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黎平，原名呂繼熙，出生於1917年，興國縣高興鎮人。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參加革命活動，1932年由團轉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入瑞金紅軍學校學習。曾任紅軍總部一局參謀、前敵總指揮部作戰科副科長。參加了中央蘇區反“圍剿”和長征。1937年任西路軍總指揮部情報科科長。後隨西路軍餘部到新疆，入新疆航空隊學習。1947年後，任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飛行教員隊隊長、訓練處處長，南京航空器材接收處處長。建國後，歷任空軍航空學校、高級航空學校校長，空軍軍長，軍區空軍副司令員、顧問。1961晉為少將。曾獲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2001年因病逝世，享年84歲。
人的一生中，對其投身的事業總有難以忘懷的一些往事。我的以下敘述，就從50多年前，由黨中央營救我們這批在新疆有功無罪而被打入囹圄4年之久的共產黨人，從虎口中脫險，勝利回到延安——我們朝夕嚮往的革命聖地開始吧。
回到延安
經過1個月的跋涉，行程3000餘公里，我們於1946年7月11日下午到達了延安城外的七里鋪。黨中央組織了近萬人夾道歡迎。朱德總司令和一些中央首長親自到場迎接我們入城，到處是親切的笑臉，到處是此起彼伏的口號，到處是喧天的鑼鼓聲。我平生還是第一次置身於如此激動人心的熱烈場面。4年中，我們身陷囹圄，心向延安，真是望延安，眼欲穿，歸心似箭日如年喲！今天我們終於勝利地回到了延安，投入了黨中央的懷抱，我禁不住熱淚盈眶。
在新疆航空隊學習的紅軍幹部回到延安後合影。中排左四為陳御風，左七為呂黎平。
朱總司令逐一和出獄歸來的同志們熱情握手致意。當我走到他的面前時，總司令露出了遲疑的若有所思的神色。我當即跨前一步。哽咽著報告：“朱總司令，航空隊的同志們向您問好！我……我是呂繼熙(我當年的姓名)呀！我……”沒等我說完，朱總司令那溫暖有力的手一把拉住了我的胳膊，激動地說：“是你？！小呂！好多年不見了，我真有點不敢認啦!”還是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及後來的兩萬五千里長徵中，我曾在朱總司令身邊工作了2年多，當過參謀、作戰科副科長。那時我才十七八歲，是個剛摘了“小鬼”帽子的小青年。後來我離開了朱總司令隨紅軍西路軍西征入疆。一晃10年過去了，這時的我已近“而立”之年。歲月的流逝，戰火的薰陶，獄中的磨難，使我的容顏變了許多。難怪連過去熟悉的老首長也不敢貿然相認了。接下來，朱總司令面向航空隊全體同志深情地說道：“你們是黨花了很大心血培養的第一支航空隊，是一支很寶貴的隊伍。你們受苦了，但今天終於勝利地回來了!黨中央和延安人民熱烈地歡迎你們！”
聽著總司令那動情的話語，好似有一股甘冽的清泉注入了我那枯旱的心田。剎那間，我的喉頭髮緊，不勝唏噓，激動的淚水從眼眶裡流出。人道是“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回想起西征路上，仗打得那麼殘酷，我眼中噴火沒有淚；在祁連山中，斷糧無援40多天，我依然樂觀沒有淚；迪化監獄，4年煎熬，鞭抽拳擊，我挺了下來沒有淚。今天，我卻不止一次地流下了眼淚。但這絕不是傷心的淚水，而是歡欣與感慨、幸福與激動交織在一起凝出的淚花。
1938年3月，進入新疆航空隊飛行班學習飛行的呂黎平。
從新疆回到延安的全體同志都住進了中央黨校校部。當晚，朱總司令等中央首長在黨校大食堂設宴歡迎我們。當時延安的生活條件還很艱苦，說是宴會，無非是肉食多些，這與數十年後的今天歡迎宴會上的佳餚美味相比，實在不可同日而語。但我覺得那天晚上吃得格外香甜痛快，這倒是後來幾十年生活中難得碰到的了。
席間，氣氛非常活躍。不一會兒，朱總司令把我拉到他的身旁坐下。他一邊為我夾菜，一邊問我離開他之後隨西路軍西征進疆的經歷，特別仔細地問了我們在新疆學習航空的情況，我一一作答後，總司令說：“我軍在東北繳獲了日偽不少航空器材，中央決定利用那裡的良好條件創辦一所航空學校，為今後建立我們自己的空軍培養人才，去年秋天已派常乾坤、王弼等同志去東北做籌建工作了。”聽了朱總司令的話，我當即表示，希望儘快到東北去，為我們自己的空軍建設早些出力。朱總司令朗聲笑道：“我這個總司令現在有飛機、有機場，就是缺你們這樣的駕駛員哩！放心好了，今後有的是，要你們去幹，而且是要你們去當骨幹，去培養更多的航空種子。不過眼下給你們的第一樁任務，是先把身體養得棒棒的!”
