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8日，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我黨我軍卓越的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軍委原委員，總政治部原主任，北京軍區原司令員，瀋陽軍區原司令員，國防大學原政治委員李德生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
中共十屆一中全會，李德生被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副主席。
接到總理電話——上調中央
過了兩個多月，1969年7月下旬的一天，李德生正在主持召開安徽省黨的核心小組會議，研究一些地區的形勢，秘書急匆匆進來輕聲對他說：“總理的電話。”電話那邊，沒有經過接線員或秘書的接轉，直接傳來熟悉的周恩來蘇北口音。周恩來直截了當地說：“德生同志，中央決定，調你到北京來工作。”
李德生怎麼也沒有想到會是這樣一件大事，感到太突然了。戰爭年代，戰場形勢瞬息萬變，遇到的突然事情很多，他都能夠沉著應對，可怎麼也比不了這個電話啊！一瞬間，腦子裡轉了十萬八千里。可也就是這一瞬間，他鎮靜下來，誠摯地向周恩來請求：“總理啊，我長期在軍隊工作，經驗不多，水平不高，比較適合在下面工作。建議中央考慮，我是不是仍然在安徽工作好一些。”
周恩來親切地說：“這是中央決定了的。請你安排一下工作，儘快到北京來。”接著，周恩來又叮囑一句：“來之前，給中央辦公廳打個電話，他們會安排飛機去接你。”
7月28日上午吃完早飯，李德生在辦公樓前的院子裡告別了準備為他送行的軍隊和地方領導，只帶了一名秘書和一名警衛員，來到合肥機場，乘上中央派來的伊爾14飛機，直飛北京。
剛吃過午飯，李德生就接到中央辦公廳的電話，請他下午3點到中南海懷仁堂，周恩來將會見他。當天下午，李德生按時到懷仁堂，正坐在那裡看文件的周恩來見李德生來了，站起來同他握手，請他坐下。
周恩來親切地向李德生說：“德生同志，毛主席、黨中央決定調你到中央來工作，從現在起，你將參加中央政治局的活動。除了黨的工作以外，還有軍隊和政府的工作。現在想徵求一下你的意見，你覺得主要是在軍委工作，還是主要在國務院工作？”
這件事情在九大之後，毛澤東已有考慮。周恩來按照毛澤東的設想，在中央有關會議上談定：調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會紀登奎、李德生到中央工作。討論的情況，周恩來於6月25日，7月3日，兩次書面報告毛澤東，“確定紀、李兩人除了參加中央集體會議、接受臨時任務外，均參加國務院業務組，並保留在外省和軍隊所兼的職務。李德生還固定管理軍委辦事組的總政治部工作。”周恩來找李德生談話，是想聽聽他的想法。
當時，李德生已經在安徽工作近兩年了，覺得抓經濟建設，抓工農業生產，還只是開了個頭，有很多需要研究解決的新問題，使他感到很有興趣，很有幹頭。軍事工作，周恩來曾經講過，仗十年內打不起來。兩者比較，他認為和平時期，搞好經濟建設，更是為人民謀福利的大事，更有幹頭。他思忖片刻，鄭重地回答說：“我在部隊時間長了，願意幹地方的事。”他的回答讓周恩來感到有點意外。
周恩來聽了李德生要求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工作的意見後，微微一笑，身體前傾，說：“德生同志，中央已經決定了，你除了參加中央政治局的活動和中央臨時交代的任務外，還參加軍委辦事組和國務院業務組的工作，是這兩個組的成員，兩個方面都參加。同時，仍然兼著安徽省、安徽省軍區和十二軍的領導工作。”
周恩來的話，同樣出乎李德生的意料。被調到北京工作，已經使他很有壓力，沒想到要參加中央黨、政、軍的全面工作，而且原來的工作都沒有免。中央幾個方面的工作，儘管只是一個成員，但是這個成員的擔子千鈞重啊。
李德生回到京西賓館，各方面已經開始送來文件，秘書也開始接到各方面的電話，李德生開始一點點熟悉情況。他看到這麼一會功夫，就送來這麼多的文件，想到中央工作範圍那麼大，頭緒那麼多，情況那麼複雜，詼諧地向秘書說：“到中央工作，我可真像班長到了軍部啦！”
1972年，李德生陪同周恩來會見日本友人。
毛主席單獨會見——指明方向
就在李德生到北京幾天後，周恩來通知李德生，毛澤東要會見他。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單獨會見李德生，第一次向李德生交代任務，指導他的學習和工作。
這天下午，李德生隨周恩來到了中南海，進入了毛澤東的住處。
李德生想起，早在34年前的1935年，一、四方面軍在四川長征路上會師，作為四方面軍普通戰士的李德生，遠遠地看到過毛澤東。只是依稀記得毛澤東修長的身材，清瘦的面龐，走在一方面軍的大隊中間。全國解放後，有幾次參加全軍會議，受到毛澤東和其他領導同志的接見，可都是有那麼多人，隔那麼遠。八屆十二中全會、九屆一中全會，和毛澤東有簡短的對話，也是在大會上。現在，毛澤東將單獨同他見面，單獨同他談話，毛澤東會談些什麼問題呢？自己要做些什麼準備呢？
