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聰明和最優秀的”：華爾街的日常生活
文 | 何柔宛
翻譯 | 翟宇航 等
1998年到1999年之間，當我聯繫在斯坦福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和信孚銀行結交的同事和朋友時，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的受訪人經常凸顯並標榜自己的“聰明”。
這一詞語似乎在華爾街的詞典裡非常重要。我的受訪者聲稱，全世界最聰明的人都來這裡工作；在他們眼裡，華爾街創造了迄今為止全世界最精英的工作社會。幾乎我遇到的所有行政管理人員都一再強調他們的同事如何聰明，他們這家銀行富有多麼“深厚的才華”，以及只要一個企業僱傭了“最聰明的人”，那麼其他的一切自然順理成章。
剛剛畢業於普林斯頓的克里斯·羅根和尼古拉斯·伯恩，分別就職於信孚銀行和美林銀行，他們提到，從新人的角度來看，華爾街最令他們覺得文化上與眾不同的是伯爾尼稱之為置身於“最聰明和最富有雄心的人們”之中的體驗。羅根補充了在華爾街成功的三個素質，即“聰明、努力和進取心”，“其他的一切都被認為無關緊要”。而據畢業於斯皮爾曼學院、曾任摩根士丹利前研究員的凱特·米勒稱，被面試者通常會被告知，他們將會與“世界上最聰明、擁有本世紀最偉大的頭腦的人”一起工作。
這樣的情緒並不僅僅屬於那些充滿渴望的年輕分析師，和那些炫耀他們的行業來獲得應聘者的敬畏的投行代表。剛剛拿到哈佛MBA學位的胡里奧·穆尼奧斯是帝傑證券（Donaldson, Lufkin and Jenrette, DLJ）的一名合夥人，這是一家頗有聲望的精品投行，最近剛剛被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公司（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 CSFB）收購。他說，投資銀行最突出的特徵就是他們的聰明和排他性：
（華爾街的）人們真的很聰明。事實上他們從來不招聘任何（不符合要求的人）……招聘標準很高。他們真正關注的，也是將投資銀行與其他工作環境區別開來的，是他們只針對那些擁有良好學術背景的有經驗的應聘者。（這就）為投資銀行營造了一個高度的精英社會——那些擁有途徑進入某幾所（頂尖）大學就讀的人。如果計算投資銀行招聘範圍內的大學數量，不會超過15到20所。
這種“聰明文化”對於理解華爾街金融機構以及理解投行家們如何從個人和機構的途徑獲得權力，踐行他們的世界觀、輸出他們的實踐，併成為影響深遠的社會經濟變革的典範來說，非常重要。在華爾街，“聰明”遠不只意味著個人智慧，更傳達出一種象徵精英、“深刻印象”、高端地位和專業性的自然而又普遍的感覺，而這些被用作彰顯甚至證明投行家作為美國企業的顧問乃至是作為全球金融市場領導者的價值。
在華爾街被稱為“聰明”，意味著被裹挾進一張關於情境化的實踐與意識形態的網，這張網是由多種機構、流程和整個美國文化共同製造的，賦予高級金融以權威和合法性，帶給部門以巨大的影響力。這種聰明的文化不只是華爾街的一種優良品質，更是一種通貨，一種能夠帶來利潤積累與全球技藝的驅動力量。
聰明的關鍵標準在於具備能令客戶發出“哇”的驚訝聲音的能力，通常而言，這些客戶都是財富500強企業的高管。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雖然專業技能和商業悟性有助於在華爾街創造聰明的頭銜，但它們都被認為是次要的，能夠“在工作中”學會的。這個世界上“最優秀的”、“最偉大的”、“最聰明”的人才，是通過一套認證程序識別和挑選出來的，而這套程序主要靠外表和績效來支撐。
