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火未重生”：浅谈夷陵战败对蜀汉政治的三重影响

夷陵之战是推动三国形成的三大著名战役之一。相比于助力曹魏统一北方的官渡之战与奠定南北对峙格局的赤壁之战而言，夷陵之战对天下三分局势形成的推动作用更为直接，其影响之深远集中体现在战后蜀汉政治的重新调整上。

作为三国时期孙吴政权与蜀汉政权的唯一一次战场交锋，夷陵之战由蜀汉伐吴而起，又由蜀汉大败而止，其失败的后果自然也要由蜀汉来承担。夷陵之战中，蜀军主帅刘备放弃水陆并进的战术，选择“舍船就步”，在夷陵“傍岩就树”，共扎四十多营，连绵七百余里，声势浩大。吴军主将陆逊以火攻击之，使四十多营具破，蜀军全面溃败：

“破其四十余营，备将杜路、刘宁等穷请降，备升马鞍山陈兵自绕，逊督促诸军四面整之，土崩瓦解，死者万数。备因夜遁，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备大惭患曰：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邪！”（卢弼《三国志集解·吴书·陆逊传》）

一场烧在夷陵的大火给蜀汉带来了一场人力、物力和财力的空前损耗，清朝学者王夫之评价夷陵战败后的蜀汉是: “国之精锐，尽于夷陵”。然而，尽管战场上的损耗十分巨大，但夷陵之战对蜀汉政权的影响却远不止于此。这场烧尽七百里连营的大火不仅烧在了战场之内，更是延伸到了战场之外。夷陵的战败迫使蜀汉进行了国家大政方针的全面调整，其对蜀汉政权的后续影响贯穿于整个后三国时代。

由因见果：夷陵之战爆发的原因

关于夷陵之战爆发的原因，多数人都持有刘备为结义兄弟关羽报仇的观点。关羽守荆州而北伐曹魏，在与魏军交战时却被吴国大都督吕蒙白衣渡江袭了后方，最终败走麦城惨遭俘杀，刘备与关羽亲如兄弟，自是要为其报仇，故而起兵伐吴。正如清代学者陈龙川所认为的那样：

“关羽既就戮，备不胜忿，遂大举以求复其仇，而不知魏者国家之深仇，非特一关羽之比，吴者一家之私忿，犹有唇齿之援也。”（《陈龙川文集》卷五）

持此类观点者皆有一种刘备过于感情用事而不听诸葛亮之劝最后痛失好局的叹息之感，虽说情真意切，却也有失偏颇。战争之事关乎两个国家与千万子民，并非个人情感所能左右。以夷陵之战论，蜀汉举全国之力征伐协同抗曹的盟友孙吴，若仅是为了给关羽报仇，即便大仇得报，失去盟友的蜀汉又怎能独自对抗实力强大的曹魏呢？因为意气用事而举国兴兵显然不符合曹操对刘备人中之龙的评价：

“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三国志·先主传》）

且刘备起兵伐吴是在蜀汉章武元年 (221年) 七月，彼时距离关羽遇害已经过了将近两年。一个起于微末，戎马一生的六十多岁老政客显然不会因为个人感情而置多年基业于不顾。为弟报仇或许是战争兴起的一个因素，但夷陵之战的主因却不在关羽而在关羽所失的荆州。

荆州是三国的军事重镇，无论是在地理位置上还是战略意义上对吴蜀两家都至关重要。于蜀汉而言，早在诸葛亮未出天下之时就向刘备献上《隆中对》阐述荆州重要的战略意义：

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三国志·诸葛亮传》）

对于蜀汉来说，荆州是《隆中对》中诸葛亮向刘备提出的战略重地，若夺了荆州不但可以在荆州休养生息，还可伺机从荆州出兵逐鹿天下，荆州是蜀汉进退有据的根据地。

与蜀汉相同，荆州对孙吴也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荆州位于扬州上游，是抑制孙吴的咽喉之地，孙权早就明确表示，若失荆州, “便不能有吴国”。鲁肃在给孙权献“鼎足江东”之策时也强调：

“夫荆州与国邻接，欢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陇，有金城之固……此帝王之资也。”（《三国志·鲁肃传》）

荆州即是蜀汉逐鹿天下的根据地也是孙吴自保图强的大本营，吴蜀之间对荆州的争夺自赤壁之战打败曹操后就一直处于胶着状态。原本按照双方的约定，势单力孤的刘备在与孙吴同盟打败曹操后，荆州应归孙吴所有，但刘备集团却用尽心思与孙吴周旋，占据了荆州的一半，这就是《三国演义》中著名的“借荆州”。孙吴“出借”多年的荆州最终在击败关羽之后完全收了回来，刘备发动夷陵之战就是为了占据夷陵并以其为据点重取荆州，以保障蜀汉的《隆中对》政略得以继续执行。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夷陵之战起于吴蜀之间在荆州问题上的政治冲突，战败的结果也以荆州为中心对蜀汉政治产生了领土丧失、政略修改和战略固化的三重影响。

