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高考——追憶天水三代人的高考故事

1977年10月5日,經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後,教育部新制定的高校招生工作意見獲得通過。新意見明確:凡是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復員軍人、幹部和應屆畢業生,符合條件均可報考。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招收的人數佔招生總數的20%至30%。考生要具有高中畢業或與之相當的文化水平。招生辦法是自願報名,統一考試,地(市)初選,學校錄取。錄取原則是德智體全面衡量,擇優錄取。恢復統一考試,由省級命題。招生考試在冬季進行,新生春季入學……

那年·高考——追憶天水三代人的高考故事

1977年我國恢復高考制度

50後

甘肅4000名招生計劃裡我是幸運兒

1977年秋天,已在蘭州工作兩年的董建國突然在工作單位收到了恢復高考的消息,此時,距離考試時間已不足兩個月。

“當時最難的就是找複習資料,高中畢業後,接著就是下鄉、參加工作,時間久了以前的書也不知哪去了。而那時教材又嚴重短缺,我便趕緊寫信託家人、同學、朋友四處找課本。”在董建國有些模糊的記憶裡,他的初中、高中加起來一共上了四年,除了政治、語文、數學外,就只學過物理和化學,而僅有的一點歷史、地理知識全都是自己課外學來的,因此他在報名的時候果斷填了理科。

複習時間是十分倉促的,在單位或者家附近有突擊補習班的考生還能聽一聽輔導,但有這樣條件的地方少之又少,董建國只能在白班與夜班的間隙中爭分奪秒地複習,白天上班就晚上看書複習,上夜班就上午睡兩三個小時接著複習。沒人輔導,也不知道重點,但他仍拼盡全力看書做題。“能看多少看多少,能做多少題就做多少題,能複習到什麼程度就什麼程度。”

那年的高考是在年底舉行,考試時天氣已轉寒,董建國當時的考場在蘭州市南關什字附近的蘭州市二中。“我是騎著自行車去考場的,那年高考一共考了四門,政治、語文、數學,理化算一門。考試都是大題,量小又簡單,卷子滿分是100分,有的設置了附加題,大概能加個20到25分,如果水平超常就可以通過附加題為自己加分,雖然附加題相對難一些,但在總分裡也起作用。”當年的高考試題令董建國印象最深的就是數學,五道大題,一道題20分,一道大題裡面最多分四五個小題。“我們那時候的考卷讓現在的人看,簡直就和小學生的作業一樣,就簡單到那個程度了。但當時全國考生也就那個水平,這也反映出了當時國家的教育水平狀況。”

高考結束後,面對填報志願,董建國心裡犯了難,不知道選擇什麼專業,對學校更是沒有了解。所幸他和一些同學與高中班主任還有聯繫,班主任說:“男學工,女學醫,不三不四學體育,你們報個工科就行了。”

甘肅省當時第一批預選的平均成績是60分,董建國填報了甘肅工業大學,也就是現在的蘭州理工大學。

元旦前後董建國向單位申請了探親假,在家待了十幾天後,回到單位就收到了甘肅工業大學的錄取通知書。

1978年春天,這些“金榜題名”的幸運兒走進了大學校園,興奮之餘他們發現,所在班級同學之間的年齡差異很大。“我們那一屆學生年齡最小的還不滿十六週歲,年齡最大的都已經三十二三了,就是俗稱的‘老三屆’,小孩上小學,爸媽上大學。後來因為沒有達到招生計劃人數,又把分數線降到50分進行了第二批預選,增加了一個‘老三屆’班的‘走讀生’。”

22歲的董建國成為了當時人人羨慕的全國第一批本科大學生。“開學以後,拿到手裡的教材都是油印本,老師刻蠟板後我們自己裝訂的。那時候也買不到作業本,同學們就寫信找親戚朋友從工作單位湊,作業本的封皮看起來大致相同,可裡面的紙卻五花八門,既有橫格、方格的各個單位的稿紙,也有車間的統計表格,就連去實習現場畫個草圖,也都是找的廢紙。”