換句話說，聰明必須通過一種能帶給別人深刻印象的特別的外表和身體技藝來表徵和強化；毫不意外，這些諸如穿著無可挑剔的得體、外表時尚、智力敏捷、體力充沛、充滿進取心和活力的特點，是參考了那些典型的上層階級、男性、白人和父權主義的完美投行家形象。儘管此處我主要關注作為聰明的核心要素的精英主義，但在下一章節，我將深入探討聰明被識別和傳遞的“整體包裝”。
是什麼使得投行家們可以自認聰明，又是什麼在最初的時候界定和合法化這種聰明，而正在實踐中的聰明又是哪種獨特形式呢？這些問題在投行家的身份與社會形成過程中愈見明晰：這一過程包括對新近畢業的大學生和MBA的招聘、技能訓練和入職培訓，使他們初入華爾街世界。由此便可以覺察出，正是華爾街行動中的文化價值觀，特別是對霸權式的精英主義的建構和維護，創造了金融市場中的“專家”知識，這一發現真是一種殘忍的安慰。通過招聘和入職培訓的持續實踐，華爾街實現並重塑了它的合法性根基。
我格外關注“聰明的投行家”的建構：他們是由精英學校校友組成的類似於“家庭”延伸網絡的成員，是專業技術和全球性機構的鮮活象徵。殘酷而高強度的工作以及不安定的工作環境鞏固並證明了他們帶給人的深刻印象及其金融影響，這反過來也讓他們能夠將自己的分析與推薦建議的價值內化。在被廣泛構建的華爾街制度文化中——工作經驗和職場激勵映射到精英的成長傳記裡——投行家們不僅自身吸收了關於股東價值的獨特意識形態，同時也將它傳播到美國企業中，而且也推動社會按照華爾街投行家的形象對數以百萬的工作生活進行重新設計與重建。
通過研究同時作為個人和變遷的集體行動者的投行家，我並不想假設一個前提，即“市場”總是行使權力，而是認為那些既在其所處的文化和制度位置中獲得權力又受其限制的投行家們的人生經歷、體驗和實踐，在日復一日中創造了社會變遷和金融的霸權地位。
就像那句話，“只有通過那些‘小故事’，一個人才能開始破解和挑戰那些嵌入觀念中的均質化話語，例如全球化、‘這個’市場和‘這個’國家，通過指出市場不過是由每天的日常和瑣屑構成，我們就能將市場去中心化成一個抽象的能動者和強大的力量，這有助於我們在關於它的獨特性與情境性的全部語境下，理解這種領導權的創建。否則，我們只能冒著特權化、均質化市場中的元敘事的風險，或者將其視為理所當然，講述一種大故事。”
關於招聘
儘管我當時很難意識到，但是華爾街在校園中無處不在，大學生對投行的興趣之強，意味著僅僅作為普林斯頓的一名學生，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可以自動進入對這個社會的參與式觀察中了。在田野調查之後，我回到普林斯頓大學撰寫學術論文，自認為已經擺脫華爾街，返回到象牙塔中來做一些嚴肅的思考和寫作。
但相反的是，這卻像返回到虎穴一般。我當時是一個本科生宿舍的畢業諮詢師。入職的兩週後，我在飯後散步時，碰上一群穿過街道走向拿騷堂（Nassan Hall）的本科生（其中兩個住在我所負責的學生宿舍）。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他們已經把我帶進了美林證券的演講！這大批聚集在各種招聘宣講與信息發佈會的學生，造成了類似於音樂會開場和散場時的校園交通狀況。
我曾參與過1996年的招聘流程，但在大約四年後的今天，由於牛市的推動，校園招聘更加密集，我發現自己參與了無數關於投行的食堂討論，參加了更多的演講，閱讀《每日普林斯頓人》上無休止的投行廣告、動態、新聞與參考建議。在2000年，我同樣有機會接觸到很多華爾街在哈佛大學的文化類演講和實踐活動，因為我的妹妹那時是哈佛大學的一名學生。她為我介紹了很多正參與招聘流程的朋友，加上我之前的投行受訪人很多是哈佛畢業生，所以我能夠充分觀察華爾街與這兩所精英學校之間的聯繫。
比起其他的常青藤學校，哈佛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更是“這些聲名顯赫的華爾街、管理諮詢和其他一些能夠提供類似工作的企業最主要的招聘基地”。就像我的很多受訪者所說，“如果你去了哈佛、耶魯或者普林斯頓，那麼只有兩種職業路徑可供選擇：投行和諮詢。”