直接影响：荆州归吴，蜀汉失去了对荆州最后的倔强

夷陵的战败使蜀汉放弃了对荆州的争夺，开始主动承认荆州属于吴国。蜀汉放弃荆州的标志性事件就是蜀汉建兴元年（223年），已然辅佐幼主，主持蜀汉军政的诸葛亮派遣邓芝出使吴国，向孙权上呈到：

“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质于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不从命，则奉辞伐叛，蜀必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卢弼《三国志集解·蜀书·邓芝传》）

邓芝此言无疑向孙权提出了两个明确的信号，首先就是想要重修旧好，继续贯彻“吴蜀联盟，共抗曹魏”的策略，不要因为夷陵之战的不快影响两国的关系。其次，邓芝阐明吴蜀二国共有四州之地，即当时两国共占的的荆州 、扬州 、交州和益州，但是其后在强调两国抵御魏国的天险时却只说“蜀有重险之固”所谓“重险”即指蜀汉外有斜谷 、骆谷 、子午谷之险，内有剑阁之险。这“四重保险”都处在益州之地，显然邓芝已明确表示两国的四州之中蜀汉只占益州，包括荆州的其他三州都是吴国的。孙权对此的回答是:

邓芝是诸葛亮派遣的使节，诸葛亮集蜀汉军政大权于一身，邓芝的话自然代表了蜀汉的态度。邓芝访吴后，孙权亦派遣使臣张温回访蜀国，两国互交国书，张温在国书中再次强调“吴国勤任旅力，清澄江浒。”“江浒”就是包括荆州的长江流域。蜀国也同意了这份国书，双方约定“永结同好，平分天下。”与此同时，蜀汉另一位托孤重臣李严也接到了新的调令，他被调离攻打荆州的前哨阵地永安，接替他的是名不经传的将军陈到。凡此种种，皆可以确定，夷陵战败、刘备逝世后，蜀汉显然将荆州当成了与孙吴重修旧好的政治筹码，对荆州的政策从多年的胶着不让转为主动放弃。夷陵之战的发动是刘备为夺回荆州最后的倔强，而随着夷陵战败，蜀汉对荆州多年的执念已然迫于形势而消散,蜀失荆州，已成定局。

深度影响：国策调整，蜀汉对《隆中对》政略的修改

荆州对于蜀汉而言意义重大，夷陵战败失去荆州并非只是失去一块争夺多年的土地那么简单。荆州的失去，迫使蜀汉对多年贯彻的《隆中对》政治方略进行重新调整。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为刘备指明了一条“大业可成”的坦途：

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三国志·诸葛亮传》）

“隆中对略”给刘备定下的平天下策一共分三步，首先就是占据荆州和益州，取得立足之地 ;其次就是内修政理，外图邦交，伺机而动；最后就是等 “天下有变 ”时从荆州与益州出兵，以钳形姿态从东西两路夹击中原。《隆中对》 对当时的天下形势、对群雄割据局面的突破点以及具体行动方案的分析无疑是合理的，故而蜀汉多年皆以《隆中对》为政治、军事行动的指导方略。刘备占益州、图荆州就是为了搭建两路夹击中原的钳臂。但《隆中对》却忽视了一个关键点，荆州固然对蜀汉十分重要，但是对孙吴的战略意义也是不遑多让，两方之于荆州必会发生冲突。《隆中对》中一方面强调蜀汉要占据荆州，另一方面又说“外结好孙权”，这便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就有了刘备时期蜀汉和东吴之间的相爱相杀。

夷陵战败的一场大火将荆州彻底从蜀汉的版图上烧尽，为保住多年谋划的东西“钳形”攻势，蜀汉对《隆中对》政略进行了调整。在荆州归于孙吴的情况下，蜀汉将东路进发的主动权交给了孙吴。夷陵战败后邓芝出使吴国时便与孙权达成了共识，邓芝对孙权说：

“夫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如并魏之后，大王未深识天命者也 ,君各茂其德 ,臣各尽其忠，将提抨鼓，则战争方始耳。”（卢弼《三国志集解·蜀书·邓芝传》）

邓芝的话显然在告诉孙权，天下一统是必然要发生的事，但最后实现一统的只能是蜀汉和孙吴两方之一，而他们两方的争夺要等共同击败曹魏以后。邓芝出使的成功与吴蜀后期多年的修好表明东吴已然有了出兵伐魏的口头承诺。至公元229年，孙权称帝，蜀汉前去祝贺时，蜀使陈震又与东吴签订了具体的盟约：

