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 鵬
近日，西方與俄羅斯圍繞俄前特工在英國中毒事件的紛爭愈演愈烈。目前，美國、英國、加拿大、法國、德國等25國及北約將共驅逐147名俄羅斯外交官。其中美英兩國驅逐俄外交官數量最多，分別為60人和23人。國際輿論普遍認為，這是冷戰結束以來西方國家與俄羅斯之間在“外交冷戰”上的巔峰時刻。觀察家們在猜測，這起由俄前特工中毒所引發的外交糾紛是否會引爆新的冷戰。
俄羅斯前特工斯克裡帕爾父女3月4日在倫敦附近的索爾茲伯裡接觸神秘物質後死亡。英國宣稱他們遭到了蘇聯時期軍用級別化學毒劑的襲擊，並指認是俄羅斯所為，遂由此發起對俄外交戰。北約及歐盟幾乎同時為英國背書。而俄羅斯方面則矢口否認，並據理力爭。誠然，任何使用化武的行為都應當受到堅決反對。但是，在事實沒弄清楚之前，西方貿然以對抗而非對話的形式解決問題，顯然更加激化了矛盾。
如何理解美英等西方國家的這一行為？就英國而言，儘管目前無法找到反映其主觀動機的確鑿證據，但從客觀效果來看，發起對俄外交戰並以此向北約和歐盟“求援”，已經極大地緩解了由2016年“公投脫歐”以來一路走低的英歐關係。在英國與德國、法國等歐洲傳統強國因移民政策、難民政策以及貨幣政策、貿易規則等諸多領域的深刻分歧而分道揚鑣後，英國儘管借脫歐而獲得極大自主權，但在歐洲共同市場的准入以及倫敦金融城地位等諸多關鍵議題上受阻，因而客觀上迫切需要找到一個抓手來轉圜與歐盟的關係。
無論是保障國民安全、消除恐襲威脅，還是發展國民經濟、保障就業，英國首相特蕾莎·梅的實際政績與其上任之初的承諾都存在相當距離。而從英國政治體制和輿論傳統看，一個殘忍的、來自強大“異邦”的威脅，似乎不僅能夠立時轉移公眾視線，而且在中長期可以“內聚民心，外和諸夷”，即幫助梅內閣在內外博弈中取得優勢。
美國方面恐怕也有類似考量。早在競選期間，特朗普所公開發表的一系列讚賞俄總統普京的言論就被共和、民主兩黨建制派視為“異端”。當選後，有關特朗普總統及團隊在競選期間與俄方外交人員的不當接觸，以及俄政府涉嫌“操縱”美國輿論、“幫助”特朗普當選等指控，讓特朗普本人不勝其煩。最近，面對獨立檢察官的步步緊逼，白宮不僅免除了此前的首席律師，更在高層大換血，試圖將自身與該事件撇清。
明確上述邏輯，再來看白宮的行為就不難理解了。通過公開驅逐高達60名外交官這種帶有嚴重羞辱性質的行為，似乎能夠暫時洗刷特朗普總統此前所面臨的指責。雖然從司法意義上看，此舉對於緩和檢察官的凌厲攻勢並無絲毫實際價值，充其量是安撫建制派議員以及美國公眾的心理，但是從維繫同盟的視角來看，炒作該事件對英美都是有利的。畢竟，共同敵人和威脅永遠都是維繫同盟的最佳凝聚劑。英美各得其所：前者用間諜案風影轉圜跨英吉利海峽的兩年“冷戰”，迎來了“英歐蜜月期”；而後者則暫時堵住反對派的嘴，並再次在北約框架內彰顯其盟主威風。
在熱鬧的相互譴責、驅逐外交官的大戲中，全球觀眾很容易被這些戲劇性的事件吸引，卻忘了事件的起因與源頭。
最根本的問題在於，西方對待與俄羅斯的關係基本上繼承了冷戰時期對抗蘇聯的傳統，導致曾經一度向西方世界“一邊倒”的俄羅斯在受盡擠兌、排擠後，從官方到民間，對西方世界產生了整體性失望，並促使後蘇聯時代的俄羅斯民族主義加速崛起。而這一進程，與以強硬姿態和鐵腕行動著稱的普京的上升基本同步，於是演化成今日的俄羅斯政治現實。俄與西方長期的對立，不僅體現在相互派遣間諜進行滲透，也體現在經濟、貿易、能源、外交、軍事對抗等各個方面。西方不僅高價收買、策反俄羅斯情報人員，同時也對俄涉嫌經濟與刑事犯罪的“大亨”“新俄羅斯人”長期提供庇護。此類行為，無論是在普京還是俄羅斯民族主義者眼裡，都是對俄主權的蔑視和國家安全的直接威脅。
縱觀這些年俄羅斯與西方國家間的外交戰、輿論戰，往往給人一種“羅生門”之感——冤冤相報何時了？風物長宜放眼量。中國秉持的外交理念無疑可以為其提供解決思路，那就是堅持誠信為本，注重增進互信，這是儒家傳統“講信修睦”原則的外化與當代實踐。這種原則雖源於中國深厚的文化底蘊與歷史傳統，但它所承載的價值卻超越時空與民族的侷限，因而具有現時的普遍意義。
（作者系察哈爾學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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