這令人驚訝的狹隘性通過我在普林斯頓和華爾街的那段時光已經得到證明：我發現不只是大多數銀行家來自於少數幾個精英學校，而且大多數的本科生甚至研究生都認為，從普林斯頓畢業後唯一合適的生活方向——也是唯一能夠提供一種真正的“普林斯頓式的工作”的崗位——首先是投資銀行，其次是管理諮詢。
作為或許是華爾街最重要的僱員來源學校，一般情況下普林斯頓會輸送數量驚人的新職員到金融服務機構，特別是投資銀行。據職業服務辦公室稱，2001級畢業生中有30%，2003年有37%，2005年和2006年有40%的學生畢業後進入金融服務機構。儘管從2000年到2005年，有470名普林斯頓學生去修習法律或醫學學位了，“但仍有520位普林斯頓學生——大約是普林斯頓畢業後直接選擇全職工作學生總數的40%——決定入職金融服務部門”，這是佔比最高的一個行業。而在不斷挑戰普林斯頓作為華爾街僱員的主要生產者地位的哈佛大學，投行（也包括管理諮詢）同樣為它的學生在畢業時提供了大多數的工作崗位。根據哈佛大學職業服務辦公室報告，在2005年，將近一半的哈佛學生通過“招聘流程去競聘投資銀行和諮詢的工作”。
就像《每日普林斯頓人》的一位學生作者德文·彼得森在2002年觀察的那樣，“每年許多（普林斯頓）學生加入金融帝國是一件習以為常的事情，這就造成了這樣心情愉悅卻有幾分自嘲的笑話，哲學專業（的學生）成為投行家，而曾經很有前途的小說家進入了華爾街。”
這麼多在進入機構之前沒有任何投行專業知識的學生是如何在他們要畢業的時候意識到他們原來一直想去的是華爾街呢，而且這些學生可能曾經一度非常渴望成為作家或者老師。這些富有天賦又出身名門的學生，本來擁有無限可能的未來，又是如何相信投資銀行是他們畢業後唯一可及的最有聲望的職業選擇呢？我認為只有打開這種生命進程中的轉折和與之相伴的話語轉換的暗箱，才能理解整個招聘流程要求並在這過程中使之形成的獨特世界觀、文化關聯和傾向性。
將這些大學生推向投資銀行的力量顯然有很多，舉幾個為例：獨特的校園文化，校友和同輩網絡的影響，成功、聰明與華爾街之間的文化聯繫，職業選擇等級化的縮窄和構成聲望的諸多因素。也許解釋華爾街招聘霸權地位最不證自明的原因就是它的存在主導了整個校園生活：招聘者差不多每週都去學校訪問，即使週末也如此；他們最頻繁地出現在校園論壇、專題討論會和社交活動中；他們在信息通報會上發佈廣告、安排“見面會”，他們發放免費飲料和精緻小吃，這些新聞佔據了每日的校園報紙；他們的企業文化和申請表極容易獲得，既可以通過校園招聘點拿到，也可以在線申請。
整個招聘流程從每學年的第一天開始幾乎滲透到校園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投資銀行和諮詢公司主導了初秋的人才招聘會，定義了構成成功職業的所有條件（揭示了它到底是什麼樣的），他們的出場總是絢爛奪目、光彩照人，人數極多，吸引著學生們的眼球。他們分發最好的禮品包，最有趣的磁貼、馬克杯、飛盤、水壺、帽子和T恤衫，這樣過幾天之後，數以千計的學生就變成了他們的移動式廣告牌，帶著他們的標識行走於校園生活中。在2006年普林斯頓招聘會上，104家企業中有60家企業是金融服務類和諮詢類企業。在2003年的哈佛招聘會上，與會的接近百家的企業中有超過一半是投資銀行、普通金融公司和諮詢公司。這種為象徵著抵達華爾街職場做出的很早而又密集的品牌化活動，這種將投資銀行與通常意義上的“職業”相等同的做法，使學生對成功的觀念變得狹窄，除了投資銀行和諮詢公司外，別無其他。
