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吴昌硕，总有种复杂的情绪。数年前，曾跟一位藏家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我看吴昌硕的画，有些画看了五体投地，有些感觉就是胡乱抹一下。
他说，对，但即使是胡涂乱抹，也比齐白石好。
为什么?
因为吴昌硕有文人气。
那怎么吴昌硕卖的不如齐白石?
因为懂的人少。
吴昌硕和齐白石
作为海派后期的大师级人物，在近年来艺术市场的疯狂膨胀增值背景下，吴昌硕的作品市场价格也算高昂，但却不如齐白石耀眼，更不符合他在艺术史上的地位。这个嘈杂的市场中，新晋藏家习惯于瞩目齐白石和张大千，而老一辈藏家却常惋惜于吴昌硕不敌齐白石。这是因为后者因衰年变法而一举成名，但这“变法”很大程度上是学了吴昌硕。
吴昌硕作品
虽然在业内，眼光较高的藏家普遍认为齐白石在艺术上的成就不如吴昌硕，齐白石也曾自言“一生没有画(超)过吴昌硕”。但观察齐白石成名以后几十年来的市场表现，“学生”反而比“老师”要高。个中原因，有几种说法，一是认为吴昌硕作品质量参差不齐，好的太好，差的太差;另一种则认为他活跃画坛的时间较短且距今久远;此外还有一个令人尴尬和惋惜的原因，是他作品中的文人气质和内涵不为大众所理解和欣赏。
而我们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在历史长河中的命运，就像漂浮在大海上。若顺洋流而走，可能到达大洋彼岸，但也不能排除暗礁沉船风险;但若逆势而上，则一定不敌天数。当我们观察吴昌硕的艺术生涯，在他和时代的变化中找这最后一代文人画复兴和终结的原因时，发现他的成功在于顺势，而如今相对的落寞则缘于他固守自己艺术信念的静止。
岁朝清供图轴 纸本，设色，纵151.6cm，横80.7cm 故宫博物院藏
生于激荡时代
吴昌硕少时贫困，但他的父亲吴辛甲是一个读书人，喜欢治印，虽然落魄，却一直教儿子读书和篆刻。所以吴昌硕的金石功底从小就开始奠定，并在长达几十年的练习中渗透进了艺术生命的血液和基因里。
少年成长时期，吴昌硕尚处在封建社会中，还考取过秀才，虽然仅仅做过一个月的官就解甲归田，但旧时代在他身上的印迹是很明显的，他用了五十多年的时间试图去做一个文人士大夫，当不得已要以卖画为生时，他对传统文化尤其是金石文化复兴的执着贯穿着整个艺术生涯。
他的青少年时代恰逢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的动乱使他颠沛流离，丧失骨肉家园。51岁时，吴昌硕还随军北征过一段时间，国破山河在的满目疮痍让亦他心里有种不屈的复兴传统中华的心志。
种种际遇，集合成吴昌硕的矛盾心理。他渴望成为士大夫而不得;终于有随军报国机会时，却已垂垂老矣;他喜爱金石艺术这种古典文化收藏中的高雅门类，但却要以卖画这种当时士大夫不屑为之的行为来养活家庭;他生时清廷尚在，长于国破之际，成名于西化的上海，虽然心中坚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有力挽狂澜之气概，却不敌时代大势。
天竺水仙图轴 纸本，设色，纵174.7cm，横47.5cm
金石刻进骨血
金石是吴昌硕生命里一个至关重要的词。在几十年的篆刻训练过程中，这门艺术的美学风格已经渗透进入了他的艺术基因。吴昌硕少时就承父亲教诲，十岁持刀奏印，学习这件风雅而刚硬的事。青年时代，吴昌硕倾心杨岘，拜师于门下，以学习北碑为主。后来寓居苏州，结交金石学家吴大徵等人，得以遍阅大量金石墨迹，艺事精进。众多金石碑帖中，吴昌硕最爱石鼓文，甚至在金石学家吴大徵家中居住时，技痒将书房内的紫檀花梨桌椅板壁上通通刻满石鼓文，引得主人大怒。此外，吴昌硕还学习了训诂等小学，对金石学的学习不仅仅停留在临摹的层面，更到达了文化研究的程度。
