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中國科學技術事業的歷史性轉變

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中國科學技術事業的歷史性轉變

1978年3月——2018年3月 全國科學大會召開40週年

王揚宗

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

本文即將發表於《中國科學院院刊》2018年第4期

1978年3月18—31日,盛況空前的全國科學大會經過近一年的籌備之後,在北京隆重召開。這次大會,是我國科學史上空前的盛會,標誌著經過“十年動亂”後,我國科技事業終於迎來了“科學的春天”。全國科學大會的籌備和召開,是對“十年動亂”中遭到嚴重破壞的科技工作的全面撥亂反正,也為科技工作的開放和改革打開了大門。

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中國科學技術事業的歷史性轉變

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現場

從“整頓科學院”到召開全國科學大會的決策

中國現代科技事業起步較晚,民國時期逐步建立了現代大學和地質調查所、中央研究院、黃海化學工業社等公立或私立科研機構,一度獲得了較快的發展,但因內外戰爭和社會動盪,嚴重影響了科技事業的正常發展,20世紀前半葉並沒有為科技事業建立牢固的基礎。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由於黨和政府的重視,我國科技事業以前所未有的步調快速發展,至20世紀60年代中期,取得了原子彈研製成功、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等一系列重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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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部分生化所胰島素工作參加者合影

“文革”初期,中科院的大批研究所或轉入國防科技系統,或下放所在省市,有的研究所甚至被撤銷。1970年國家科委併入中科院後,中科院一度僅保留了10個直屬研究所,同時更多地擔負著原國家科委的職能。這一體制上的變化,把中科院推上了風口浪尖,使得中科院在波譎雲詭的70年代中國歷史舞臺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975年,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和國務院日常工作期間,中央派胡耀邦、李昌等同志到中科院主持工作,遵照鄧小平的指示“整頓科學院”,糾正“左”的錯誤,力圖把科研工作搞上去。

然而,他們經過深入調查研究後向中央、國務院提出的《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卻被誣為“復辟資本主義的‘大毒草’”、“科技界復辟資本主義的反動綱領”,遭到公開批判。“整頓科學院”雖然為時不長,但胡耀邦等人給中科院和科技工作帶來了一股新風,讓科技工作者看到了希望。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之後,在揭批“四人幫”的同時,黨中央提出在20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是我國人民的中心任務。在先後召開了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1976年12月)和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1977年4—5月)之後,如何把科技工作搞上去的問題擺到了議事日程上來。

1977年1月,黨中央派方毅同志主持中科院工作,李昌同志也恢復了工作。他們通過揭批“四人幫”對科技工作的干擾和破壞,清理“四人幫”在中科院的爪牙等幫派勢力,迅速扭轉了中科院的局面。

1977年5月12日,尚未正式復出的鄧小平同志約見方毅和李昌,專門談科技和教育的整頓問題,提出: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上去,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要制訂科技發展規劃,要解決科技人員的後顧之憂,要同時抓教育,培養人才,後繼有人。5月24日,鄧小平同志又向兩位中央領導同志王震和鄧力群進一步談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意見。

1977年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聽取方毅、李昌、武衡等同志彙報中科院工作。中央委員會主席華國鋒同志代表黨中央和國務院做出了召開全國科學大會的決定。

華國鋒同志說:“我國的科學技術水平,和先進國家比,總的說,水平低,但我們有信心搞上去。‘四人幫’的干擾在科技方面確實很大,打擊了科技隊伍的積極性。要把科學技術在二三十年內努力搞上去,要揭批‘四人幫’,肅清流毒,澄清思想。我們要認真地搞。考慮要開個科學大會,把勁鼓起來。人數要多一點,這個會要使全國震動。科學大會的規模可以大些,把大家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對人民有貢獻的專家和群眾,要給予表揚,戴紅花。他們應受到國家和人民的尊重。要送個‘紅本子’,要拍電視、電影。把全國有成就的科學家請來”。

會議決定,在1977年冬季或1978年1、2月份召開一次全國科學大會,由中科院和國防科委負責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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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大上的華國鋒和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