招聘宣講會當天，投行的代表們會成群結隊踏進校園的中心區域，通常都是學校附近最昂貴的商務酒店。就普林斯頓而言，投行家們會包租一輛大巴，幾輛豪華轎車，甚至一些出租車，來將包括投行家、分析師、交易員在內的30—50人的團隊（他們通常都是校友，並且承擔招聘人員的角色）從紐約載至普林斯頓的拿騷酒店。對哈佛大學也是如法炮製。在劍橋的查爾斯飯店或者職工俱樂部舉辦精心製作的招聘宣講；正在華爾街工作的數十位新近畢業的哈佛學生和經驗豐富的校友擠滿了這些房間。包括近期在哈佛和普林斯頓舉辦的招聘在內的活動讓這些潛在的僱員見證到師兄師姐是何等聰明和成功，因為他們成功地實現了從學生生活到進入華爾街職業快車道的轉變。
1995年，作為研究生的我正在考慮研究華爾街現象。我參加的第一場華爾街宣講會，是由高盛組織的。我抵達普林斯頓鎮神聖的拿騷酒店時有些遲了，迎面而來的是一群身著炭灰色、海軍藍和黑色商務西裝的人。人數上肯定超過150位，這些在校生頂著精心打理過的髮型、穿著職業而筆挺的西裝，湧入酒店的大廳，去聽16位高盛高管——大多數是普林斯頓畢業生的演講。
憂懼和渴望充斥著這個房間：這不是社交的時候，而是一場對“會面時間”和僱主良好第一印象的激烈爭奪。這些大三、大四的學生沒有與朋友寒暄，而是巡視著這個房間，期望能夠留下自己的印記。作為整個房間裡唯一的研究生（我可以看得出這一點），我笨拙地試圖觀察並參與整個招聘流程。而且，我穿著一條皺了的灰色便褲和牛仔布的背心（這是我的整套著裝），感覺到與環境極不相稱。
燈光很快變暗了，以便展示介紹的幻燈片和一段視頻報告。這是對曼哈頓全景的敘事性記錄，那些快節奏的“國際範的”、西裝革履的職員到處旅行或者健步走進企業大樓，精心打扮的投行家們正在開視頻會議或者正捲起袖子與他們的團隊一起工作。敘事者解釋道，華爾街的職業全部都是“與變革打交道”，“世界的變遷越來越迅速，我們需要像你一樣的人”。
當燈光再次亮起，我們將目光轉向招聘團隊。我數了一下，一共有8位白人男性，5位白人女性，1位拉丁裔男性，1位南亞女性和1位黑人男性。其中一位相對年紀較長的白人，是董事總經理（普林斯頓1982級），開始用一種驕傲的語調講話：“我們是普林斯頓的大家庭。我在這裡遇見了我的妻子。普林斯頓的學生會成為最優秀的分析師，所以我們會在這裡招聘很多人。”
其他的演講者都是新近畢業的，通過細數他們的學校來介紹他們自己：哈佛大學、威廉姆斯學院、哈佛大學、普林斯頓、沃頓（賓夕法尼業大學沃頓商學院）、普林斯頓、普林斯頓、普林斯頓。“我來自芝加哥大學。”那位南亞女性苦笑了一下，說，“我沒有其他人那麼聰明。”
接下來那位普林斯頓的董事總經理轉到商業問題上，“兩年的項目彈指一揮間。你們的學習和成長曲線呈指數型上升。你們將與客戶真正地交流互動。你是我們企業團隊的一員；你們的職責可不是複印材料。我們專門僱了10位員工去複印材料，那是他們的全部職責。我們需要的是你們的智慧。”
毫無疑問這就是晚上整場活動的導向性主題。“那麼為什麼你要在這裡工作呢？”一位剛從哈佛畢業的白人男性校友問道。“這是因為，如果你與愚蠢的人在一起，你學到的將會是愚蠢的東西。在投資銀行，人們都非常聰明；因此他們才能得到這份工作。這是一份快節奏的、非常具有挑戰性的工作；而且，你能學多快，他們就能教多快。”
一些演講者強調高盛的職位提供的成為能人的機會，“我們的分析師可以走向世界各地。”其中一位白人男性副總裁，沃頓的校友，說道，“在香港，在悉尼，在倫敦都有我們的分公司。”當然，他把話題一轉，回到整場演講的中心主旨上，用一種讚賞的目光掃射全場，宣稱，“你們都那麼聰明！”
最後，普林斯頓的董事經理起身並宣佈：“讓我們去拿騷酒店的酒吧間休息一下，飲料免費暢飲！”一大群在校生們徑直走向招聘團隊，希望能與真正的高盛高管見面，而我卻在座位上猶豫。
決定加入到這混亂的人群中時，我俯視了一下全場，發現每一位投行家們至少被圍上了2—3層的學生：第一層的學生正爭相去給投行家留下印象，並拿到他們的名片，第二層的學生開始快速地擠進“面談”的位置。人群中給我留下的唯一空間實際上是在演講者的背後，而且還沒有等候線！在那個位置上，我整個晚上主要是在觀察，只有一個人轉向我跟我交談，就是那個來自芝加哥大學的年輕的南亞裔美國分析師，我熱切地握住她的名片，表示我進入了這個瘋狂的流程。