李德生還沒有想完，就已經看到毛澤東身著一身淡黃色半舊的睡衣，正坐在沙發上專注地看書。李德生第一次近看毛澤東。只見他那寬闊的額頭，充滿智慧的眼神，被陽光曬得黝黑透紅的膚色，並不顯出已有76歲的高齡。李德生迎著毛澤東的目光走上前去，問候道：“主席好！”毛澤東寬厚的大手，緊緊握了握李德生的手，拍拍一旁的沙發，讓李德生坐在他旁邊。李德生順著毛澤東的手勢，在他的身旁落座。李德生舉目環顧一下週圍，看到毛澤東的辦公室兼書房兼會客室的房間裡，半圈沙發茶几，滿牆書櫃，有的書裡夾著紙條，有的書打開放在桌上，但是看不到成堆的文件。看來，毛澤東是把處理大事和看書學習緊密地結合起來了。毛澤東勤奮的學習態度，淵博的知識，豐富的鬥爭經驗使李德生油然起敬。但他不知道毛澤東將會談些什麼話題，依然感到有點拘謹不安。
毛澤東顯然看出李德生不自然的神態。他隨手拿起周恩來放在茶几上的花鏡，戴在臉上試試，很隨意地問李德生：“你53歲了，是不是也要戴花鏡吶？”
李德生沒想到毛澤東詢問自己的第一句，竟然是這樣一個極輕鬆的家常話。他居然沒忘記自己的年齡，問了這麼一個極普通的問題。於是比較自然地回答說：“看文件、看書都要戴花鏡了。”拘謹緊張的心理，開始消除。
話頭打開，毛澤東海闊天空，談起安徽的歷史，地理，談起鳳陽出了朱元璋，談了八公山草木皆兵，談到安徽出了陳獨秀，接著談起黨的歷史上的路線鬥爭。周恩來偶爾接過話題，補充兩句，或者插話談談安徽當前的形勢。李德生能夠接上話的不多，他只有靜靜地聆聽。
李德生多年革命生涯中養成一個特點，就是無論在什麼場合，在什麼領導人面前，他知道的就講，不知道的決不強不知以為知。有人說他是大智若愚，有人說他是厚道。其實，他就是這樣一種實實在在，或者叫作實事求是的風格。在毛澤東面前，他依然是這樣一種“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態度。這樣實事求是的態度、風格，為他以後在中央工作，正確處理各種問題，起到很好的作用。
毛澤東看出這位放牛娃出身的紅軍將領很實在，可惜知識面有侷限，但是他不強不知以為知，不隨聲附和，是很坦誠的人。就問他：“你平常愛讀什麼書啊？”
李德生回答說：“主席，我文化程度不高，除了學文化，只是讀一些軍事理論方面的書。”李德生雖然讀書不多，但凡是他認為重要的書、重要的文件，他會反覆閱讀，有了新的實踐體會，又會對照閱讀。
毛澤東抓住這一題目，提醒李德生：“你打了好多仗了，光讀軍事書籍不行啊，還應該讀點歷史、文學、科學技術方面的書。做領導工作，什麼都要知道一些嘛。”緊接著又講了好多典故。周恩來適時向毛澤東彙報了李德生工作的安排和李德生的意見。
李德生依然擺脫不了深深地負重感，趁著這個機會說：“主席，我感到職務太多了，擔子太重了，擔心幹不下來。我想，安徽省和南京軍區（當時李德生已經是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十二軍軍長）的職務是不是可以免掉。”
毛澤東看了李德生一眼，擺擺手說：“不要免，不要免，一個也不要免。南京的不要免，安徽的也不要免。”毛澤東關切地說：“德生同志，你是一邊工作，一邊學習。我建議你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北京工作，三分之一的時間讀書學習，三分之一的時間到下邊搞調查研究。”
周恩來及時提醒：“德生同志，就按主席的指示，大膽地工作。”
1973年11月19日，李德生（右三）陪同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越共領導人阮友壽等。
會見持續了近一個小時。李德生聽毛澤東這樣高屋建瓴地談學習，談工作，覺得腦子豁然開朗，激動不已。他回顧每次工作調動，上級領導談話，總是肯定前一段工作成績，介紹新單位的歷史榮譽、工作環境、人員情況，他應該怎麼做，應該注意什麼。儘管有的領導講得具體一點，有的講得原則一點，大體都是交任務，提要求。可是今天主席的會見，既不談具體工作，又不提具體要求。他覺得這樣的交代任務，像後來他經常聽到毛澤東愛說的一句話，“不唱天，不唱地，單唱一本《香山記》”，只講範圍極其廣闊的學習問題，是從戰略上給他指明方向。
李德生回到京西賓館，反覆回憶毛澤東的談話。他領悟到，毛澤東是要求他刻苦學習，向書本學習，向歷史學習，向群眾學習，向實踐學習。只有開拓自己的視野和知識面，才能在中央工作很好地開展工作。毛澤東為什麼不允許他辭去安徽省和南京軍區、十二軍的職務呢，就是不讓自己脫離實際。位置越高，越不能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在下面工作是這樣，在中央工作更應該是這樣。這應該是毛澤東諄諄教導的良苦用心。
1972年，時任總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陪同葉劍英副主席參觀全軍美展。
1973年5月1日，李德生（前左二）與李先念（前左一）在頤和園和群眾一起歡慶勞動節。
1978年，李德生（左四）、許世友（左三）、曾紹山（左二）、江擁輝（左五）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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