聽了總司令的一席話，我那高興勁就別提了。說實在的，我的手已4年沒摸飛機駕駛杆，早就癢得夠嗆了。如今重返藍天有望，創建我們自己的空軍有望，我真想暢快地喊一聲：“這一天你快快來到吧!”
當年訓練所用的飛機
第二天，百忙之中的毛主席劉少奇同志到黨校禮堂看望由新疆出獄回到延安的全體同志。毛主席親切地慰問我們之後，又請大家吃了頓豐盛的晚餐。
軍人使命
回到延安沒幾天，軍人特有的敏感使我們嗅出了空氣中平添的幾分火藥味。我們私下判斷，看樣子大規模內戰已勢在難免了。
判斷很快得到證實，蔣介石已悍然撕毀停戰協議，妄圖置我黨我軍於死地。蔣軍傾其主力數十萬，先後對我各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
內戰的烽煙瀰漫全國，我們這些昔日的紅軍戰士，一方面坐臥不安，再也無心安於後方休養，紛紛向上級請纓殺敵，渴望早上前線；另一方面又覺得遠離延安多年，對敵我鬥爭全局知之甚少，我軍能否有把握地戰而勝之，坦率地說，當時我們心中還是沒有底的。由此，我們十分希望瞭解當前敵我態勢及戰爭的發展前景。
軍委領導同志似乎非常理解我們這一心境，7月下旬的一天，專門安排軍委作戰部部長李濤同志給我們作了當前內戰形勢的報告。
顯然，李部長作此類報道是個行家，用不著講稿就對我們侃侃而談。他開門見山地把當前戰局概括為16個字：“敵強我弱，形勢嚴峻；戰勝老蔣，很有信心。”緊接著，給我們做了詳細的分析。
最後，李部長以堅定的口吻一字一句地說道：“創建人民空軍，事關長遠大局。中央領導同志下了很大決心，戰局再緊，困難再多，籌建空軍的工作一日也不能拖！望同志們以大局為重，做好去東北的充分準備，一朝令下，即刻出發。我衷心祝願同志們在未來的空軍建設中一顯身手，大展宏圖！”
話音剛落，同志們即報以長時間的熱烈掌聲，感謝李濤同志這一富有說服力和鼓動性的精彩報告。它使我們更多地瞭解了戰爭全局，堅定了我們必勝的信心，同時也掃清了我們心中的一些疑慮，更深地激發了我們投身於黨的航空事業的鬥志。
1942年5月，在新疆航空隊飛行班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時的呂黎平。
航空隊的同志們在瞭解了革命戰爭全局，理解了黨中央建軍的戰略方針後，情緒很快穩定下來了。既來之，則安之，我們一時去不了東北，那就好好休養，抓緊學習，做好充分準備，待命出發。在其後的日子裡，我們自覺抓緊政治學習，每天堅持看書讀報，對於新形勢下的重要政治文章更是再三閱讀。
探訪首長
回到延安以後，探訪昔日的首長、戰友，是我們經常性的一項業餘活動。8月下旬的一個星期天上午，我約了朱總司令當年的警衛員陳御風同志，一道去棗園探訪朱總司令和康克清大姐。
延安時期的朱德與康克清
朱總司令住在棗園一排朝南的窯洞。窯洞顯得挺寬敞。在8月的熱辣辣的陽光下走久了，一進洞內覺得涼爽清新，渾身舒坦。朱總司令過去的警衛員、當時的隨從參謀潘開文同志，一見我倆去了，高興地捅了我一拳：“你倆好大的膽！回來一個多月才來看望，不怕老總擼你一頓？！”我倆摸著腦袋，不好意思地笑了。潘開文同志一轉身走進了朱總司令辦公室，不一會兒就出來示意我倆進去。
朱總司令穿著一身灰色軍衣，一雙粗布鞋，正坐在辦公桌前看電報。見我倆進來向他敬禮，笑著站起來，一手扯我們一個，上下端詳著說：“當年的紅小鬼，都長成大漢子嘍!”我倆坐下後，他首先問我們身體恢復得怎麼樣。我們回答說，組織上照顧得非常好，大夥兒都覺得吃胖了，渾身都是勁，盼望著早日工作呢。朱總司令點著頭說：“坐了4年牢，應該吃點好的補一補。工作嘛，別急，有你們乾的!”接著又問我們在新疆學飛行的情況，駕駛的蘇式飛機的戰鬥性能、訓練的組織方法等等。我們一一作了彙報。朱總司令一邊聽一邊問，還不時地往本子上記幾筆。中央首長不放過任何時機，瞭解掌握現代武器裝備和技術軍種知識的這個細節，使我們強烈地感受到了中央關於儘快組建技術軍種的堅定決心和殷切期望。