在後續的招聘演講中，我體驗到的情形大致相同：身著西裝的校友進行宣講，“我們只僱傭超級明星”，“我們只從五所學校裡招聘”，“你們是精英”。在這些活動中，我被這些精英主義的宣言（包括“世界級的”大學，關於聰明和全球化的宣傳話語）所觸動，看起來這些宣言體現了每一家投行如何看待自身、世界和他們身處其中的位置的核心思想。
呈現一個“每個人都聰明”的世界和排他性似乎不僅從根本上與成為投行家的標準密切相關，同時也揭示了他們在做的事情的本質。精英主義和他們踐行的金融專業知識與全球夢想之間，華爾街對聰明的宣稱和他們承諾的全球範圍的強大能力之間，究竟是何種聯繫呢？我很大程度上被這些慷慨激昂的演講觸動，因此想去理解這些宏大的，甚至令人迷惑宣告，我決定去華爾街找份工作。所以我從研究院請了一段時間的假，參與到“真實的”過程當中。
“充滿活力的校園招聘季”通常以一場精緻華麗的“簽約日”活動作為結尾，敦促大四的學生們接受這份工作。給出的一些特殊待遇包括“猶他州的滑雪旅行和拉黑爾酒店的晚宴”（拉黑爾是普林斯頓的四星級酒店）。我訪談的每一位大三和大四學生都在談論著整個招聘環節的誘惑：應接不暇的酒會和晚宴；瀰漫在這些高檔酒店和俱樂部當中的精緻氣息。
這裡明顯的暗示就是如果哈佛和普林斯頓的學生加入他們的企業，那麼過不了幾年，他們也可以擁有這些。
普林斯頓校園。來自視覺中國。
在2000年我去哈佛大學拜訪我的妹妹期間，我聯繫到肯德拉·林，一位醫學專業預科學生，她並不想進入投行，但希望去理解“這些天花亂墜的宣傳到底是什麼”，對她的同學們如此著迷於華爾街表現出一種純粹的好奇心。在招聘季開始時，哈佛學生服務公司（Haward Student Agency，HSA），攜手哈佛商業學院、一些頂級投行和管理諮詢公司，資助了哈佛商業領導力項目（BLP），包括幾周的招聘、培訓、社交和關於華爾街金融機構、管理諮詢和一般商業實踐的簡單情況介紹。能夠被選拔參加BLP項目本身就意味著一個尋找“商業領導者”的充滿挑戰的過程，作為很多學生組織的領導者，林完全符合標準。
在描述她對BLP項目的印象時，林說演講者中給她留下最深刻印象的還數高盛的代表們。“他們的確是投行中的精英，能夠為很多美國企業的主管提供關於併購和證券發行的意見。在舉例中，他們談的是在中國和西班牙如何管理大型企業的私有化過程。”而一些非投行的金融機構和一些規模更小的初創型公司（這只是少數）對林而言顯得很平凡，只有像摩根大通、高盛和例如波士頓等諮詢公司才“看起來如此有成就感”並“自視甚高”。這樣的結果就是，所有的哈佛學生都成群結隊地去跟他們攀談。而在演講結束後的雞尾酒會和晚宴上，投資銀行們又強調說哈佛大學培養了最傑出的員工。在談話的結尾，林講到高盛帶給她的愉悅的印象：
我真的很喜歡高盛——插一句，這些公司在招聘學生方面真的很有本事。他們使得哈佛學生感覺他們是最優秀的人。我們有著最聰明的頭腦。這種對哈佛學生的印象通過這些招聘者和商學院裡的人而變得更加深刻。在這一星期中我聽到了無數遍這樣的話：哈佛學生是最優秀的商業人才，因為無論你給他們何種難題，他們都會是那個最快給出解決方案的人……當我離開演講時，我認為高盛是所有投資銀行中的哈佛，只因為他們都知道如何把他們自己很好地銷售出去。
高盛，正如林所描述的那樣，非常努力地把自己營造成哈佛大學的延伸，通過這種方法，確證哈佛大學就是“優秀”這一品質的發祥地。
根據林的說法，投行家們強調他們是如何“擁有完美的生活”。“一位經理說他住在郊區，有一輛小型貨車、一條狗和兩個孩子。這是在說真的！他的妻子畢業於普利茲克（Pritzker，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現在是哈佛醫學院的教授，而他呢，則是一位富有的副總裁。”聽完林對於華爾街招聘演講的最初印象，我向她詢問了她在BLP項目裡一週的體會——包括那些晚宴、社交活動和商學院的案例研究中，她喜歡的是什麼，不喜歡的又是什麼。
