我們是她的親人。”李揚說。
當時，李揚已經拿到了臺北殯葬管理處出具的確認朱諶之骨灰的文件。那麼，如何證明朱曉楓是朱諶之的女兒呢？這件事讓李揚感到很頭疼。身在南京的朱曉楓更感到費解：“我是她女兒，她是我媽媽，這還需要證明嗎？”可是程序就是程序，一絲也馬虎不得。
朱楓是在解放前去的臺灣。目前，惟一能找到的朱楓的身份證，是1946年在上海辦的，還用的是化名朱靜。既沒有朱楓的身份證，也沒有她赴臺的證明，又沒有朱曉楓的出生證明。“怎麼才能證明她是誰，我是誰呢？”
思量了很久，李揚想到，朱曉楓的檔案裡會不會記錄著她母親的名字呢？如果可以把檔案借出來，給公證處看一看，不就行了嗎？可是到朱曉楓檔案所在地某軍區後勤部政治部一問，李揚發現此路不通。原來，軍人檔案按照規定不得外借。
這下難倒了李揚，難道就此放棄嗎？他不甘心。
他輾轉把啟運烈士骨灰的事，反映到江蘇省司法廳的有關領導。領導一聽朱楓的故事非常感動，認為這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好事，應該支持。在江蘇省司法廳的協調下，軍區終於同意破例外借檔案了。在朱曉楓的檔案中，赫然寫著：母親，朱諶之。憑著這份人事檔案，朱曉楓得到了證明她與朱楓關係的公證書。
有了必要的證明材料，李揚卻不知道應該找哪個部門辦理此事。“一般人誰會遇到這種事兒呢？”李揚笑著說。
由於朱楓烈士是在臺灣犧牲的，李揚想大概應該找海協會試一試。海協會的有關領導看了李揚提供的材料，又聽了朱楓烈士的故事，深受感動。此前，海協會與海基會之間從來沒為民間個人事務發過公函。不過，感動於烈士的事蹟，海協會研究決定破例向海基會發一個公函。
一個月後，李揚收到了海基會的回函。“措詞非常客氣，同意家屬去取骨灰，而且附上了13頁的赴臺說明。”李揚說。
他和妻子徐雲初花了整整一個晚上來研究這13頁說明。研究來，研究去。李揚發現受種種原因所限，他們無法滿足“赴臺說明”中提出的要求。也就是說，他們無法親赴臺灣取回朱楓的骨灰。
難道就此作罷，讓之前這麼多人的努力都付諸東流嗎？李揚不甘心。他又找到海協會尋求幫助。
海協會的同志告訴他，不久之前，一位臺灣女藝人在遼寧出車禍身亡，她的母親來到大陸，順利地把女兒的遺體運回故鄉。此後，兩岸開通了一個專門為運送親人遺體或骨灰的快速通道。可不可以試試這條路呢？
受到啟發的李揚找到了負責此事的民政部下屬的殯葬協會。“正會長、副會長坐了一排，我又把朱楓烈士的事蹟和家屬迫切想迎奉烈士骨灰回家的事情說了一遍。”李揚對紀事君（ID：
bjrbjishi）說。會長們聽完後，非常感動，當場表示一定要促成此事。他們商量了一下，覺得殯葬協會在臺灣的會員單位中國生命集團應該能辦這事。於是，一個電話打到中國生命集團董事長劉添財處。劉添財表示，他們正有此項業務。
此後的幾個月中，李揚又補充了無數公證和手續。中國生命集團的工作人員也多次往返於所在地高雄和臺北之間。11月底，一切手續齊備，朱楓烈士的骨灰終於可以回家了。
抱得忠骨還
2010年12月9日那一天，已80歲高齡的朱曉楓並沒有到北京迎接母親的骨灰。但那一天，身在南京的她，心早已飛到首都機場那間小小的貴賓室中。
朱曉楓9歲就離開母親投身“臺少團”，與母親聚少離多。在她的記憶中，與母親最幸福的時光，就是1946年從“臺少團”回到上海，與母親朝夕相處的三個月。那三個月中，她們同吃、同住。她看著母親忙碌於各種工作，閒暇時候她們則會去看看電影，逛逛公園。
她與母親最後的分別是在1946年的夏天。在吳淞口，朱楓送女兒登上前往蘇北解放區的船。
“雖然知道去了解放區可以吃大鍋飯，共同勞動，母親還是不放心，給了我一塊金鎖片，讓我需要的時候，就掐下來一點，備急用。”
朱曉楓站在吳淞口一艘很小的船頭上，向母親揮手。能去解放區，她特別開心，母親也是。她以為重逢就會在不遠的將來，沒想到與母親再一次“團聚”的路，竟走了漫漫60年。
這樣漫長的旅途，也非朱楓所能逆睹。在即將赴臺之前，朱楓給愛人朱曉光的信中，溫情脈脈地回憶著二人短暫而甜蜜的愛情生活——
我常常想起霞浦路吃茹粥，五岱洋種菜挑糞，嘉陵江畔月黑風高的晚上，你從安樂舊木橋邊候我，在集中營探訪時的感覺和憲兵隊出來後你對我的感情……還有在安陸雲夢通過封鎖線，我曾經黑夜掉在田塍下面，你一次次把我拉上是那樣溫情地，這都使我不能忘卻。
“我們後半生該有了快樂。”朱曉光在回信中這樣憧憬著他們的未來。
而今，歷經滄桑變遷，世事流轉，忠魂終歸故里。
本文圖片由徐宗懋提供，原載於《北京日報》2011年1月11日
感謝《鎮海的女兒朱楓傳》的作者馮亦同先生對本文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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