“自今日汉 、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讨魏贼,救危恤患 ,分灾共庆,好恶齐之,无或携贰。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土,无相侵犯 。”（《三国志·吴主传》）

从口头共识到城下之盟，蜀汉对《隆中对》政略的修改已然明显。《隆中对》中原有与孙吴交好的政策没有变，东西两路钳形夹击中原的政策也没有变，但占领荆州的政策却因夷陵战败不得不放弃，荆州归于孙吴，从荆州东路出击的钳臂只能由孙吴来组建。蜀汉以外交调整将东路主导权交予孙吴，原有荆州和益州共同经营的政略也被迫调整，在整个后三国时代，蜀汉政权一直在经营益州，致力北伐，全力搭建西路进击中原的另一条钳臂。

持续影响：战略固化，五次北伐皆以陇右地区为目标

荆州和益州是蜀汉必争的东西两处战略重地，但刘备此前显然过渡重视对荆州的争夺而忽视了对另一条西路“钳臂”的建造。自公元208年赤壁之战以后，刘备便陷入了与孙吴之间的荆州之争。直至公元211年底才开始进军益州，在214 年夺得益州后又没有立即北上夺取汉中和关陇地区，去经营《隆中对》中从益州出秦川的西路战线，反而又于215年的夏天发兵荆州。乘着孙刘在荆州周旋的空档，曹操于215年平定了马超、韩遂，彻底稳固了在关中的势力。而蜀汉长期周旋于荆州的结果确是夷陵的一场大火，多年的国力积累被一下烧的干净。

“昔先帝不取汉中，走与吴人争南三郡。卒以三郡与吴人，徒劳役吏士，无益而还。既亡汉中，使夏侯渊、张郃深入于巴，几丧一州。后至汉中使关侯身死无孑遗; 上庸复败 ( 指刘封、孟达叛蜀) ,徒失一方 ……故前后数丧师众也。”（《三国志·廖立傅》）

夷陵战败后，在失去荆州的直接结果下，蜀汉只能用心经营西路，但彼时的西路战场却已然因为错失良机，处于蜀汉国力耗尽与曹魏后方稳固的困局之中，进军难度之大直接影响到了诸葛亮北伐战略的制订。诸葛亮在首次北伐反对魏延的“子午谷奇谋”时，详细阐明了他的北伐战略：。

“ “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三国志·魏延传》）

步步为营是诸葛亮的北伐方式，夺取陇右就是诸葛亮北伐的直接目标。纵观诸葛亮五次北伐，每一次都是围绕着陇右进军。

五次北伐皆围绕陇右地区而进军，并不是因为诸葛亮对陇右地区有什么执念，也不是诸葛亮不懂变通，夷陵战败是一条很重要的催发因素。夷陵战败后，随着国家政略的调整，蜀汉北伐的战略已然僵化，兵图陇右是兼顾恢复国力和逐鹿天下的最稳之策。由于前期对荆州的大量投入蜀汉国力丧尽，陇右地区是有汉以来著名的粮食产地和战马产地而且民风彪悍，尚武之风浓厚，诸葛亮进攻陇右就是为了为蜀国夺取足够的粮食和人口进而训练骑兵，改善蜀汉步兵为主的军种，让蜀国恢复逐鹿天下的国力。且曹魏趁吴蜀争斗之际，早已稳固后方，在长安 、陇右建立了两个军事据点专门对付北上的蜀军。蜀汉只有先夺取陇右，切断魏军右臂,巩固汉中至陇右一线 ,才能安心向长安推进，诸葛亮后的姜维九伐中原，也是以陇右为中心。夷陵战败激发了蜀汉长期积累的内外矛盾，对蜀汉的影响直接持续到了其在整个后三国时代的战略布局。

结语：凤凰浴火，未见重生

夷陵之战导致蜀汉由原本的东西两路主动趋势转为被动的孙刘结盟，三分天下形势由此确立。从失荆州到调政略再到限制北伐其影响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整个过程中也体现了蜀汉政权在后期的努力调整与适应。中国自古就有凤凰涅槃重生的典故，《广雅》中就有记载说神鸟凤凰栖于梧桐之上，每五百年自焚一次，第二日重生，第三日羽翼丰满，清啼而去。重生是为了比过去更好，夷陵之战中一场七百里的大火烧尽了蜀汉多年的积累，进而产生了由战争失败引发的多重影响，而夷陵之后的蜀汉在诸葛亮的引导下也试图对战败的损失进行全力的修补，失荆州则结盟，政略止则修改，国力弱则图强，试图进行一次浴火后的重生。