林：全都是些毫無意義的閒談。你不得不溜鬚你的招聘者。你必須掌控很多輪面試和隨之而來的更多的溜鬚拍馬，而你一旦進入那裡，你就不得不按照一個商務人士的“生活方式活著”，經常社交、喝酒、參加聚會，奉承更多的人，而且……實際上沒有任何對社會變遷的承諾。
何（作者）：有意思的觀察。你是如何通過這一星期、在這麼早的時候就意識到，人們不得不“過著那樣的生活”？哪些線索讓你覺察到這點？
林：我想是整個BLP項目的創立就已經給了我提示：我是說，他們提供我們所有的飲食，我們的宴會全部是在查爾斯酒店，這些對這樣一群象牙塔裡的孩子來說實在太奢侈了。哦，注意，我是很愛吃鴨子和壽司的！在我們進入酒店開始晚宴前，有一個社交環節他們提供飲料和蘇打水，就是這個給我造成了很大影響。基本上你能夠看到所有這些學生擠成一團圍著那些投行家和諮詢師們去拍他們的馬屁。每一個人都是盛裝打扮——這完全是一種不同的文化。與電影中那些關於商務人士的刻板印象聯繫在一起，你看到的差不多就是那個樣子。
這種將精英學校與投資銀行、“完美的生活方式”聯繫在一起的方法對整個招聘流程而言非常關鍵，正像它所做的那樣，再現了華爾街雞尾酒會上的氛圍，投行家們用一種極為慷慨的、無可挑剔的迎合方式來“奉承客戶”。這些規範是為學生們量身定做的，一旦向他們展示出來，就像林一樣，這些學生立刻就會注意到表現“聰明”的重要性，更不用說華爾街的商業成功是怎樣以出身、競爭式消費和父權規範為前提了。
毫不奇怪，華爾街對普林斯頓、哈佛和其他一些學生的格外青睞和堅持不懈的追求，已經間接影響到學生文化。報紙和宿舍間充滿著對投行工作生活利弊的爭辯，充滿著有關投行家們“實際上在做什麼”的興奮討論，併到處流傳著曼哈頓上流生活的浪漫故事。學生們開始將“投行”看作是一個“神秘而迷人的，相對不確定的世界”。普林斯頓和哈佛大學的校園出版物就可以見證這種集體的沉迷，連篇累牘的新聞報道和評論文章，記錄著“招募瘋狂”，“拒絕投行的陰影”，“拿騷酒店中的溜鬚”，“為那站不住腳的職業辯護”，“招聘的致命誘惑”，“雄心勃勃的戈登·蓋柯”，“新員工”，“未來金融家湧入達爾文式盛宴”，“銀行之痛”，“投行之怒”，“投行如何銷蝕了我的生活”，“投行之外是否還有更多的生活”。熱烈的校園專題討論辯論著投行和諮詢的優缺點，這些專題小組成員們（公司的代表，通常是往屆的該校學生）以兩種職業選擇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來展開對峙，並利用這個平臺來進一步爭取學生加入他們的陣營。如此，那些會講述神話的投資銀行把他們自己描述成解決畢業後焦慮的最好選擇就一點都不令人奇怪了。
儘管我參加的大都是校園招聘的本科生組（同時我也通過了分析師校招項目），但那些從精英商學院招聘MBA作為合夥人（比分析師高一個等級）的項目流程也大抵相同。他們中大部分都是來自頗有聲望的商學院的畢業生，例如來自哈佛商學院、沃頓和（麻省理工學院）斯隆商學院、哥倫比亞商學院等，都有著金融從業經歷。大多數都在投行或者在一些管理諮詢公司做過分析師；而那些沒有金融背景的也有大量的機會在商學院裡修習金融作為“專攻”。毫不誇張地說，所有的MBA學員都遭到各種招聘演講和信息發佈會的狂轟濫炸，而這些往往都是商學院自己的學生金融俱樂部、協會和華爾街投行們自己贊助的。
對於那些MBA，推銷“這種完美的生活方式”一方面被認為是理所應當、意料之中的，但另一方面，也非常具有諷刺意味，因為大多數畢業後就在華爾街工作過的MBA，已經體驗過他們的“生活方式”是多麼令人疲憊、帶有剝削性。然而，對精英社交關係網絡和華爾街影響美國企業的預測則更具有誘惑力。