在“科技工作要走在四個現代化的前面”、“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等問題的認識上,華國鋒與鄧小平是一致的。事實上,在1975年鄧小平同志提出“整頓科學院”的時候,華國鋒作為主管科技工作的副總理就參與其中,積極支持,他對科技工作的問題是瞭然於心的。因此,在1977年7月鄧小平正式復出並主管科技和教育工作後,他放手讓鄧小平抓科技和教育工作。以籌備和召開全國科學大會為契機,科技工作開始全面地撥亂反正,迅速扭轉了全國科技工作的局面。


全國科學大會的動員與籌備

會議籌備和動員的發動

根據中央的要求,1977年6月2日,方毅同志召集中科院、國防科委、國防科工辦、國家計委、教育部、石化部、衛生部、農林部、一機部等單位負責人,討論成立了由各有關單位負責人參加的全國科學大會籌備工作領導小組,落實籌備工作,並決定立即起草召開全國科學大會的通知。

1977年6月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由方毅任組長,包括李昌、武衡、張愛萍、李耀文、方強(後改為鄒家華)、姚依林、劉西堯等16個單位負責人組成的籌備工作領導小組。

領導小組先後設立了秘書組、文件起草和簡報組、評選組、宣傳組、組織組、規劃組等 工作組,分別負責籌備日常辦公、會務準備、起草文件和編髮工作簡報、組織評選先進單位和人物以及獲獎成果、大會宣傳報道、籌辦科技成果展覽、安排代表名額方案,以及科技規劃工作的組織等。

1977年6月9日至15日,方毅等中科院領導同志分三批向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主管科技工作的負責同志、國防科委、中科院和京區各單位有關負責人以及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領導和有關負責人傳達了中央指示。

籌備工作隨即全面展開,全國迅速形成了大辦科學的熱潮。許多省市和各部委都是第一書記親自抓,省市委、部委專門討論科技工作,並召開一萬、幾萬、幾十萬、甚至一、二百萬人的動員大會和廣播大會,發動廣大群眾迎接全國科學大會的召開。


科學與教育工作座談會

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內外一切職務,並分工主管科學和教育工作。

為了解決科教戰線的問題,1977年8月4—8日,鄧小平主持召開了科學與教育工作座談會,會議由中科院和教育部承辦,科教界30多名專家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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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8月4—8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了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

1977年8月6日,在武漢大學查全性副教授痛陳推薦上大學辦法的弊端之後,鄧小平當場拍板決定當年恢復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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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座談會簡報査全性教授發言摘要

1977年9月19日,鄧小平和方毅與教育部主要負責人劉西堯等同志談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問題。

在此前後,他還對恢復高考的一些具體問題作了一系列指示。在當年10月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後,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明確從1977年起高等學校招生制度恢復統一考試製度。

通過上述會議和幾次談話,鄧小平以高度的智慧和勇氣推翻了所謂“黑線專政”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兩個估計”,突破了“兩個凡是”的禁錮,為全國科學大會的順利召開作了思想上的準備。


迎接全國科學大會的宣傳工作

為了指導全國各新聞、宣傳、出版部門搞好科學大會的動員和宣傳工作,大會籌備工作辦公室於1977年8月29日發佈了《關於迎接全國科學大會的宣傳要點》:

  1. 要大張旗鼓地宣傳科學實驗革命運動的偉大意義;

  2. 要大造向科學技術現代化進軍的聲勢;

  3. 要宣傳深入揭批“四人幫”;

  4. 要宣傳在抓綱治國戰略決策指引下,科學興旺發達、捷報頻傳的新形勢;

  5. 要表揚先進,特別要表揚有發明創造的科技工作者和工農兵群眾;

  6. 要大力宣傳和普及科學知識。宣傳、文化、出版等部門隨即行動起來。

文化部發出通知,要求有關單位攝製、創作出更好的、以科技工作為內容的電影、戲劇、音樂、舞蹈、美術作品,為科研工作大幹快上,為召開全國科學大會大造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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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全國科學大會召開宣傳畫

轟動全國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就是《人民文學》雜誌社為了配合科學大會的召開,約請著名作家徐遲深入中科院採訪後撰寫發表的。這篇作品讓“臭老九”成為文學作品的主角,生動地描繪了數學家陳景潤的傳奇經歷,展現了“文革”給知識分子帶來的心靈創傷,呼喚對科學和科學家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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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景潤與徐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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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數學家陳景潤封面


