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餘柯嘉
在日常的人際交往的過程中，圓滑世故似乎是制勝法寶。耿直之人常常因為直言和率性在人際關係中遭遇“滑鐵盧”。但這並不代表“直”本身是不好的，只是人們在實踐之中沒有掌握合適的方法。
“耿直”也要注意方法（資料圖 圖源網絡）
孔子就提倡“直”。他說：“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所謂達，就是本質上正直並且遵守禮義。他認為，一個人能生存是由於正直。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僥倖地避免了災禍。
因此，孔子希望統治者能“舉直錯諸枉”，把正直的人提拔起來，只有這樣國家才有希望。
但是孔子對“直”也有自己的定義。他曾經盛讚史魚為“直”，政治清明時他像箭一樣直，在政治黑暗時也像箭一樣直，可見在任何時候堅持原則是“直”的重要內涵之一。
但孔子並不贊同為“直”而不擇手段。傳說有個叫做微生高的人有正直的口碑，但孔子卻說，人家找他借醋，他本來沒有，他不說自己沒有，卻跑到鄰居家轉借，這也算正直嗎？
孔子提倡“直”，但不贊同為“直”而不擇手段（資料圖 圖源網絡）
孔子認為這是看似忠厚實際上沒有一點道德原則，只知道媚俗趨時。
《論語·陽貨》中對這類人的評價是：“鄉愿，德之賊也”。“鄉愿”的特點是八面玲瓏，四方討好，圓滑世故，左右逢源。
孔子對這種人進行批判：“恐其亂德也”。孟子對此進行解釋：與世俗同流合汙，行為表現看上去忠實誠信，行為貌似廉潔，卻不符合聖人之道。即便大家都喜歡他，也自以為是君子，實際上不過竊取了“德”的美名。
因為孔子認為“人以群分”，所以為人不必做到讓所有人喜歡，只需要使“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就足夠了。可見，孔子厭惡沒有原則的老好人和偽君子。他推崇的是具有“中庸之德”的君子。
所謂“中庸”，是儒家最理想的狀態，指的是待人接物不偏不倚，調和折中，可以因時制宜、因物制宜、因事制宜、因地制宜。
人不必做到讓所有人喜歡（資料圖 圖源網絡）
而且，孔子的原則並非是絕對的“耿直”。《論語·子路》篇有這樣一段記載：“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這段孔子與葉公子高論正直的對話中，葉公的觀點是：如果有一個人的父親攘羊，兒子立即告發了父親，這兒子就很正直。孔子則認為，不論是父親偷羊，還是兒子偷羊，應該子為父隱，父為子隱，這才是正直。
這體現了儒學中重視情理的特徵。因為“孝”是儒家最基本的人際關係，也是人之為人最重要的情感，鼓勵或強迫親屬之間互相告發，恰恰是破壞了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善意和互信，最終導致的是整個社會的道德滑坡。
而儒家倫理所重視的情義，只要人類社會還存在著群居的形式，就不會失去其價值。
但是儒家也並非一味主張親親相隱，還是需要根據具體情況採取不同的態度，根據其對家國天下、宗族親屬、個體人格的利害關係與傷害程度加以權衡。
孔子正是充分看到了情感作為人與人之間最牢固的紐帶的作用，所以才不主張讓“直”凌駕於“情”，這也是我們在堅守為人之“直”時所需要注意的：要充分尊重他人的隱私與情感。
只有在不傷害他人權利的前提下做到“真實”，才是真正的“直”。不把維護自己的品質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這就是“直”需要信守的原則。
隨著時代的發展，雖然人們在談及“耿直”時漸漸帶上幾分戲謔的感情，常用來形容不懂得隨機應變，心直口快的人。
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對真正“耿直”和“真誠”之人的欣賞。如果社會上多一些“直而不屈”的人，不隨波逐流的同時也能做到真誠待人，尊重他人，善解人意，世界一定會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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