這種聖意遴選（anoint）在哈佛商學院女性專題研討會上是很明顯的，這是一個為迎合那些年輕職場女性社交和申請商學院而成立的組織，由哈佛商學院贊助，1999年由花旗總部在紐約籌建。雖然被設計成一個開放式的職業論壇，但哈佛商學院的女校友成員們談論的卻大多隻是金融和管理諮詢：“哈佛商學院的女性中30%要去諮詢，40%會去金融和投行工作。”“投行實習來得非常快。你會在你的實習決策前收到一對一的職業諮詢。招聘者很早就在那兒了。”
精英主義的交流互動
他們被宣稱是“最優秀和最聰明的”。他們會很快習慣來自同齡人、父母、求職者和全社會的尊敬、給予他們的地位和欽佩的讚賞。那些最迷戀和依賴於他們所擁有的公認的
“精英圈”資格的人，總是想方設法保留並繼續享用他們早已習慣的高地位，尤其當畢業即將到來。
就像一位《每日普林斯頓人》的學生作者德文·彼得森觀察到的：“四年的時間裡，我們一直享受著自己是最優秀學校的孩子的事實，在這個歷史上最精英、絕對強大的國度……這些投行企業為我們提供了一種保持我們在社會上優勢地位的方法，通過提供其他職業不能提供的通向財富與權力的途徑。”彼得森提到自己正處在權力頂峰，這對於我們理解未來投行家身份建構而言非常重要。
戴芬娜·霍克曼，一位《哈佛深紅報》（The Harvard Crimson）的學生作者，同樣認為，理解這一現象的核心要義，不僅在於對哈佛學生來說，被榮譽、地位和聰明所界定的，必須成為最優秀的是多麼的重要，還包括到底是什麼賦予了華爾街在招聘中的這種關鍵性的競爭優勢。華爾街能夠如此有效地推銷自己，是因為他們知道什麼最吸引這些學生：這同樣也是投資銀行自己所尋求的東西。
霍克曼觀察到，“整個商業世界非常明顯地希望榨取我們的思想、年輕、創造性和職業道德。他們也正確地評估了到底需要用什麼來吸引我們：表現出有競爭力的、負有名望和能夠向上流動……他們知道早在四年前，我們就希望絕對地優秀。我們從不滿足於大學排名裡的第三或第四名。他們捕捉到我們企圖尋找所有事情中的‘哈佛’這樣的意願：在活動中，暑期工作中，人際關係中，而現在又表現在職業上。”
精英學生與畢業後的生活
暗含在這種從大學生到投行家身份轉變中的是華爾街的概念，那就是如果有學生不在畢業後選擇華爾街，那麼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不聰明的”，因為聰明是被追求精英地位的持續拼搏努力行為所界定的。對特定類型投行家的培養和將精英規範特權化，暗含了種族歧視，這一現象在凱特·米勒的職場生涯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在1997年，米勒，摩根士丹利的前任分析師，是公司從曾經的黑人學校中招聘來的第一批職員之一。在以下描述她與一位高級經理的工作經驗中，米勒深入展示了所謂的“聰明”與否，明確取決於學校出身和種族。
好吧，有幾位職員以人品好、對有色人種非常公平而聞名。非常有趣的是，我當時在文字處理中心（是投行中的一層，投行達成交易所需的所有文件都是在那裡專業付印的）工作。在那裡，我正與幾位助手處理一份文件，一位主管（principle，相當於高級副總裁）來到了文字處理中心，談論到那一年他的招聘經歷。然後他轉向了我，當然，他正在跟另一位分析師說話，“你知道的，我確實對我們在曾經的黑人學校招聘存在一些看法。我是說，我知道人們會說，那些能夠上得了這些學校的學生，都足夠聰明，完全可以上得了哈佛和斯坦福，能夠進曾經了這些頂級機構，只是在實際上選擇了到黑人學校讀書而已。然而，我就不同意這種說法。如果他們那麼聰明，他們拒絕過這個國家中頂級學校中的一所，那麼我認為這就顯示出了他們較差的判斷力，我們真應該重新思考一下這種人是否是我們想要為公司招聘的。”
