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離休那天起，她就把人生的座標定位在從事扶貧工作上，她想為全中國人民都過上好日子出一點力。她想，父母早年投身革命，為國家的富強奮鬥到最後一息；三舅蔡和森被敵人用大鐵釘釘在牆上，死得壯烈；二舅被敵人砍死，扔到河裡，染紅了河水；舅媽向警予被敵人殺害時，只有31歲。親人們的行為和壯舉是她人生的一面鏡子，永遠激勵著她。
1924年的初春，一個漂亮的小姑娘誕生在美麗的塞納河畔，因為母親的法文名字有兩個“T”，所以，外婆葛健豪為外孫女起了個非常特別而有意義的名字——“李特特”。
李特特的父親李富春曾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母親蔡暢是我國婦女運動的先驅和卓越領導者、全國婦聯原主席、全國人大原副委員長，舅舅蔡和森、舅媽向警予在風華正茂之年為革命獻身，是全國人民敬仰的革命先烈。李特特家中客廳的三面牆壁上，掛滿了外婆、父母、舅舅、舅媽的照片，這些年代久遠的照片有一種穿透歲月的獨特魅力，同時也折射出李特特的特殊家庭為共和國的付出與貢獻。
李富春蔡暢之女李特特
深受外婆影響
李特特的生命幾乎是外婆給的。1923年，母親蔡暢與父親李富春在法國結婚不久，便發現懷孕了。“為了革命，母親差點要墮胎，終止我的生命。但是遭到外婆強烈反對，甚至說她寧願放棄做工，也要撫養外孫女。後來，母親才同意生下我。革命意志堅決的母親，在產床上便做了絕育手術。”李特特的回憶充滿了對外婆的懷念和感激。
“外婆堪稱中共黨史上一位傳奇人物。她16歲結婚，生了三兒兩女，其中舅舅蔡和森、媽媽蔡暢都是中共第一代著名的革命家。她50歲時賣掉了孃家陪送的嫁妝，湊足學費和兒女們一起走進省城學堂，之後又一起去法國留學，成了中國第一個赴法留學的小腳老太太。”
（葛健豪（1862-1943），湖南雙峰縣人，蔡和森、蔡暢之母。出身於書香門第，早年結識清末鑑湖女俠秋瑾，深受革命思想影響，支持子女參加社會革命，探索救國救民之路。1919年，年逾50歲，隨子女漂洋過海赴法勤工儉學。圖為葛健豪在法國蒙達尼公學時所攝。）
（1927年向警予從蘇聯回國，途經長沙與家人合影。大人左起：向警予，葛健豪長女蔡慶熙，蔡慶熙之女劉千昂，葛健豪丈夫蔡蓉峰，葛健豪。小孩子左起：蔡和森之子蔡博、女兒蔡妮，蔡暢之女李特特。）
“外婆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她不僅支持兒女參加革命，還出售自己刺繡的湘繡製品籌集黨支部的活動經費；她不僅呵護自己的兒女，也同時關愛周恩來、鄧小平、趙世炎、李富春等和兒女們一同革命的青年們，成為大家共同的革命母親。鄧小平直到進入老年，還經常想起外婆當年給他做辣椒麵條的場景。”
葛健豪（後排拄手杖者）、蔡暢（前排左一）、向警予（前排左四）在法國蒙達尼女子公學時與同學合影。
“誓死保衛莫斯科”
1938年底，中共中央決定將一批革命烈士遺孤和部分中央領導同志的子女送往共產國際在莫斯科開辦的國際兒童院學習。李特特也在那時踏上前往蘇聯的路途。李特特的俄文名字叫做羅莎，是俄語“玫瑰花”的意思。這朵幼小的“玫瑰花”，與蘇聯人民一道經歷了長達四年的反法西斯戰爭。
1940年夏天，李特特進入伊萬諾沃第一國際兒童院學習。衛國戰爭的爆發，結束了兒童院平靜生活。孩子們停了課，開始上山伐木備燃料，進工廠勞動，製造子彈。李特特和其他一些國際兒童院的大孩子開始軍事訓練，準備參加後備軍。軍訓時，時年17歲的李特特每天要負重二三十公斤，完成八九十公里的滑雪行軍任務。李特特還曾獲得“輕機關槍手”證書。
“德國軍隊離莫斯科市只有60公里時，一個炮彈就能打進莫斯科。”李特特回憶說，“即使在那時，我們仍然堅信蘇聯紅軍定會戰勝德國軍隊。當時沒有一個人害怕，因為敵人來了的時候，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如果怕死，那就要當亡國奴。”“在零下40多度的嚴寒裡，我們與全莫斯科人民一起挖反坦克戰壕，泥土凍得比石頭還硬，血從棉手套裡面滲出來，後來就乾脆不戴手套，血就和泥土混在一起。”“我們那時每天只吃一些黑麵包，裡面摻雜著土豆加工後剩下的渣，還有麥殼。有時就睡在臨時搭的帳篷裡，穿著大棉衣擠在一起取暖。地上是乾草，上面鋪一層薄毯，我們就睡在那上面，凍得睡不著覺。”
