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五)丨經典投資案例——美國運通公司

我們繼續來講巴菲特和他的投資帝國。

上篇文章裡我們介紹了巴菲特最重要的老師之一,本傑明·格雷厄姆,以及他的三個投資理念,分別是:買股票就是買公司的一小部分、市場先生和安全邊際,這三個理念構築了格雷厄姆式價值投資的體系,也深深地影響了巴菲特的早期投資。

這節課我們就來看看,巴菲特是怎麼利用這個理念來進行投資的。

這就要提到巴菲特早期投資生涯的一個經典的案例了,那就是美國運通。

丨美國運通公司背景情況

首先交代一下背景,巴菲特是在1964年進行這筆投資的,那時候他34歲,開設自己的投資合夥企業剛剛7年左右,總體來說算是嶄露頭角,但還沒完全站穩腳跟,說是襁褓中的帝國也不為過。

而美國運通這筆交易,應該是奠定巴菲特早期投資生涯的一個重大案例。

當然還是應該簡單介紹一下美國運通這家公司。如今這家公司我們都很熟悉了,是世界上最大的信用卡管理公司之一,當然說得更官方一點叫做綜合性金融服務公司。不過美國運通最開始可不是做信用卡的,它1850年就成立了,最開始的業務其實是——快遞。而且是三家郵政快遞公司合併而成的,業務快速可靠,所以受到了大家的歡迎。

後來,美國運通發明了一種叫做旅行支票的東西——因為那個時候的美國還沒有全國性的銀行,所以資金的轉移是個問題,而旅行支票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後來這個產品大受歡迎,美國運通也成為了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旅行服務和金融服務的企業。

1955年,美國運通為客戶提供了125億美元左右的旅行支票,佔整個市場份額的75%。而到了60年代,事情起了變化。

這個故事和一個叫安東尼·德·安吉里斯的人有關。

這個人是當時一個比較著名的大宗商品交易商,準確地說,做的是大豆油的生意。當時他的一些豆油商品儲存在新澤西州的一個倉庫裡,由美國運通公司下屬的一家很小的子公司管理,這家子公司在美國運通公司這個龐大的金融帝國裡可以忽略不計了。這家公司負責簽發倉庫收據——證明油罐裡還有多少油,然後出一個官方文件,商人就可以拿著這個文件去交易豆油,當然還可以做一件事,就是用豆油去找銀行抵押貸款。如果去抵押貸款了,那麼美國運通的這家子公司就變成了貸款的擔保人,這就是這個公司做的生意。

結果這個安吉里斯動了壞心思,他發現,其實並沒有人非常嚴格地監控這些豆油到底有多少,所以他完全可以利用這一點從銀行借出來非常多的錢。

於是,他自己去倉庫,把一個油罐裡的油引到另一個油罐裡,這樣很快他擁有的豆油就翻了好幾倍。之後,他開始把海水灌進油罐裡,只在上面放一層淺淺的油,以及把檢查員能接觸到的那部分灌滿油,就這樣瞞天過海,一下讓自己的資產翻了幾十倍。

到了1963年9月,安吉里斯發現了一個大機會。當時蘇聯的向日葵欠收,有謠言說他們會改用大豆油,於是安吉里斯決定壟斷大豆市場,迫使蘇聯從他那兒購買高價大豆。結果他徹底玩兒脫,在期貨市場買進了12億磅的大豆油期貨,貌似這個數字比當時整個地球上所有的大豆油實際數量還高……

結果當時美國政府似乎不準備批准和蘇聯的這筆生意,於是市場一瀉千里,瞬間蒸發了上億美元。安吉里斯的騙局也一下被揭穿,最後由於他已經破產,人們只能把怒火發向他的擔保人身上,也就是美國運通的這家子公司,要求美國運通賠償1.5億美元。結果市場聽聞這個消息,美國運通的股價立刻暴跌。

更加巧合的是,兩天之後的星期五,1963年11月22日,總統約翰·肯尼迪在達拉斯遭到暗殺。整個國家陷入震驚和悲痛,市場當然也是大跌。

如果你之前聽說過巴菲特的那句“別人恐懼我貪婪”的話,這就是一個定義了這句話的經典瞬間。

丨“別人恐懼我貪婪”

當時巴菲特發現了美國運通的股價已經跌掉了一半多,但是如果按照我們之前說的格雷厄姆三原則的話,實際上我們面臨這麼一個局面:

第一,“市場先生”顯然現在是恐慌的狀態,那麼它此刻給出的價格是不是低於公司的實際價值呢?

第二,只要美國運通不會徹底倒閉,那麼腰斬了一半以上的價格應該算是不錯的“安全邊際”了。

第三,買股票就是買公司的一部分。也就是說,這一切的問題都歸結於一個:大豆油醜聞對美國運通的影響到底有多大,它的業務還能復甦麼?