他是這麼說的，我無意中聽到，我猜他一定認為我去的是一所常青藤學校，因為他後來轉向我說，“那你怎麼看呢，凱特？”然後我說道：“好吧，我去的就是一所黑人學校；我讀的是斯貝爾曼（Spelman）。”接著他看著我，意識到自己犯了一個驚人的錯誤，然後說道：“好吧，我想我是誤解了情況。我想你已經有力地反駁了我。”我只是聳了一下肩。那你會說什麼？你已經在那工作了五個月了。你從來沒有真的跟這樣一個人共事過。你們倆不像是有很密切的關係。但仍然很尷尬，特別是想到此人是那群真的認為應該提高公司內部多元化的人中的一員。
由於“選擇”了斯貝爾曼學院，米勒就被認為缺乏判斷力；她不僅從量上看“不夠聰明”，因為她沒有選擇去哈佛或斯坦福大學，而且她還是鄉下而粗野的，不夠全球化。將聰明與這些機構畫上等號，將歷史上的白人學校識別為世界性的、全球化的機構，同時又抹掉了嵌入這些學校中的白人上層男性特權，這些做法只是如何理解優秀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華爾街構建自己優勢地位的核心必然帶來如此的推論，那就是其他的企業、行業“比不上”他們——沒有那麼聰明，缺乏效率，缺乏競爭力，缺乏國際化，缺乏努力工作——所以也就不太可能在全球資本主義的需求中存活下來，除非他們按照華爾街的標準來重構他們的文化價值觀和實踐。就在這樣一種精英治理的反饋迴路中，他們不斷增長的影響力逐漸成為證明他們事實上是“最聰明”的證據。
這裡有必要停下來強調一句，事實上很多學生都已意識到這種聰明的文化，由精英學校、學生和華爾街共同創造，正利用、壟斷著並縮窄了學生們的興趣。凱瑟琳·萊利，一位《每日普林斯頓人》的專欄學生作者，呼籲她的同學們去尋找“抗拒把我們伺候得很好的制度系統的勇氣”：“我們不應該讓那些被成功、金錢、權力或者對最終墮落在普林斯頓‘可以接受的’成就範圍之外的恐懼所驅動的優秀，來指引我們應該怎麼生活。”
很多學生意識到這種霸權行為體現在投行和諮詢已經佔據了他們對未來的期待，已經認識到參與這一招聘流程阻礙了他們對“我們處在世界中的位置和特權”這一問題的反思，因為對緊握特權的渴望已經在這種招聘過程中自然化了。如果一個人的人生目標是使得“資產數百萬的企業變得更加富有”，這是一回事，而如果一個人的目標是“如果不進入高盛，就不幸福”，那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問題的難點就在於學生很難質疑或者反思他們真正對什麼有熱情，更不用說反思與他們已有的特權相矛盾的事情了。相反的是，這些學生更可能依然維持著“明年只有一件事情要做這種可笑的印象”，也就是求諸已被設置好的“典型的普林斯頓工作”。他們認為，這是實現持續向上流動的下一個步驟，是一種確保自己確實是最優秀的和最聰明的不可置疑的跡象。
可以肯定，這種精英管理的巔峰必然是危險的：充滿了階級、種族和性別秩序；充滿了關於聰明的持續而急迫的表現；充滿了依靠位居高處的特殊族群而進行的頗具聲望的品牌化，然而這品牌除了等待貶值並沒有什麼用。正像凱瑟琳·紐曼在很早之前就不斷指出的那樣，美國文化事實上沒有一種文化語庫（cultural repertoire）能夠幫助中產階級理解向下流動的含義，這一事實對那些精英，對那些認為超出或者偏離那維持地位的狹窄通道就是一種地位滑坡或者墮落的人而言，可能更加正確。哈佛畢業之後上哪兒再去尋找“哈佛”？這種複製的推力極其強烈，令人備感折磨。就像德文·彼得森觀察的那樣：“也許最難克服的是放棄社會地位和精英生活方式這一本質上就很艱難的任務。”
—— 完 ——
《清算：華爾街的日常生活》，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
何柔宛（Ho Karen），普林斯頓大學人類學博士，明尼蘇達大學人類學系教授，研究方向為華爾街制度文化、美國企業裁員現象和新自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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