以金石笔法入画，对于吴昌硕而言，似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他选择了大写意花鸟画为载体，将千百年侵润了金石文化的那些线条，改造成写意花卉的枝丫和藤蔓。这些线条成为自有意味的形式，将高古遒劲的风格带入简单的花卉之中，写意花卉也因此带有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品格。这是一种很微妙的文化移植和再生长，带有加冕的意味。吴昌硕还在构图上采取斜向，侧面的，顺植物生长之势的构图，呈现一种喷薄而出的生命力。他还在近三成的作品中采取花卉和顽石结合的构图，让画面厚重而清雅。他亦以钟鼎篆籀直接入画，为富丽堂皇的花卉增添文化之气。
这种风格被称为金石写意画风。在吴昌硕的笔下，诗书画印这四种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文化形式，不仅仅是从形式上，更是从内核上合为一体。
吴昌硕 桃实图 180*96cm 上海博物馆藏
顺势而昌
70岁后的吴昌硕达到了一生的顶峰，虽然大器晚成，但成名速度却令人惊叹。从60岁自定润格卖画开始，仅仅用了十数年，吴昌硕就成为后期海派开山级的人物。
而早期的海派，在几种力量的作用下，呈现较为分裂的形态。传统的因袭，使得院体画和非正统文人画成为基础;新文化运动的通俗趋势，使早期海派吸收了民间艺术乃至杨柳青年画的风格;西化的上海文化氛围又导向了对部分西画因素的吸收。
吴昌硕以金石书法笔意入画，创立金石写意风格，在艺术中复兴古典的审美，拒绝柔美纤弱之气，顺应了国难之际人们的心理需求。吴昌硕的大写意花卉作品，面貌上笔力遒健，生命力旺盛，那些经历了家破国亡，丧失民族自信心的人们需要看到的，就是这样的生命和力量。而吴昌硕一方面迎合了市场，将自己的艺术进行合理的改动，一方面也引导了市场，将色彩浓重的民间审美文人化，以古拙典雅，而又生机朴茂的风格，重新恢复文人画的旧日风光。
他融合了文人趣味和金石美学的作品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意象，或者说其本身就是一个完整丰富的中国文化浓缩版本。这一点对于吴昌硕的日本市场异常重要。因为日本人自盛唐始，千百年来向中国学习的历史过程中，民族基因中认为真正珍贵的东西，不是具体的某种技法或艺术门类，而是这种整体的文化意象。吴昌硕的作品有唐人的豪放，有金石的高古，有文人画的清雅，在内核上已经诗书画印一体，受到海外追捧，也是必然。
荷花图轴 纸本，设色，纵163.4cm，横47.5cm 故宫博物院藏
在中国新旧文化交替的特定历史时期，吴昌硕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的关键人物，亦是金石画风从晚清过渡到民国的主要传承者。在近现代画坛，其地位与影响力无人能及，他以诗书画印的全面成就，超越了自文人画传统产生以来的所有前贤。
吴昌硕常自谓“四十学诗，五十学画”，并自谦说：“我画非所长，而颇知画理”。正因其深知中国画理，吴昌硕承继徐渭、八大山人，将书法、篆刻的行笔、运刀及章法、体势融入艺术实践当中，形成了富有金石味的独特画风。
吴昌硕 自写小像中堂 1923年 安吉吴昌硕纪念馆藏
吴昌硕卓尔不凡的艺术才华，不仅超越前人，也不朽于后世。此届 上海匡时春拍 于海内外奋力搜求缶翁创作精品，包含吴昌硕一生各个创作时期的作品，以期集中呈现缶翁雄而媚，拙而朴，既流畅秀丽而又磅礴浑厚的艺术风貌。
上海匡时2018春拍 “正道——近现代书画夜场”
吴昌硕《寿桃图》 纸本立轴 1961年作 148.5×80.5cm
出版：1.《吴昌硕画集·下卷》，封面，第1页，荣宝斋出版社，2003年版。
2. 《笔墨春秋—吴昌硕、齐白石、傅抱石作品展》，第29页，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
3.《嘉德二十周年精品录·近当代书画卷一》，第80页，故宫出版社，2014年版。
4.《中国书画名品编目—虚谷、任伯年、吴昌硕三家书画选萃》，第85页，大冢巧艺社，2010年版。
备注：原北京文物公司旧藏。
