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菲必 | By Phoebe
全文刊登於《新知》2015年第5期
儘管在旁人看來，一個人一生之中各種大大小小的事實未必真存在某種敘事結構，但在人們選擇性地告訴別人或告訴自己的人生故事中，基本上總有一個敘事弧。故事一般是講你的過去如何塑造了現在，現在又將如何引導未來；在講故事的過程中，故事本身也成為了你的一部分。美國西北大學的心理學教授丹·麥克亞當斯（Dan McAdams）和艾麗卡· 曼扎克（Erika Manczak）在《APA 人格與社會心理學手冊》中寫道：“人生故事不僅僅反映人格，它們本身就是人格，確切點說，它們同傾向性特質、人生目標、價值觀等因素一樣，是人格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敘事心理學中，一個人的人生故事不是維基百科式的個人簡介，只對人生中的諸多事件進行平鋪直敘的記錄。人生故事的關鍵在於他如何整合這些事件，如何把各項混雜的東西逐一分開，再重新編織到一起，形成意義。這種敘事成了一個人獨有的個性意識的一部分。人生故事講述的不是發生了什麼，而是它為什麼重要、對這個人的意義是什麼、如何改變了他也改變了接下來的一切。
奧林工學院（Olin College of Engineering） 的心理學教授喬納森·阿德勒說：“某些極為嚴重的自閉症患者無法為自己的人生建立敘述結構，但通常來說，敘事模式是人類認知的基本模式。”同樣，猶他大學的發展心理學教授莫妮莎·帕蘇帕提（Monisha Pasupathi）也講道，“健康、正常的成年人都能講出一個人生故事，這是大家的共同點。人們通過講故事來維持人際關係，一個人如果一點故事都沒有的話，幾乎無法與他人溝通。”
有句古老的諺語說，每個人心裡都有一本書。是否有人的人生故事根本就不是“故事”、而是對一種斷裂的先鋒式的再現呢？帕蘇帕提說：“用科學的方法幾乎無法解答上述問題。”人們對各自人生故事的想法本就千差萬別，並且不同個人運用敘述的程度也存在相當大的差異。最終，我們唯一的故事材料只是我們自己的想象，以及生活本身。無論是虛構還是非虛構，無論是現實主義還是魔幻風格，故事敘述都是我們理解自己所處世界的方式。故事講述是一個習得的過程。幼小的孩童一般只能講出一個個孤立的事件，一個人只有到了快成年時，在構建人生故事上才逐漸熟能生巧。講一個好故事需要藉助一些認知工具，比如因果連貫性和主題連貫性。前者讓人能夠描述事件之間的因果聯繫，後者幫人梳理出整個敘事中的關鍵動機和主要價值。
麥克亞當斯認為這個逐步進階的過程包含了一個人自我的三個層面：從出生開始，人即開始擔當“演員”的角色，有自己的個性特質，有需要扮演的社會角色，並且要與世界進行互動；隨著年齡增長，人有了自己的目標，於是成為“經紀人”，開始做決策，以期獲得意想中的結果；最後則是“作者”的層面，即從過往經驗中生成對未來的預期，並逐漸呈現出一個“敘述性自我”（narrative self）。
常見的敘事結構有“挽救敘事”和“惡化敘事”，前者開始時狀況很差但最終一切都有了改觀，後者則與之相反。不難理解，“挽救敘事”更受歡迎，也是流行勵志成功學的基本模式。麥克亞當斯說，這種敘事的主人公往往是為單槍匹馬的英雄，是“被選中的人”，他們的命運就是為了向世人展示，無論世界多麼無理，多麼危險，其中總有積極的一面，有其內在的價值。反之，“惡化敘事”會帶來消極的反應，因此無論是講述者還是聽故事的人都不願意面對。你習慣性地用“挽救敘事”的邏輯來推理出意義，但這個意義多半消極而令人痛苦。正如研究者所說：“成熟、智慧、認知複雜性都是為人們重視的品質，但這些東西未見得會令你更幸福。”
人們藉故事來理解生活，但這些故事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生活現實？ E.M. 福斯特曾經說過：“真實的生活充滿了假線索和錯誤指示牌，它們不能把你引向任何地方。”但帕蘇帕提認為人生故事是否精確並不那麼重要：對敘事心理學研究者來說，“真正重要的是人們是否能在已經發生的事中找出意義並梳理出自己的邏輯。任何敘事多少都有‘說謊’的成分，但有些謊言中有足夠的真實”。
我們還通過故事來預測未來，以消除不確定的未來帶來的不安感。也許小說之所以有鋪墊和伏筆這種手法，就是因為人有這種傾向。
我們在已經發生的事情中找尋線索，用它們拼出一個可能的未來。已經有一些大腦研究能支持這種聯繫，這些研究顯示，人們回憶過去時和設想未來時，大腦被激活的是相同的區域。患有嚴重失憶症的人同時也失去了設想未來的能力。同樣地，一個人對未來的設想也會影響他對過去的看法。
人生故事是用粉筆來書寫的，不斷被擦除，修改，重述。你既是故事的敘述者又是主人公，有時你會猛然發現，故事正由你掌控，材料也在手邊。
“過去就放在那裡，隨時由人取用。”麥克亞當斯說。（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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