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一則新聞轟動了全日本：
法務省決定
為慶祝2019年的新天皇即位
將於同年實行“大赦”
去年6月，日本國會宣佈明仁天皇將於2019年退位
政令一出，立刻在日本引起軒然大波。
網民在網上激烈抨擊“大赦”所必然造成的負面影響，主要為對法制的侵害以及對公理的褻瀆；
一些民眾也舉行了遊行，示威反抗。
就在前幾天，該事件發生時隔近一年後，國會再度發文稱“將對‘恩赦’制度進行反思。”
又一次將“大赦”的話題推到了輿論中心。
「新帝登基，天下大赦」，這種傳統意義上的赦免制度在中國歷史上並不罕見。
每逢改朝換代，或是新皇繼位，朝廷總是要大赦天下，以示恩澤。
同樣的習俗，也存在於朝鮮和日本等東亞文化圈的國家的歷史中。
但在21世紀的現代國家裡，仍舊承襲“恩赦”這種特殊制度的並不多見。
日本算得上是其中實行“恩赦”較為頻繁的國家之一。
迄今為止，在日本現行憲法下已頒佈過10次“恩赦令”，其中較為有名的有：沖繩本土迴歸（72年）、昭和天皇逝世（89年）、平稱天皇即位（90年）、皇太子德仁大婚（93年）等。
值得注意的是，93年的恩赦並沒有頒佈政令，而是實行了“特別基準恩赦”：針對案件共計1277件，其中因違反《公職選舉法》而獲罪的案件有945件，佔比高達74%（包括特赦、減刑及復權）。
官方的目的很明確，旨在於恢復一些人的公民選舉權——然而這些人中，多與政界人物有所牽涉。
日本民眾很不看好這一赦免，反對聲和批判聲不絕於耳，曾一度導致皇室公信力降低，由此也激起了日本民眾對憲法公理性的討論。
始皇登基，大赦天下
由於天皇的存在，日本至今仍保留著很多明治以前的傳統，因此有些制度與日本相對完善的法制體系相沖突。
類似於“恩赦”這樣的制度，在法治社會中顯然是不合理的：由權力機關行使其行政權，不根據司法機關審判，消除
其對某個或某一範圍內罪犯的刑罰權，變更審判的內容、效力。從前文我們可以看到，個人情感等主觀因素往往在其中佔有主導成分，所以這種制度根本就是與法治相矛盾的。
不過對於這一點，有一些日本網友也會表示：“對於冤案、錯案而言，實行‘恩赦’難道不是對過去的誤判進行的一種補救嗎？”
答案是：當然不是。
在一個法制健全的國家，對於冤假錯案，司法機關有其專門的一套再度審理和檢查機制，並不需要由權力機關出手干預。
雖然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例如相關法律條文缺失、或公理與現行法律不符時，存在合理的赦免權，但一般都會以“特赦”的形式出現，而非“大赦”。
特赦(Pardon)不同於
大赦(Amnesty)。前者適用於個人，後者適用於群體。在任何一個存在赦免權的國家的法律中，都應有區分二者的條文。
日本憲法中，兩種不同的“恩赦令”
《日本國憲法》第七條第6號，“天皇依據內閣的建議及認可，對國民進行……大赦、特赦、減刑、免除刑罰和復權 。”
從這一條能夠看出，“恩赦令”的頒佈其實與現行憲法中“天皇不得干政”這一原則略有出入。
雖然名義上國會仍有權否決天皇頒佈的政令，但像“大赦天下”這樣具有傳統法理上特殊意義的行為，並不會被輕易地否決；相反，往往都是由國會主動提議並一手操辦的。
根據日本官方給出的註釋，“恩赦”可分為兩大類：政令恩赦和個別恩赦。
政令恩赦包括大赦、減刑和復權，個別恩赦包括特赦和免除刑罰。
兩種恩赦的區別在於，前者是“根據政令所提及的罪行及刑罰的種類，對滿足條件者一律實行赦免”，而後者是“根據‘中央更生保護審查會’進行個別審查，對滿足特定標準者實行恩赦。”
如果說後者是為彌補“法不容情”的漏洞還說得通，但前者的邏輯卻實在講不出道理來。
這不免讓人想起那句老話：“寧可錯抓，不可錯放”。當然，現在應該倒過來寫：“寧可錯放，不能錯抓。”
法理之辯，古來有之
特赦的權力，其實在每個國家都或早或遲地存在過。
在中國，至宋代以前，皆沿襲魏明帝所定“八議”（即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在“八議”之內者多為權貴，如果觸犯法律，則可跳過司法機關，由皇帝直接審理，一般可免死罪。
而對於歐陸法系來說，特赦權開始於19世紀的英國，屬於君主的特權之一。
在德國等國家，對個人及群體的特赦令另有不同的稱呼和定義，但大體上都大同小異。
對於日本而言，自奈良時代末期開始，由於日本原生“神道”思想與儒家“德治”思想的融合，直到平安時代中期，死刑（死罪）始終不在法律條文中出現；
即使有觸犯重大罪行者，也往往“受恩”於天皇，除“大赦”以外，還可以通過“曲赦”、“非常赦”等進行減刑量刑，從寬處理。
這對後世的恩赦制度產生了直接影響。
江戶時代，依舊承襲“德治”與“德育”的傳統，屢有恩赦，還曾設立“評定所”以決定恩赦令的頒佈。
奈良至平安時代，日本受中國影響達到最盛
然而這終歸是歷史
我們將目光放到今天，作為一個現代法治國家，“恩赦令”是否值得像以前一樣被推崇？
儘管我們講“法治”、“德治”並行，但這樣的“德治”帶來的後果必然弊大於利，它無法適應也不該適應當今的社會。
因此，無論是民眾抗議，抑或是國會反思，都在說明一個事實：一個法治社會，終將淘汰掉與其屬性不相符合、與時代不能同軌的制度。
總有一天，“大赦天下”將被永遠封存在歷史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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