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胡乔木传记，上面提到了吕叔湘和朱德熙先生合作的《语法修辞讲话》，我的记忆油然而生，我在家里的时候，家里也有一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语法修辞讲话》，我还收藏了起来。
这本书现在还在不在，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来济南之后，书都放在家里了。回家两次把书搬到济南，这本书没有带上。现在我租宿的房子里就没有这本书。
我也想就此买上一本收藏，但是，书买回来我也不一定能看，买不买没啥大意思了。
《语法修辞讲话》我在家是看过几遍的，但是收获并不是很大，原因还是我对语法修辞不大感兴趣，我在学校的时候就对语法修辞就不是学的很进去，下学在家的时间里，我是得什么书看什么书，唯一对专业书籍看不进去！
这本书也是推广西方的语法修辞的专业知识，什么“主谓宾定状补”的，我能说话，却被指责话说的不对，我又说不来是怎么回事，我只能憋气着。
现在我就能说上几句话了——因为中国地方太大了，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方言，有自己的说话方式，语法就是讲究一句话说完整，说顺溜，说明白，但是方言只是讲究说话痛快，沟通交流没有障碍，在语法讲究上就觉得说的不对，好像那么一说就像缺点什么东西似的。但是当地人都这么说，都能听得懂，都理解彼此的表达方式，如果照语法修辞上说的说话方法，估计当地人都会说这人说话“文绉绉”的，有隔阂感觉，就不是本地人了似的。
我有学习语法的心理障碍，我虽然通读了全本的《语法修辞讲话》，但是进步不是很大。我只是在书上看了许多作者收集来的那些流行小说的故事情节。
比如说《创业史》中的一段，某女和梁生宝委婉的说她要去进工厂了，底下的意思是要梁生宝赶紧上门求婚，但女方说话方法错了，让梁理解成了“自己高攀不起了”，本来一脑门热火心思，一下子就心凉半截，只能说——那好嘛，那好嘛，那是进步了！
两个人都弄反盆子了！
我看到此处大笑不已。我觉得换个说法就不会有这样的误会。
书作者怎么说的我就没记住。
我理解力有限，我看书都是从书上看热闹，看故事情节，至于人家主要交待了什么重点，我真没看进去。
这本书，我都忘记脑后了，这一回看到传记中提到这本书，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这本书。
我也又记起来了:我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在临近上考的时间里也看了一本吕先生写的语法修辞的书，书是我小学同学林慧的，她和我是一个村里的，但我们接触不是很多，因为是男女生的原因，交往还是要有一些避讳的。
她的亲戚彭克胜也在班里学习，还和我同桌，林慧看语法修辞书，彭也想看看，林就把书借给彭看了。彭哪里会看这本枯燥乏味的书，他就是想和林增加接触的机会罢了。
于是，也就成全了我，我看了前面几章，就决心看下去。
彭管我要书，他要把书还回去。他说书是林的。
我就和彭一起去和林说——能不能把书借给我看两天？
林答应了。
于是我放学在家里的时候就看这本书，我感觉这本书比《语法修辞讲话》写得好，作者也说是在《语法修辞讲话》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更新。
看了好多天以后，我才把书还给林。
但我没有在书上学到什么语法修辞方面的帮助。
我看书还是看我想看的部分，不想看的就是给我什么奖励也不会看的。
我下学在家的时候，除了找出来这本《语法修辞讲话》，就是又找出来一本繁体字的吕先生的讲文章写作的书，其中讲了一篇文章的好坏，当时我就看不出来文章的好坏，不明所指，自己也很糊涂，不知道吕先生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现在我就知道了——写文章是要有目的的，不能只是刻意的、麻木的描述现实，还要有宣传的功效，当年新中国刚解放，百废俱兴，旧气象还没完全消失掉，如果不在宣传上给老百姓一点鼓舞，老百姓也不会有心劲儿跟着政府搞新国家建设。
吕先生的这本书可以说是受了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影响，写文章就是要为政治服务，不可能有超阶级、脱离阶级性的写作。
我当时没有看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现在经历了许多年的写作养成，多年媳妇熬成婆，我也明白了文学是有阶级性的，每一个写作的人说他能保持中立性写作，不偏不向，是那都是在说神话，只要他有话要说，就一定有倾向性的。
以前是什么书都看，以后是什么书都买，现在买书都是挑自己想看的书买回家。
我一边看了一边收藏，我这辈子看不完这些书，我就想留给后一代人长大了继续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