談了一會兒，我和陳御風深恐打擾總司令過多時間，就起身告辭。朱總司令伸手一攔，笑著說：“我已告訴炊事員炒幾個菜，請你們吃頓飯，蔬菜是我自己在屋後種的，肉也是我親自醃的四川臘肉，你們不想嚐嚐總司令的生產成果嗎？”
正在這時，康克清大姐也從外面回來作陪了。她說：“你倆在他身邊當參謀、做警衛員這麼久，還不知道他的脾氣嗎？分別這麼長時間，不同他聊聊天，不請吃頓飯，能讓你們走嗎？快坐下。他今天看了粟裕同志發來的捷報，在江蘇又打了大勝仗，特別高興，你們就同他擺擺四川‘龍門陣’吧!”我們早熟悉朱總司令對部下那種平易近人的風度，想到“恭敬不如從命”，就又坐下拉開了話匣子。
朱總司令興致勃勃地把話題轉到了蘇中戰役。他說：“在江蘇中部由粟裕同志指揮的作戰部隊，原來只有3萬多人。蔣軍12萬人全面進攻，氣勢洶洶，結果打了7個回合，就被敲掉5萬多。大部分俘虜經過教育，掉轉槍口，變成我軍戰士了。幾萬件槍支和彈藥都武裝了我們的部隊。託蔣介石“運輸”的福，我蘇中部隊越戰越強，越打越多，現在已發展到同當年我們出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紅軍數量差不多了。接著，朱老總充滿信心地說：“我看，依靠這支部隊，就能扭轉華中戰場的局勢，何況還有陳毅同志指揮的野戰軍主力兵團呢？”說到這裡，康大姐風趣地打斷他的話說：“勝利是勝利，困難也不少。還是把困難估計得多一點好，你同他們不要“吹牛”過早喲。”說得大家都笑了起來。
午飯做好了，我們圍桌而坐。除朱總司令、康大姐和我們兩人外，還有潘開文同志。大家邊吃邊談，說著說著，話題就轉到個人婚姻問題上來了。朱總司令得知我倆至今還沒有戀愛對象，就轉而對康大姐說讓她留心和幫忙。我急忙說：“謝謝總司令的關心，眼下前面在打仗，我們的工作還沒有著落，這事以後再說吧。”總司令又說：“仗要打，工作要做，快30的人，該結婚還得結婚，只要夫妻志同道合，不影響工作就行！”
當天下午，在康大姐的熱心安排和潘開文富有成效的鼓動下，我和陳御風隨康大姐來到了延安保育院。那裡的姑娘們熱情大方地給我們介紹了保育院的情況。倒是我倆因為是頭一遭經歷這種男女雙方不言自明的場合而顯得臉紅拘謹，不大自然地呆了一陣，結束了這場“會戰”。
其實我們航空隊年齡最大的已34歲，最小的也28歲了，論條件、年齡，我們都到了成家的時候。但是我們意識到戰爭形勢非常嚴峻，也即將赴東北建立自己的空軍。兩相比較，大家統一了思想認識——推遲解決個人婚姻問題。後來，我們航空隊的同志絕大多數是在解放戰爭取得基本勝利，以至建國後才成家的。我也是在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結束之後，32歲才與高鷹同志結婚的。
呂黎平與夫人高鷹晚年合影
1946年9月20日，延安上空碧藍無雲。我們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同難友們、戰友們、同志們緊緊擁抱話別，以穩健的步伐向東北進軍！
親愛的黨中央啊！親愛的延安啊!再見！……
閱讀更多 祖國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