1977屆的學生從社會各個階層,各種工作崗位上考入了大學,有在職的,也有退伍軍人,生活的磨鍊使他們格外珍惜重新捧起書本學習的機會。

“當時報名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你要取得單位同意,報名手續裡必須有單位蓋章,人家才能接納你。我的同事中就有第一年沒考上,第二年單位不同意報考的,後來好多單位都有這個情況,只要缺一樣手續就沒法報名,更不要說參加高考了。而考完即使分數夠,政審不過關、體檢不合格還是不能錄取。”

董建國覺得很幸運,恢復高考後第一年,全甘肅省招生計劃只有4000人,他最終能被錄取,而那次高考也影響了他之後的人生。

70後

艱苦的復讀歲月讓我奮進

1977年我國恢復高考制度

在那個年代,鐵路系統有接班頂替政策,與孫書英一起上學的很多人,在高考之前便都去上了職業學校,繼而接替父母工作。

“上高中的時候,我爸也帶著我去報了名,可人家要求的年齡是15歲,當時我只有14歲。”孫書英一家人原以為之後還有機會,可沒想到那是接班政策的最後一年。

錯過了接班頂替的末班車,她只能繼續上高中,當時全國高校擴招政策也還未實施,全班幾十個人裡才能出一個大學生,很多人會因為一分之差,甚至0.5分而落榜,所以想要考上大學可謂是難上加難。

第一次參加高考那年孫書英17歲,因考試成績不理想,她選擇了復讀。“實際上,對於第一次高考我似乎沒有太深的印象,當時復讀也是很平常的事。我們學校的兩個復讀班在當時也挺有名氣,招的復讀生比應屆生還要多。”

由於從小到大孫書英都是在鐵路學校讀書,辦學條件要比其他學校優越,其他學校冬天取暖都要生火爐,而他們學校已經通了暖氣。因此,補習那年讓孫書英記憶猶新的事就是做煤餅。

那時,她們補習班的教室在應屆班教室的對面,是靠北山的一排平房,教室門前有一排高大的梧桐樹,夏季梧桐樹的樹蔭能帶來了不少清涼,但進入深秋以後,教室裡全是潮溼陰冷的空氣。

“進入冬天,對面的應屆班教學樓從11月中旬就開始供暖了,可我們補習班一直沒有取暖設施,直到12月20號下了第一場雪,班主任才給我們申請了一點錢買了些面兒煤。當時取暖之所以要用面兒煤,就是因為它便宜,面兒煤買來後要打成煤餅才能燒火。班上農村來的男生會和煤餅,他們把煤渣用水和好後倒進模子裡再抹平,一般是放在外面晾乾,但因為在冬天,煤餅沒被晾乾反而被凍硬了,燒在爐子裡也沒有熱氣,加上窗戶不嚴實,教室裡就特別冷。”那是孫書英人生中第一次手上生凍瘡,而她的腳也腫得跟饅頭似的,晚上回家後便疼癢難耐。

“第一年參加高考,不是很重視,但第二年就不一樣了,迫切地想要考上,不想再復讀。”面對艱苦的復讀環境,孫書英暗下決心,一是要對得起自己吃的這些苦,另一個方面她也不想再受這種苦了,所以卯足了勁,刻苦學習。

那時的高考是在7月,所以大家都會稱之為“黑色七月”。臨近高考,孫書英的心理壓力也越來越大。“7月6日晚上,我從9點多就去睡覺,直到10點多、11點還睡不著,愣是急出了一身虛汗,於是喊來我媽,她給我衝了一杯牛奶,喝了牛奶後我翻來覆去依舊睡不著。沒辦法,我媽便給我吃了半片安眠藥,還好第二天考試時沒有受到影響。”。說起當年的事情,如今已為人母的她甚至覺得有些後怕。

也正是復讀那一年,讓孫書英有了新的認識。“直到現在,我都覺得有很多遺憾,因為之前的三年沒有用功,如果早就有復讀那年的學習勁頭,我肯定能有個更好的成績。”