帶著這個問題,巴菲特開始親自帶著團隊去做調研。實際上他心裡非常清楚,美國運通本質上賣的是“信用”兩個字,所以如果人們因為這個醜聞不再相信美國運通了,那麼這個公司的前途也就非常危險了。

巴菲特開始走訪奧馬哈的飯館,以及一系列使用美國運通公司信用卡和旅行支票的地方。他還讓團隊去採訪旅行支票的使用者、銀行櫃檯出納、銀行職員、各種其他的餐廳、旅館,以及信用卡的用戶,問他們對美國運通印象如何,以及它們和競爭對手相比做得到底怎麼樣。

後來,他收集了幾十釐米高的文件,作出了一個判斷——普通客戶對美國運通的印象仍然很好,華爾街關心的醜聞並沒有擴散到大眾中去。

於是在1964年初,巴菲特開始買入美國運通的股票,到了6月底已經投入了300萬美元。之後他一路投資,到1966年的時候,巴菲特對美國運通的持倉已經有1300萬美元——這個1300萬是個什麼概念呢?這是當時他們整個合夥公司資產淨值的40%,佔了美國運通整個公司的5%。

也就是說,巴菲特把自己40%的投資都押在了這麼一隻股票上,絕對是重倉持有,把很大一部分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了。

當然,這筆投資也給巴菲特帶來了巨大的回報。

美國運通賠償了銀行6000萬美元,這個醜聞的影響也漸漸消散。後來美國運通的業務進展非常順利,股價一路飆升,巴菲特在自己的持倉賺錢超過一倍的時候開始慢慢減持,最終美國運通也成了他早期投資生涯最重要的一戰——畢竟對於一個襁褓中的帝國來說,獲得絕對的回報,擴大自己的的資產基礎,讓自己立足越來越穩是非常重要的。

丨段永平與巴菲特

我們在這個案例裡能看出格雷厄姆思想的經典應用。當然,更有趣的是我們可以做這麼一個對照——在之前我們講過段永平的故事,在一次採訪中,他談過當時自己是怎麼投資通用電氣,也就是GE的,我摘錄一段,大家來體會一下:

“在那段時間裡給我印象最深的書就是GE的上一個CEO韋爾奇寫的自傳。在那本書裡我看到了企業文化對建立好公司的強大作用,同時對GE強大的企業文化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後來又讀了韋爾奇之後寫的書《贏》,更進一步瞭解到他們是怎麼建立企業文化的。

從那個時候起,我還花過不少時間去了解和思考GE,去想為什麼GE會是家百年老店,為什麼GE的董事會總是能選個好CEO出來,為什麼世界500強裡有170多個CEO來自於GE等等。當時我其實就注意過GE的股票,覺得GE當時的股價並不便宜,也就沒再關心它的股價了。

從08年9月雷曼倒下開始,金融危機的影響越來越大,整個市場風聲鶴唳。到11月時我看到整個市場的恐慌情緒越來越厲害,當時就想,這大概就是巴菲特講的人們的“恐懼”要來了,也就是輪到我該“貪婪”的時候了。

開始的時候我並沒有特別明確的目標,只是覺得市場上到處都是便宜貨,就是不知道哪個安全,好像每個都有很大問題,每個公司都可能要完蛋一樣。我當時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把手裡的所有資源調動起來去抓住這一生難遇一次的機會。

到2月時,GE已經向下破了10塊。那時雷曼、AIG、Citigroup等很多和次貸有關的公司都已經破產或到了破產邊緣,關於GE的負面新聞也越來越多,華爾街上很多人都在說GE將會是下一個雷曼。

我知道GE過去好的時候,每股能有兩塊多錢的利潤,就算以後差一點,危機過去後怎麼也會有個每股一塊五以上吧,那隨便估算一下,怎麼著這也應該是20塊以上的股票。所以,GE到10塊錢左右時我已經開始著手買一些了,但還沒有下大決心買。

直到有一天,當GE跌到9塊左右時,我看到了當時的CEO傑夫·伊梅爾特的一個講話。我忘了原話是怎麼說的了,大致意思是,他認為GE的形象被破壞了,這都是他的錯。GE將在未來幾年調整其業務結構,讓財務公司在整個公司中的比例降到30%以下。他還重申GE整體是安全健康的等等。

當時有問題的所有公司當中,好像我只見到GE出來承認錯誤並檢討對策,這大概就是企業文化不同的地方吧。GE是個巨大的公司,我也曾試圖想看清楚GE到底都有哪些業務,也試圖想分析清楚他所有的業務模式的優劣,但發現非常難。我能看到一些非常好的模式,同時也能看到一些不太好的模式。

最後讓我下決心出重手的決定因素,還是我對GE企業文化的理解。我認為金融危機並不會摧毀GE強大的企業文化,GE的問題只是過去的一些策略錯誤造成的,假以時日一定可以改正。偉大公司的錯誤往往就是千載難逢的投資機會。

想明白以後的事情就簡單了,後面的一段時間我幾乎每天都在忙著買GE,不停地想辦法調集資源,從9塊左右買到6塊,再買到10塊出頭,好像到12、13塊後還買了些(有些錢是後來從別的股票調過來的)。

回頭來看,去年我買的股票當中,GE並不是漲幅最大的,但確實是我出手最重、獲利最多的且擔心最少的股票,其原因只能說是我對GE企業文化的瞭解最後幫助我作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決定。”

好了,關於這個案例我們就講到這裡。

不過看完兩篇文章之後,我們還沒有完全觸碰到一開始那個核心問題——巴菲特的成功原因到底是什麼?我們能學習嗎?在接下來的文章裡,我們繼續探索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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