預備會議和會議通知正式發表

1977年9月5—15日,全國科學大會召開了預備會議。會議傳達了華國鋒關於科學工作的重要指示和鄧小平在科教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討論了代中央草擬的《關於召開全國科學大會的通知》,研究了大會代表名額分配、典型材料、評選辦法、規劃工作、成果展覽等各項籌備工作。

1977年9月18日,華國鋒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召開全國科學大會的通知》,確定了全國科學大會的基本任務。

1977年9月23日,《通知》正式發表。《通知》指出:“中央決定,1978年春,在北京召開全國科學大會。全國科學大會的任務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貫徹執行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路線,深入揭批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幫”,交流經驗,制定規劃,表揚先進,特別要表揚有發明創造的科學技術工作者和工農兵群眾,動員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和全體科學技術工作者,向科學技術現代化進軍。”

《通知》深入批判了“四人幫”在科技戰線的倒行逆施,闡述了新時期我國科技事業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包括建設又紅又專的科技隊伍,落實知識分子政策,貫徹執行百家爭鳴的方針,制定科技規劃,堅持學習世界先進科技和獨創相結合等。


恢復科技工作的正常秩序

在籌備科學大會的過程中,在黨中央的大力領導和支持下,在中科院的領導和帶動下,我國科技界迅速恢復科研工作秩序,建立和健全科研體制,短時期內就出現一片生機勃勃的局面。

1977年6月22日至7月7日,中科院召開院工作會議,院屬各單位負責人以及中央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的科技局負責人參加了此次會議,以實際行動迎接全國科學大會的召開成為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之一。會議討論通過了《1978年至1985年中國科學院發展規劃綱要(草案)》。


恢復科研機構的學術委員會

學術委員會是科研機構重要的學術領導組織。中科院於1950年代中期建立了中科院學部和各所學術委員會,在院所兩級的學術領導工作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在“文革”中,學部和各所學術委員會都被當作“資產階級專家路線”而撤銷。

1977年院工作會議後,中科院隨即決定在院、所兩級建立學術委員會。在物理所試點重建了學術委員會後,9月24日,院務會議決定將《學術委員會試行條例》轉發院直屬各單位參照執行。1978年初正式成立院學術委員會籌備組,由錢三強副院長領導。


恢復技術職稱

在恢復學術委員會的同時,中科院於1977年9月率先宣佈恢復技術職稱,由院學術委員會籌備組迅速開展了恢復科技人員技術職稱的工作。當時,技術職稱工作已停頓10多年了,積壓了大量的問題,嚴重挫傷了知識分子的積極性。

中科院率先將數學所助理研究員陳景潤破格晉升為研究員,將該所楊樂、張廣厚由研究實習員破格晉升為副研究員。

至全國科學大會召開前,在京部分研究所提升研究員、副研究員、副總工程師250餘人,其中越級晉升者24人。


中國科協恢復活動,重建國家科委

“十年動亂”中,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停止活動,各級科協組織和各專門學會也被解散。1977年6—7月的工作會議上決定逐步恢復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和各專門學會後,中國科協和各省級科協迅速恢復並開展工作,原有的全國性學會也相繼恢復。

1977年9月18日,經黨中央批准,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作為國務院所屬的主管科技工作的部門恢復重建,方毅同志兼任主任。國家科委重建後,中科院不再承擔國家科委的職能,作為國家科學院的定位進一步明確。


恢復研究生招生

繼恢復高考制度之後,研究生招生也很快恢復。1977年9月5日,中科院在向國務院呈交的《關於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幾個問題的報告》中提出:在北京設立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生院,暫定規模一千人。9月10日,又向國務院呈交了《關於招收研究生的請示報告》,提出委託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在北京籌辦研究生院。1977年9月底,國務院決定在中科院所屬的66個研究所和4所大學恢復研究生制度。其他一些高校也相繼恢復招收研究生。

1977年10月20日《人民日報》頭版報道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生院在京成立。1978年1月,教育部和中科院決定將1977年和1978年招收研究生的工作合併於1978年舉行。1978年3月1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生院在北京正式成立,嚴濟慈先生出任院長。這是我國的第一個研究生院。