1940年，周恩來、鄧穎超到莫尼諾國際兒童院看望中國學生們，左一為李特特。
“在戰爭年代，對領袖的深深熱愛讓蘇聯全民團結一心，我們也參與其中，直至戰爭勝利。”斯大林當年在紅場閱兵式上的講話，深深鼓舞著李特特，“誓死保衛莫斯科”、“誓死保衛斯大林”的思想在她腦海裡根深蒂固。“蘇聯文藝作品對我們的影響太大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靜靜的頓河》這些作品，讓我們從小受到一種教育，那就是：深深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李特特笑著說。
面對艱難 毫不退縮
衛國戰爭結束後，特特考上了莫斯科技術工程學院，但戰後流行的斑疹傷寒她未能倖免。連續12天40℃的高燒，她已奄奄一息，要不是被送到克里姆林宮緊急搶救，她就沒命了。生病一年，學習被耽誤了。母親鼓勵她說，中國是農業國家，你最好改學農業，將來能更好地為祖國服務。聽了母親的話，特特轉入蘇聯季米里亞捷夫農學院學習生理生化。
1952年，特特學成回國，很快在華北農業研究所(即中國農業科學院的前身)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回國後，她才知道，生理生化是基礎理論學科，在國內不是馬上用得上的。當聽說蘇聯“老大哥”準備在黑龍江省集賢縣幫助我國建立一座現代化的友誼農場時，特特欣喜萬分。她想，自己是學農業的，在那裡一定可以大有作為。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父母，得到了他們的鼓勵和大力支持。一向嚴厲的母親還特別叮囑說：“你在國外十幾年，還不瞭解中國，應該下去鍛鍊鍛鍊，這樣才知道中國需要什麼。”她脫掉了西服裙裝和高跟鞋，換上了樸素的列寧裝，準備為建設新中國的大農業奉獻自己全部的光和熱！
1947年李富春、蔡暢在東北。
特特是李富春和蔡暢的獨生女。然而，特特的生活經歷卻充滿了坎坷。
1947年，特特結婚了，丈夫瓦利亞是她的同學。這門親事雖然談不上門當戶對，但作為異國紅軍的後代，卻也“根正苗紅”。婚後，特特生了一個男孩，為了不影響她的學習，母親蔡暢把外孫帶回身邊撫養。1952年，瓦利亞與特特一起回到中國。正當特特為事業奔忙的時候，瓦利亞卻另有了新歡。
1955年春天，特特帶著婚姻破裂的創傷，懷抱著兩個月大的老二來到北大荒。一望無際的草地，渺無人煙。墾荒大軍到農場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親手搭建棲身的“地窩窩”——半臥在地下的低矮草棚，還要在“地窩窩”裡壘起一個能睡十幾個人的大通炕。北大荒的春天很短暫，剛脫下冬裝，夏季接踵而至，蚊蟲和“小咬”也撲天蓋地而來。可憐的小兒子被蚊蟲叮咬得渾身是包。照特特自己的話說，孩子的小腦袋被咬成凹凸不平的大核桃，身子活像一條大苦瓜。看著孩子被叮成這個樣子，特特心疼極了。農場剛剛建立，在零下40˚C的情況下，口糧都要從外面調運進來。夏季雨水多，農場與外界相通的惟一一條土路變成了一個個的爛泥潭，農場經常面臨斷糧的威脅。由於營養不良，李特特很快就沒有奶水了。她只得把玉米渣子煮爛了喂孩子。孩子經常鬧腸胃病。特特只好將少有的饅頭省下來，烤乾、磨碎，再調成糊狀餵給孩子。
李特特是經歷過蘇聯衛國戰爭艱苦環境鍛鍊的，而北大荒拓荒生活的艱苦大大超出了她的想象。面對艱難，特特沒有退縮，也沒有向父母說過一句訴苦的話，因為她知道，母親不會給她退路。
李特特和大家一起苦幹，終於迎來了北大荒第一個大豐收。望著黃燦燦的大豆堆成了山，被太陽照得金閃閃的，特特心裡真有說不出的高興。她把兒子放在大豆堆上，任他盡情地爬呀、滾呀。用勞動的汗水換來的幸福，使特特終生難忘。
老年走上扶貧路
1987年，李特特離休了。父親李富春是新中國的開國副總理，長期主持國家的經濟工作，國家經濟部門的現任領導許多都是他的老下級。特特離休時，有人請她去特區辦公司，也有的大公司請她擔任“名譽董事長”。但特特毫不動心，一一婉言謝絕了。
1972年李富春與蔡暢在中南海家中合影
