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丁忧都有哪些规定？从《唐律疏议》来看唐朝对丁忧的规定
古代讲究“孝”，唐朝亦是如此。
唐朝统治者非常重视“孝”的社会功能，故大力提倡孝道。为了维护礼法的尊严，巩固封建秩序，制定出了《唐律》。通过《唐律》，唐朝统治者将礼法的道德规范界定为法律规范，以礼入律，用强制性手段来迫使官员遵守丁忧期间的行为规范。
根据《唐律疏议》记载，唐代违反丁忧行为规范的犯罪行为主要包括以下诸项，丁忧期间凡是出现以下行为均以刑事手段处罚。
禁居父母丧时释服从吉
《唐律疏议》曰:“诸闻父母若夫之丧……丧制未终，释服从吉徒三年”。
按唐代丧礼规定，子女应为亡故的父、母守丧二十七个月，如果守丧期间脱下丧服而穿上吉服，是谓“释服从吉”。“释服从吉”就标志着提前结束守丧，这种非礼不孝的行为严重违背了封建道德，因此处以徒刑三年的重罚。
唐高宗龙朔二年，“笑中有刀”、拥立武则天有功的宰相李义府丁母忧夺情起复。按礼制仍在丧期内，故朝廷“有制朔望给哭假”，这一天应穿丧服以尽哀思。但是李义府却“辄微服与元纪凌晨共出城东，登古冢候望，哀礼都废。由是人皆言其窥觇灾，阴怀异图”，但却无人敢于惩处其释服从吉之罪。
而唐宪宗时期，陆博文、陆慎余兄弟则没有这样幸运。兄弟二人因为居父丧“衣华服，过坊市”，被笞打四十，慎余流放州，博文被遣送回原籍居住。
由此可见，法由人定，亦由人行。如果失去了强有力的执行，再完美的规定也不过是一纸空文，无法发挥其应有的规范作用。
禁居父母丧时作乐、杂戏
《唐律疏议》曰:“诸闻父母若夫之丧…丧制未终…若忘哀作乐，徒三年:杂戏，徒一年，”
即使“遇乐而听”也要“杖一百”。唐律中的所谓的“乐”即:金石、丝竹、笙歌、鼓舞之类，无论自身作乐或是遣人作乐，都将徒刑三年。如果遇到有人奏乐而去听按律也要杖一百。
“杂戏”在唐律中是指樗蒲、双陆、弹棋、象博之类的游戏。官员丁忧期间要是居丧而游戏，则徒刑一年。
在唐代的史料中，尚未见到官员在父母丧期内因作乐、杂戏而受到惩罚的事例。但却有李唐皇帝公然违反此项制度。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去世，其子李恒继位，是为唐穆宗。穆宗继位后，宪宗尚未下葬便
“陈俳优百戏於丹凤门内，上纵观之。丁亥，幸左神策军观角抵及杂戏，日而罢”。
拾遗李珏上疏谏诤，但穆宗未予理睬，根本就不顾及礼仪的规定。
禁居父母丧时参与吉席
唐律规定:凡是居父母丧参与吉席者，杖一百。
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四月，驸马都尉于季友因为“居嫡母丧，与进士刘师服欢宴夜饮”，而受到“季友削官爵，答四十，忠州安置。师服笞四十配流连州”的处罚。
另外于季友的父亲于頔也因“不能训子”受到连累，遭到“削阶”的处置。比照唐律来看，这种处罚明显较重。但这也反映出唐代统治者对居丧如礼的重视，即使是皇亲贵戚也严惩不贷。
另外，仁井田先生所辑录的唐令中还有“虽有夺情，并终丧…不预宴”的记载。
这则唐令是对此前所引唐律的一个补充。此令明确了在夺情这一特殊情况下，守丧者应该遵循的行为规范。可见此条唐令不仅仅补充完善了唐律，更堵塞了一些夺情官员趁机违律的机会。
禁居父母丧时生子
《唐律疏议》曰:“诸居父母丧，生子…徒年”。
“居丧生子”是指:凡是二十七月内怀胎者，不论其服内出生还是除服后出生，均处徒刑一年。但如果是父母去逝前怀胎，二十七月内生子，则不予治罪。
在缺乏有效避孕措施的唐代，禁居丧生子就等于二十七个月内夫妻不能同房，这既有悖于自然规律，又不近于情理，故唐律又规定“其服内生子，事若未发，自首亦原”。
这种变通说明统治者也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其中的弊端，毕竟人口的增殖对封建国家和百姓家庭都有极大的益处。因此，唐律也就为这种现象开了方便之门。
至明代，朱元璋更是一针见血指出“古不近人情而太过者有之，禁令服内勿生子，朕览书度意实非万古不易之法。若果依前式，人民则生理罢焉”，从而废除了此条禁令。
尽管废除禁令是出于维护统治利益的需要，但这无疑也做了件合乎天理人情的好事。
