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那是2008年情人節的前夜。
“喬治”偷偷地從華盛頓特區一間豪華酒店的側門溜了出去。浪漫約會的一切都已準備就緒：他預訂了豪華套間，安排了約會的行程，確認香檳進了冰桶。他已為這次約會精心策劃了幾個小時。
對於一個有地位的男人來說，這樣的策劃更顯得這次約會的重要性。他的整個職業生涯都在追求崇高：嚴懲各種墮落和腐化，保護草根階層的各種利益。
他跟自己說：“我承受的壓力夠大的了，今晚，我要放鬆一下。”
他穿過酒店金碧輝煌的大廳，走進電梯，頓時血脈賁張，因為他期待已久的浪漫激情即將來臨。
然而，這個“喬治·福克斯”的名字只是他用來在五月花大酒店登記用的，此人的真實身份是艾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紐約州的州長，他約會的對象不是他的妻子。
那晚，斯皮策，這位以討伐賣淫嫖娼而蜚聲紐約，不遺餘力地把成百上千的嫖客送進監獄的州長，竟然也成了一名嫖客。
這一場轟動性的醜聞讓他出了名，他的形象和事業毀於一旦。
更勁爆的是，五月花大酒店的那晚並不是他唯一的一次濫情和偶爾的道德失守。相反的，這位反嫖妓鬥士是跨國賣淫集團“皇帝俱樂部”的會員，他曾花幾千美元和該集團的最高級妓女鬼混過好幾個小時。
就是這個人，他曾把倫理和正義作為自己執政的旗幟；還是這個人，曾多次高聲譴責美國家庭價值觀的退步。但這位“9號顧客”（艾略特·斯皮策在該俱樂部的代號，後來這個代號因此出了名）在此後的一個月裡都將和十年以來最臭名昭著的嫖妓案件牽扯在一起，並且作為“道德偽君子”的典範而永存史冊。
當然了，斯皮策並非是一個特例。在我們這個社會里，偽善的例子比比皆是。
想想拉什·林堡（Rush Limbaugh）是怎樣在脫口秀中大罵道德敗壞的癮君子的吧，而他自己卻蒐羅了一堆違禁藥品來滿足自己對氧可酮毒品的癖好。
老牌參議員拉里·克雷格（Larry Craig）在前總統克林頓和莫妮卡·萊溫斯基性醜聞曝光時，公開批評克林頓是“不良少年、沒規矩的男孩”，結果自己卻被逮到在廁所隔間裡發出“猥褻行為信號”（順便說一句，他還是同性戀的激烈反對者呢）。
當這些人一個個地從道德神壇上掉下來的時候，多數人不禁會問：
他們的腦子裡到底在想什麼？他們怎能如此虛偽呢？他們每天把高尚道德掛在嘴邊，卻怎麼做得出與之恰恰相反的事情來呢？
這些問題問得好，也曾被熱議過。但是，問題沒問到重點。
這些人不是故意忽略或用行為對抗自己宣揚的思想的。而是，他們所認為的“正確”是個相對的概念。
偽善並非意味著違背自己的道德信仰，而是在特定的時間、地點，改變自己的道德信仰，使之符合當下的需要。
所以，我們該問的不是斯皮策等人是否知道他們的所作所為是錯的，而是在當時，他們是如何說服自己相信這樣做不是犯錯。
2
研究顯示，如果做壞事的回報非常豐厚，人們的理性會馬上想出充分的理由來證明它是對的。
對斯皮策來說，這個讓他去偷歡的理由可能正是來自工作和權勢的壓力。
對於那些用興奮劑的運動員來說，這個理由可能是贏得比賽後的大筆獎金或頭銜能讓他們更好地養家餬口。
至於林堡和班尼特，上癮就是最充分的理由。
重要的是，我們頭腦能夠想出來的藉口千奇百怪，如果執意要做的話，總有一個能說服自己。
此外，我們的道德判斷，不僅僅是由思考決定的，還是由感覺決定的。
舉例來說，邋遢紙巾——那種皺巴巴的、粘著別人汙穢黏液的紙巾，你看都不看一眼的那種。它在你的腦海裡出現時，你的第一感覺是什麼？
和大部分人一樣，你會有一種噁心、厭惡的感覺。
你會想：“那又怎樣呢？一張用過的紙巾就是髒的嘛。”我們同意這一觀點。這種東西令人討厭，讓人從心底有一種作嘔的感覺。
但有趣的是，坐在一張用過的紙巾旁邊還會影響你對一些毫不相關的事情的判斷，例如同性婚姻或廢物利用。
為什麼？因為噁心的感覺會在你作出判斷之前，先入為主地佔據天平的一端。
舉個例子：在一系列的試驗中，研究者讓參與者根據道德上的可接受程度給各種行為打分。比如表兄妹可以做愛嗎？把死去的愛犬當作食物可以嗎？飛機失事，朋友都遇難了，你被困在冰山上，這時你吃掉朋友的屍體可以嗎？
參與者並不知道，他們打分時所在的房間，是之前被科研人員“裝飾”過的。
其中一半的參與者會發現，房間有點亂——研究人員把乾淨的椅子拿走了，換上了髒椅子；新筆換成了被咬壞了的筆；垃圾桶裡裝滿了用過的紙巾。
結果，髒亂環境裡的受試者給每個道德不端行為打分時，對這些行為的憎恨程度遠比在乾淨環境裡做題的同伴們要高得多。
為什麼？因為髒亂所產生的厭惡感，讓我們的直覺系統對所有之後見到的事物都深惡痛絕。實際上，厭惡感滲透到了下一個進入意識的事物。
所以，當人們被問及多少不那麼光彩的事情時，回答早就準備好了：