面對即將開始的離休生活，浮現在特特眼前的卻是祖國西部貧困地區的荒涼景象。她在農科院從事的是放射性輻射對生物的效應研究。每次核試驗後，她都要到試驗基地進行現場監測和試驗。途經內蒙、陝西、甘肅時，她看到許多地區除了黃土，連根草都看不見，十年九旱，靠天吃飯；有些地方，農民家裡家徒四壁，鄉長開了介紹信，帶著農民外出討飯，新中國竟然還有如此貧困的地方！從離休那天起，她就把人生的座標定位在從事扶貧工作上，她想為全中國人民都過上好日子出一點力。她想，父母早年投身革命，為國家的富強奮鬥到最後一息；三舅蔡和森被敵人用大鐵釘釘在牆上，死得壯烈；二舅被敵人砍死，扔到河裡，染紅了河水；舅媽向警予被敵人殺害時，只有31歲。親人們的行為和壯舉是她人生的一面鏡子，永遠激勵著她。
1920年5月，蔡和森與向警予兩人在法國結婚。
1989年3月13日，中國扶貧基金會成立了。立志扶貧的李特特榮幸地成為扶貧基金會的一名理事。扶貧的關鍵在於資金，而中國扶貧基金會成立時，國家只撥了10萬元的開辦費。因為是非盈利性的民間組織，所以基金會也不能從事任何經營活動。這樣一來，資金成了“扶貧”的最大問題。
為了找錢，李特特開始到處去“化緣”，為此“磨破了嘴，跑斷了腿”。“你要讓老闆出錢，太困難了！你不替人家辦事，人家憑什麼白給你錢？你要對老闆有貢獻了，他才會為你給你點小錢。”於是，李特特拉下老臉了。有一個搞房地產的老闆答應給錢，但條件是讓李特特為他想圈的一塊地皮去跑“批文”。“為了這個老闆的要求，我跑了一年吶，低三下四地求爺爺告奶奶。那些機關裡的小處長們，我見了都是點頭哈腰‘您’啊‘您’地稱呼。有些老姐妹知道後，都勸我說：‘算了吧，老革命如今要看小處長們的臉子，難受不難受？你乾脆打電話談吧，省得看人家的臉生氣？’可在電話裡聽他們跟我這麼大年紀的人打官腔，心裡更難受啊！我只好求他們：‘求求你們了，積點兒陽德，做點兒好事，幫幫貧困地區的人吧！’沒成想他們也求上我了，說‘李老，饒了我們吧，這事兒我們承擔不了啊！’我說：‘怎麼是我饒您呢？是求您吶！您也像我一樣，硬回頭皮幫幫忙吧！’就這樣，求了多少人，打了多少回嘴巴官司，替老闆把事辦了，替他們把財發了，可最後老闆給錢的時候，還擺副臭架子，就好像我‘要飯’一樣…”
後來，李特特的臉皮也“磨厚了”，聽說哪兒有個會，就急火火地去，先介紹扶貧工作的情況，拿貧困地區失學兒童的照片給人家看，然後就談。“我們搞扶貧支教，你們給點資助吧”，“××地區的兒童上不了學，你們建個學校吧”，再後來，學會了搞“公益性宣傳”，弄個免費廣告啦，搞個扶貧義演啦，反正挖空心思籌錢支援貧困地區的發展。
李特特和扶貧基金會的同事們克服重重困難，先後在西北和西南等缺水地區修建了1000多口防滲漏水窖，解決了當地的飲用水問題；在貴州安順地區實施搬石造地項目，使百里荒灘、石坡變成了可耕的梯田；在貴州省六枝縣梭稜嘎村建立了“希望小學”；在四川涼山州實施了安居工程。李特特還用自己的錢資助貴州貧困地區失學的苗族兒童。84歲高齡的她，還在關心和參與“中國扶貧基金會遠程教育平臺”的建立。20年來，李特特跑了近150個貧困縣，經她手的資金已有兩千多萬元，這些錢一分不少地落實到了扶貧項目中。
從外表看，李特特纖細秀氣，而革命家庭和人生經歷卻為她煉就了一副錚錚硬骨。她從來不怨天尤人，而是靠自己腳踏實地去奮鬥。她說：“我父親被黨內的同志稱作‘毛驢子’。他吃的是‘草’，揹負的卻是黨的重託和國家經濟工作的重荷。向老一輩學習、做他們那樣的人，對我來說，完全是發自內心的，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
如今，那個出生在法國巴黎的小女孩已經進入耄耋之年。她雖然銀髮皤然，卻腰桿挺直，精神矍鑠。她至今還保持著俄羅斯人常年穿裙子的習慣，即使在寒冷的冬季，出門時也只是套上一件寬袖的薄大衣。她經常自豪地說：“我是經過零下40℃考驗的！”她雖然生在巴黎，在莫斯科度過她的少女時代，但在她家的餐桌上似乎看不到“洋味”，每每談起外婆做的湖南家鄉菜，她的臉上便會閃爍出童年的笑影。在尋找幸福的漫長的征途中，她永遠青春常在。（呂璐）
本文系《祖國》雜誌採訪，原文刊登在《祖國》雜誌2008年10月上期。
閱讀更多 祖國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