首屆共招收1015人,於1978年10月9日正式開學。

以上一系列措施,恢復和健全了我國的科學技術組織體系,初步解決了以來懸而未決的科研單位的治理體制問題,讓科學家真正成為科研單位和科技工作的主人翁,解決了科技人才的培養問題。


制訂科學技術規劃

恢復科學規劃工作是恢復正常科研工作秩序的又一重大措施。1977年6月,中科院召開長遠規劃座談會,率先開始制定本院戰略規劃及各學科三年和八年計劃。

1977年8月中下旬,中科院主持召開了各部委科技規劃座談會。9月27日至10月31日,由中科院主持召開了全國基礎科學學科規劃會議,來自中科院各所、全國各科研單位和高校的專家學者和管理幹部1200餘人,經過一個多月的認真研究和討論,制定了數學、物理學、化學、天文學、地學和生物學的發展規劃,在此基礎上確定了《全國自然科學學科規劃綱要(草案)》。

1977年12月12日至1978年1月16日,國務院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區和軍委的相關負責同志1000餘人在京召開了全國科學技術規劃會議,通過了《1978――1985年全國科學技術規劃綱要(草案)》,提交隨後的全國科學大會進行審議後予以通過。

《規劃綱要(草案)》提出我國科學技術工作八年奮鬥目標是:部分重要的科學技術領域接近或達到70年代的世界先進水平;專業科學研究人員達到80萬人;擁有一批現代化的科學實驗基地;建成全國科學技術研究體系。規劃確定了108個項目作為全國科學技術研究的重點,提出把農業、能源、材料、電子計算機、激光、空間、高能物理、遺傳工程等8個影響全局的綜合性科學技術領域、重大新技術領域和帶頭學科放至突出地位,集中力量進行攻關,以推動整個科學技術和整個國民經濟高速發展。

兩次規劃會議期間,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了與會全體代表和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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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9月26日 光明日報


知識分子政策的撥亂反正

解放初期,我國的高級知識分子大多出生於地主或資產階級家庭,受的是資產階級或舊式教育,因此,他們的階級屬性被定為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由於過分強調階級鬥爭,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受到打擊。重視政治輕視業務的政策更使一部分高級知識分子學非所用,缺乏開展科研工作的良好條件。

1956年初,為加快社會主義建設,中央號召全國人民“向科學進軍”,專門召開了中央知識分子會議。在這次會上,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央宣佈,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但這一正確的觀點並沒有堅持多久。反右運動之後,許多學有專長的科學家靠邊站了,知識分子下放到農村工廠勞動鍛鍊成為制度。

1962年3月,在廣州召開全國科學技術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鑑於大躍進時期知識分子工作的經驗教訓,強調12年來大多數知識分子有了根本的轉變和極大的進步,重申了1956年知識分子會議報告的看法。

隨後陳毅副總理在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和話劇歌劇創作會議上,作了著名的“脫帽加冕”的講話,在場科學家被感動得熱淚盈眶。然而由於毛澤東同志對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有不同意見,剛剛脫下的“資產階級”帽子不久又重新戴到了知識分子的頭上。

“十年浩劫”中,知識分子首當其衝,普遍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據調查,1968年中科院京區170位正、副高知識分子中,有131位被列為打倒或審查對象,全院在“文革”中被抄家的達1909戶,229人被迫害致死。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360名職工,被打成“特務”的竟然有142人。高校也不能倖免,復旦大學教職工被迫害致死的有60多人,北大教職工以各種名義被隔離的前後多達1000餘人,清華大學遭受立案審查的多達1000多人。

在籌備科學大會的過程中,鄙視知識和知識分子的風氣迅速得到扭轉。早在1977年5月24日的談話中,鄧小平就呼籲“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他指出:“一定要在黨內造成一種空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要反對不尊重知識分子的錯誤思想。不論腦力勞動,體力勞動,都是勞動。

從事腦力勞動的人也是勞動者。將來,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更分不開來。……要重視知識,重視從事腦力勞動的人,要承認這些人是勞動者。”華國鋒在提議召開全國科學大會時明確提出科學家應該受到人民的尊重。這就從思想上清算了“四人幫”對科技知識分子的倒行逆施,是對知識分子政策的正本清源和撥亂反正。