禁居父母丧时别籍异财
《唐律疏议》曰:“诸居父母丧…兄弟别籍、异财者，徒一年”。
这条律文是指凡居父母丧未满二十七个月，兄弟就分户（别籍）或是分财产（异财），就要处以一年的徒刑。
惩治长期内分家析产者，一方面旨在保障以父权为核心的宗法制度稳定，协调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在家国同构的皇权体制下，维护了父权的权威，也就是维护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合法性。
禁居父母丧时嫁娶
《唐律疏议》中关于禁居父母丧嫁娶的禁令有三条:两条律文和一个疏议补充。两条律文曰“诸居父母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妾减三等，各离之。知而共为婚姻者，各减五等:不知者不坐”。“诸居父母丧，与应嫁娶人主婚者杖一百”。疏议补充曰:“与不应嫁娶人主婚，得罪重于杖一百，自从重科…其父母丧内，为应嫁娶人媒合，从‘不应为重’，杖八十”。
综上可知，唐代居父母丧嫁娶罪名有三居父母丧期间自身嫁娶、为人主婚、为人媒合（即说媒撮合）。
第一，自身嫁娶。如果是娶妻要徒刑三年；如果娶妾则减少三等，就是处徒刑一年半；如果对方知情仍与其完婚，其家长减罪五等，即杖刑一百；如果不知情，无罪。除此之外，凡是居丧嫁娶婚姻一律无效，强制离婚。第二，为人主婚。如居父母丧给应嫁娶者主婚，杖刑一百；为不应嫁娶者主婚，处徒刑。第三，为人媒合。凡是居父母丧仍然为人说媒撮合成婚者，依照“不应为重”罪，杖刑八十。然纵观有唐一代，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律令似乎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
《旧唐书》中即有唐中宗下诏禁“婚娶之家父母亲亡停丧成礼”的记载，可见当时居丧嫁娶的现象应当比较普遍。唐德宗时更是发生了张茂宗丁母忧迎娶公主的事件。不惟皇帝，居丧嫁娶在民间也很是流行。
由此而论，禁居丧嫁娶这一律令在现实生活中已名存实亡。
禁居父母丧时求仕
唐制规定居父母丧期间而求取功名官职者，按两等治罪。一为“冒哀求仕”，即居父母丧已满二十五月，未满二十七月而求取官职。此种行为按律处以徒刑一年。一为“释服求仕”，即服父母丧未满二十五月便求取功名利禄。此种行为要比照“释服从吉”，处以徒刑三年的重刑。
武则天时，张悰母丧未满，自己便请求起复官职。对这种明目张胆的丧中求官行为，并未见绳之以法，只是受到了“非名教中人，并是王化外物”的舆论贵。从这条史料可知，
禁居父母丧时逃匿解官
从魏晋以来，凡是官吏父母亡故，解官去职守丧三年。唐代也继承了此项制度，唐律规定“诸父母死应解官”。
为了能顺利实施，并在官僚系统中得到有效的执行，唐令亦重申了此条。据《天圣令复原》之唐《假宁令》载“诸丧，斩衰三年，齐衰三年者，并解官”。
从有唐一代看，这项制度执行得力，绝大多官员丁父母忧皆能解官去职。
史书中“以母丧解”、“丁父忧去职”、“丁忧去职”、“丁母忧去职”、“丁母忧去官”、“以母丧去官”之类的记载比比皆是。即使是夺情起复的官员也必须先解官，然后由皇帝下诏授予起复官职。
当然唐代通过匿丧、诈丧或者其他手段逃避解官的也不乏其人。
如御史中丞李谨度“遭母丧，不肯举发哀，计到皆匿之”；吏部主事高筠丧母，为了保住官职不肯“做孝”；唐代宗大历年间荆南节度使卫伯玉丁母忧，朝廷以王昂代任其职，卫伯玉为了保官“潜讽将吏不受诏”，最终朝廷只得“遂起复以本官为荆南节度等使”。
如果按照唐律这些行为都构成了犯罪，但在现实种种因素的制约下，却无法对这些人做出任何处罚。
结语：
以上八条便是唐律中禁止在丁忧期间出现的行为，其中尤以“居父母丧，自身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三项最为封建统治者重视，被列入了“十恶”不赦的大罪之中。
凡是触犯了这些罪行，遇到大赦也不在减免之列，贵族官僚也不能享受各种法定的减免特权（如议、请、减、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