此幅《大寿图》为缶翁七十二岁高龄之时所作，此时的吴昌硕心胸豁达，作花卉似解禅意，绘桃实如育儿孙，画境乃心境，无非解其心性也，故而驰笔纵横，挥洒自如。
大写意的色墨将一树仙果张扬得格外有生命力，空白处便以书法补上，这又是他的骄傲，诗书画印俱全，不怕疏漏，用笔是如此的潇洒倜傥。极具金石味道的书法题文，以其铁划银钩般的行书题于画幅左方，为此画的疏密布局衬托的恰到好处，落落大方。
清供题材以其美好寓意，历来为海派画家所青睐，吴昌硕每年于新年伊始作《岁朝清供》以寓吉祥。缶翁所作的“清供图”很少取材于常见的牡丹，而多取水仙红梅。
他在《缶庐别存》中有一段话披露了其用意，文曰：“己丑除夕，闭门守岁，呵冻作画自娱。凡岁朝图多画牡丹，以富贵名也。予穷居海上，一官如虱，富贵花必不相称，故写梅取有出世姿，写菊取有傲霜骨，读书短檠，我家长物也，此是缶庐中冷淡生活。”
上海匡时2018春拍 “正道——近现代书画夜场”
吴昌硕《清供图》 纸本立轴 1916年作 134×53cm
此图以瓶梅、水仙、蒲草、秀石诸品组合而成，并置于瓶盆等器物中，以示为案头清供之物。物品高下低昂、错落有致地安排于画面，并以右高左低的对角形式排列，左上角和右下角分别配以题识和印章，这是吴昌硕花卉画中常用的构图形式。
此图信手挥洒，真情流溢笔端。高颈古瓶中的一枝红梅，以及翠绿的水仙，纷披的蒲草，皆得其大意，笔法隽逸洒脱，极具清逸雅淡之气。用墨、设色也恰到好处，用墨浓淡相宜，设色俏丽鲜艳，雅妍相兼，双勾敷色的水仙花，更体现了吴氏运笔遒劲古拙的独特风韵。
吴昌硕在西泠印社缶龛前与自己的塑像合影
沙孟海先生说：“昌硕先生以诗、书、画、印四绝雄视一世，一般看法，他的最基本功夫是放在书法上的。”一言以蔽之：书法是吴昌硕艺术的基础。
书写工具为毛笔的年代，无论是吴昌硕还是其他文人雅士，行草就是一门从小到大都离不开的技艺功夫，这是那个年代的日常书写需要所决定的。吴昌硕对自己的行草书相当很自负，其47岁时，杨岘为其书订的《缶庐润目》中就有“只作篆书，分隶不应，行书与篆同”，而一句“行书与篆同”足以说明问题。
上海匡时2018春拍 “正道——近现代书画夜场”
吴昌硕《行书自作诗》 纸本立轴 1927年作 150×80cm
出版：《吴昌硕书画鉴赏》P67，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年。
备注：朵云轩旧藏。
到了晚年，吴昌硕的篆、隶大进，对于行草书而言更是如虎添翼，如其自己所说，就是“强抱篆隶作狂草，素师蕉叶临无稿”。
所以，纵观吴昌硕行草书的发展历程，如果与绝大多数行草书名家的成长历程作比较，他的行草元素中应该是己意多于师法，自创大于继承。因为有深厚的字外功夫与艺术修养充实于中，所以形成了一种自我面目强烈、风格形式独特的行草书，可谓“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
大约1882年前后，吴昌硕开始了其一生辉煌所系的《石鼓文》书法时代。从兹刻画年复年，心摹手追力愈努”开始，直至终年，吴昌硕一直是临写、创作不辍，成就了一生辉煌的业绩。用吴昌硕自己的诗来说，就是“不知何者为正变，自我作古空群雄”。此基础，则不能成就其个人的艺术大厦。
笔画的重、拙、大、雄是吴昌硕书法所特有的落拓不羁、 豪迈不群的风度神采，这种以势撼人的书风，本质上与明代徐渭乃至上溯到唐代怀素的狂飙书风相一脉，其所师法者，或朴厚雄强，或夭矫奔放，或盘纡纵横，是 “积健为雄”的传统，这与吴昌硕的个性倾向深契暗合。
上海匡时2018春拍 “正道——近现代书画夜场”
吴昌硕 《篆书七言联》 纸本立轴 135.5×31cm
备注：海上名家赵叔孺上款。
上海匡时2018春拍 “正道——近现代书画夜场”
吴昌硕 《篆书七言联》 纸本立轴 1926年作 132.5×28cm
备注：晚清词人朱孝臧上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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