在科學大會的籌備和召開期間,我國的科技獎勵制度也得到了恢復,全國各省市推薦和表彰了一大批科技工作者。僅全國科學大會上就表彰了862個先進集體、1192名先進科技工作者和7675項優秀科研成果。

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中國科學技術事業的歷史性轉變

1978年3月18日,鄧小平同志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一開始就宣告:“‘四人幫’肆意摧殘科學事業、迫害知識分子的那種情景,一去不復返了。”在講話中,他從實現四個現代化立論,闡述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也是勞動者。他說:“總的說來,他們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自己的知識分子,因此也可以說,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他們與體力勞動者的區別,只是社會分工的不同。”

鄧小平同志的講話,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使在座的科技工作者如沐春風。

原七機部508所所長王希季說:“粉粹‘四人幫’,使知識分子政治上獲得第二次解放,但是精神枷鎖還不少。聽了鄧副主席講話,感到思想上也得到了解放……為我們向科學技術現代化進軍掃除了一大思想障礙。”

動物學家陳世驤激動地說:“今天……我們科學界的春天又回來了。我永遠不會忘記這個日子!”。

“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著名論斷是在1975年“整頓科學院”時醞釀的。當時中科院在《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中提出,毛澤東同志曾指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不打這一仗,生產力無法提高,科研要走在前面”。1975年9月26日,鄧小平在聽取胡耀邦等彙報中科院工作和討論《彙報提綱》時插話指出:“科學技術叫生產力,科技人員就是勞動者!”由於毛澤東否認他說過這樣的話,科學技術的生產力屬性成了一段歷史公案。

鄧小平前後、多次論述腦力勞動者都是勞動者,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講話中首先明確提出和論述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再次明確“腦力勞動者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摘掉了壓在知識分子頭上的“資產階級”帽子。他充分肯定了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腦力勞動者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肯定了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是黨的可以依靠的力量,充分表達了黨中央對廣大科技人員的信任。

隨著全國科學大會的籌備和召開,我國廣大知識分子特別是科技工作者徹底甩掉了“臭老九”的帽子,獲得了翻身解放。籌備科學大會期間,落實幹部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的工作也開展起來。

1978年1月,中科院上海分院召開平反大會,宣佈“四人幫”及其黨羽在中科院上海一些科研機構中製造的所謂“‘兩線一會’特務集團”是假案冤案,對遭受迫害的有關人員予以徹底平反。這是“文革”之後最早平反的冤假錯案,在全國產生了積極反響。

1978年2月,中科院院黨組決定為“文革”中遭受迫害的科學家落實政策,舉行骨灰安放儀式。3月,中科院在京為遭受迫害去世的趙九章、熊慶來、葉渚沛、劉崇樂、張宗燧、鄧叔群等著名科學家舉行了骨灰安放儀式。這為隨後一大批被錯誤批判和處理的知識分子的平反昭雪開了好頭。

全國科學大會之後,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對知識分子作了進一步的闡述和強調,迅速平反冤假錯案,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恢復專業技術職稱,提高知識分子待遇,改善科研工作條件,我國的科技事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欣欣向榮的大好局面。


全國科學大會的召開

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中國科學技術事業的歷史性轉變

全國科學大會主席臺座次表

在各方面準備工作就緒後,1978年3月5日,中共中央通知全國科學大會定於3月18日在北京召開。大會在黨中央直接領導下進行。3月8日,成立了以方毅為組長、共56人的大會領導小組,負責大會的具體工作。領導小組下設大會秘書處,負責日常會務,蔣南翔任秘書長。在他們的精心組織和安排下,全國科學大會如期召開。

3月15—16日,各代表團陸續到達北京。出席大會的包括臺灣省在內的30個省市自治區、國務院各部委、國防科工方面的5586名代表,其中科技人員3478人,佔代表總數的62.3%。包括中科院學部委員117人,各學會理事長54人,佔代表總數的17.5%。

1978年3月18日下午,在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的主持下,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開幕。鄧小平副主席在大會開幕式上作了重要講話。他闡述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著名論斷,指出新中國的腦力勞動者,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摘掉了長期加在知識分子頭上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我國科技發展掃清了障礙。