如今再回頭看,孫書英說很感謝復讀那年吃的那些苦,她也會把自己當年的經歷講給孩子聽,雖然物質條件與當時沒法比,但道理都是相通的,高考這件事,只有努力了才能有回報,只有拼盡全力,才能不留遺憾。

那年·高考——追憶天水三代人的高考故事

90後

無奮鬥 不青春

那是一段充實快樂的日子,心裡只有一個目標,就是考大學。”張科說。

今年24歲的張科2011年參加的高考,現在已從事工作近三年,談及高考的那段回憶,來自農村的他說,雖然當時條件艱辛但精力充沛。激情、奮鬥、青春、夢想這些字眼都是動力,讓年少的他一心想要往前衝。

“當時還會在出租屋的牆上寫一些鼓勵的話語,疲憊的時候看一看就又能鼓足勁。”在張科的記憶中,高三就是在教室與出租屋之間兩點一線的生活,雖然枯燥但很快樂,而這種快樂是從學習中獲得的。

張科曾就讀的是我市一所普通高中,他的成績在班上時常名列前茅。“我們農村來的孩子,吃的穿的比不過別人,但學習好的話照樣也能抬頭挺胸,很多同學會來找我幫他們做數學題,然後再講解題思路,當大家都湊過來聽時,自豪感也會油然而生,那時候的快樂其實也就這麼簡單。”

學習給張科帶來的不僅僅是內心的快樂,還有“鉅額”的獎學金和老師的重視。

“農村來的孩子,姐妹幾個都在上學,條件艱苦是肯定的,從來不在外面買飯吃,早餐一直都是家裡捎來的饃饃或一塊錢4個的饅頭,90元每月的房租就是除學費外最大的一筆開銷。”就在張科讀高三那年,高中開始有了獎學金,張科領的第一份獎學金是2000元,這突如其來的好運讓他高興了整整一個月,但在喜悅之餘,他清醒地認識到,好成績才是最重要的,這使他更加堅定了想要通過知識來改變命運的決心。

“高考前的每天早上,都是六點半左右到學校,而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教室後面黑板上的倒計時,30、29、28……數字在一天天變小,我們都知道這意味著什麼,每天擦掉舊數字,寫上新數字的時候,心裡也在默默地給自己鼓勁,新的一天來了,要繼續奮鬥。”

回憶高考時,張科多次提到了他的班主任。“很感激我的老師,對於一個學生來說,老師的鼓勵非常重要。班主任有時候會叫我們去單獨談話鼓勵,甚至還專門囑託英語老師幫我提高成績,老師對我的期望都如此之大,這更加增強了我的信心,也使我在學習上更加努力。”

隨著畢業的臨近,張科對老師、同學的不捨也日漸濃烈。“那時候校園廣播裡總是播放著輕音樂,其中一首《長亭送別》最是讓人傷感,每天晚自習後走出教學樓,回頭看著那熟悉的一切,心裡很不是滋味。以至於到現在一聽到這首歌,我的腦海中便浮現出當時的情景。”。

與前些年不同,到2011年時大家對高考的關注度已經提升,政策越來越好,設備也相對先進了。“只要拿著准考證,就可以免費搭乘公交車,在每個考點門口也有了金屬探測儀等,進入考場時只需要帶上身份證和准考證,考試用品也不需要考生自己準備,高考生變得既是焦點,也是寵兒。”

“奮鬥了的人生肯定會有所不同。我當時對自己的高考成績還算滿意,但現在回想起來那時的努力依然不夠。如果當時再拼搏一些,或許現在就能有更多的選擇。”

張科說,如今踏上工作崗位,他才發現沒有學歷這個“敲門磚”的話,前方的路真得會越走越窄。考試之前即使老師、家長再強調,但對於考生來說那只是個概念,不會有太真切的感受,只有經歷過了,才能真切明白這個“分水嶺”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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