好惡心啊！要譴責這些行為！
3
那麼，難道說我們所有人都是偽君子嗎？難道我們所有的道德指針都已折斷了嗎？我們是不是永遠不可能成為有道德的人了？
這些問題的答案是：既是，又不是。
所有人都“可能”是偽君子，但都又不“總是”偽君子。
我們道德的指針並沒有折斷，它只是還未固定好。它運行的方式和大部分人所認為的不同。
研究表明，不單道義是有彈性的，用來衡量道德的天平也是不穩定的，由於被隱藏的心理機制反覆地加碼，它不停地左右晃動。
這並不是說我們天生就是性格上有缺陷的人、軟弱的人或心腸惡毒的人；也不是說，我們對於不光彩的事情，不會感到羞愧。而是說，我們的意念能夠很好地淡化這種痛苦的感覺。
即便是斯皮策，當他給“皇帝俱樂部”打電話時，可能也有痛苦的內疚感。但他那及時行樂的慾望（“我要輕鬆一下，皇帝俱樂部的美女多性感啊”）和警告他要注意長遠後果的聲音（“這會招致家庭和事業危機”）產生了抗衡。
當然，最後我們知道了斯皮策內心鬥爭的結果。
從意念的作用來看，斯皮策和我們都一樣。也許是因為我們的不同心理機制之間存在的鬥爭，或是因為外部環境的改變，當我們想要進行高尚的行為時，結果往往事與願違。
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放棄努力。只要明白一種心理程式的真正原理，就邁出了掌控它的第一步。
4
一般人都認為，想要過上高尚生活的關鍵在於能夠控制住自己的身心。有人說，如果我們從不聽從本能，就不會被無關的感受誤導了。
是這樣嗎？
雖然這一說法部分正確，但並不意味著跟隨理性意識就是上策。
想想斯皮策吧。是他的理性意識而不是情感，讓他的行為合理化，最終導致他走上錯誤的道路。
和人們普遍接受的信條相反，道德，不是單由意志力和理性所控制的。
誠然，有時候自制力能夠引導你做出“正確的”決定，但有時候，聽從你內心的呼喚反而會更好。
我們實驗中的“偽君子”的確認為自己的行為不是那麼糟糕。他們有為自己的選擇辯護的“好理由”：在“那種”情況下，這樣做沒問題。他們對自己的行為越深究，心中越認為自己沒有過錯。
只有當我們阻止了他們的合理化活動，使他們不再能夠調整心中的天平時，才會發現：在他們掩埋著的內心深處，有著因內疚而產生的痛感。
所以，要想避免做出讓自己後悔的事情，第一步就是提醒自己，如果自己感到高興或興奮，不管是因為喝酒還是正度好時光，我們對道德的判斷都會染上感情的色彩。
為我們尋求長遠利益的情感驅力會被壓制，佔上風的是先入為主、及時行樂的短期衝動。
也就是說，當你玩得正開心或正呼朋喚友要好好玩一場的時候，請提醒自己注意，你所感覺到的興奮可能已經讓你的某種制動功能失效。
而在平常，這種制動功能，能讓你在做出第二天會後悔的事情之前遲疑一下。
第二步，我們應該審視自己的內心。
面對道德決定時，停下來花幾秒鐘，傾聽內心的聲音。有沒有內疚？有沒有羞愧？有沒有本能的反感？
如果有，不要忽略它。感受它！
忘掉一切你曾讀到的、關於理性在作決定時的重要性的論斷。在你下意識地分析該如何去做時，如果感受到了發自肺腑的情緒，請權衡一下。
最後一步，保持謙卑可能會讓你少犯言行不一的錯。
不要認為你已經掌握了這個策略，或從此之後每件事都能做對。沒有一個人是聖人。我們都偶爾會犯下道德評判的錯誤。實際上，哪怕一點點的謙卑也用處匪淺。
最近的研究發現，過多的道德優越感常常讓人言行不一，就好像獲取了“放棄高尚行為”的“通行證”。
在實驗中，研究人員先讓受試者選用一組詞語來描述自己——一組是表示品質高尚的詞語（如“大方”、“體貼”），一組是表示德行低劣的詞語（如“貪婪”、“不忠”）。過了一會兒，他們問這些受試者願不願意捐款給慈善機構。
結果，使用“高尚”詞語來描述自己的人，平均只捐了1美元11美分，比用非高尚詞語描述自己的人的平均捐款（5.56美元）要少得多。
把自己描述得高尚並不意味著他們的行為也確實高尚。相反的，鼓吹道德情操似乎給了他們更多的空間，用短期系統唆使他們為自己多撈點錢。
例如，奧羅·蘇爾（Oral Suer），他是華盛頓國際聯合勸募協會的首席執行官。在三十多年的職業生涯中，他孜孜不倦地為當地慈善組織籌集了十億多的善款，但後來人們卻發現，他同時也轉移了鉅額的錢財來“犒勞”自己。
當斯皮策決定放鬆一下時，同樣的現象也出現在他身上。
畢竟，嚴懲腐化的節節勝利在某種程度上也給了斯皮策一張通行證，讓他在索然無味的生活中，時而可以享受一下。
記住，人的心理善於自我反駁和玩弄各種把戲，我們要小心地去了解這些陷阱都隱藏在什麼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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