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中國科學技術事業的歷史性轉變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上作報告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國家科委主任、中科院副院長方毅作了重要報告,報告分3部分:

  1. 我國社會主義科學技術事業發展的新階段;

  2. 樹雄心、立壯志、向科學技術現代化進軍;

  3. 全黨動員,大辦科學。

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中國科學技術事業的歷史性轉變

方毅在全國科學大會上作報告

3月19—23日,分組討論鄧小平的講話和方毅的報告,並討論了《全國科技規劃綱要(草案)》。分組座談期間,黨和國家領導人方毅、蘇振華、王震等,曾分別前往代表住地看望並同代表座談。

3月24日下午,鄧小平主持大會。華國鋒作了題為《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的重要講話。他指出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是億萬人民的切身事業,號召全國人民向科學技術現代化進軍。

3月25—26日,分組學習和討論華國鋒的講話。

3月27—30日,每天上午分組活動,交流工作經驗,下午則為全體大會,由代表作大會發言。

3月31日下午,全國科學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閉幕式和授獎儀式,紀登奎副總理主持大會並致閉幕詞。

大會閉幕前,由播音員宣讀了中科院院長郭沫若的書面講話《科學的春天》。他在講話中歡呼:“我們民族歷史上最燦爛的科學的春天到來了。”這一講話畫龍點睛,凸現了全國科學大會的歷史性意義,為大會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中國科學技術事業的歷史性轉變

1978年4月1日的人民日報


我國科技工作開放改革的開啟

全國科學大會的籌備和召開,是我國科技工作的一次全面的撥亂反正,也是我國科技工作開放和改革的一個重要契機和起點。

早在1972年,在周恩來總理等中央領導同志的支持下,我國科技界就抓住我國外交工作轉向的機遇,向歐美科技先進國家派出代表團訪問,打開了我國與西方國家科技交流的大門。1976年底,中科院還開始向西德派遣了個別留學生。

在中科院1978年招收的1000餘名研究生中,其中130餘人在入學不久經過外語培訓後出國留學。與此同時,科技系統和教育系統還選派了大批中青年科技骨幹赴歐美留學。這樣就開啟了20世紀末的中國留學大潮,使中國科技逐步跟上世界科技發展的步伐。

科技工作的撥亂反正也推動了我國科技體制改革的啟動。1977年7月,中科院黨組決定院屬各單位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所長負責制。這一措施在當時具有重要的積極作用,逐步扭轉了反右運動之後,全院長期存在的“外行領導內行”局面。在鄧小平等黨中央領導的支持下,方毅、李昌等同志認真調研了全院各單位科技骨幹的情況,逐步讓一大批優秀的科學家走上了各研究所的領導崗位。

為了更好地發揮科學家的作用,他們還積極謀劃和推薦科學家出任院級領導。1978年3月,中央任命李昌、周培源、童第周、胡克實、嚴濟慈、華羅庚、錢三強等人為副院長。其中,周培源、童第周、嚴濟慈、華羅庚和錢三強都是我國著名科學家。不久,錢三強還成為院黨組成員。這是1950年任命吳有訓擔任副院長之後,28年來中國科學院再次任命科學家副院長,意義重大。

1978年6月郭沫若院長去世後,方毅同志向中央堅辭院長職,雖經中央領導勸說就任了院長,但他和李昌堅持認為中科院必須實現由行政領導轉變為科學專家學術領導為主的體制。在他們的領導下,1979年中科院恢復了學部,選舉了新的學部委員,於1981年建立了以優秀科學家為領導核心的新體制,推舉化學家盧嘉錫出任院長,實現了中科院領導體制的歷史性轉變。

幾乎與此同時,全國各主要科研機構和重點高校,也逐步實現了由專家出任主要領導的轉變。至此,我國科技和教育工作的撥亂反正和恢復秩序基本完成,並實現了向新體制的過渡。

從籌備全國科學大會期間,黨中央一再明確提出“科技工作要走在經濟建設的前面”,到鄧小平在科學大會開幕詞中闡述“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著名論斷,也為80年代面向經濟建設的科技體制改革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隨著1981年黨中央提出了“科學技術必須面向經濟建設,經濟建設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的科技發展方針,我國的科技體制改革走進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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